經濟學家眼中的經濟問題
吳敬璉批4萬億致鬼城頻現投資驅動經濟增長已到盡頭
2013年07月09日16:15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網作者：吳敬璉
吳敬璉：推進改革對中國性命攸關
6月下旬金融市場發生「錢荒」波動之後，網絡上對貨幣當局對流動性的把握的評論出現了很大的分歧。大多數經濟學家們從長期進行分析，認為中央銀行沒有什麼錯。但是，也有許多網上的評論認為在出現了錢荒的時候，作為最後貸款人的央行在十多天的時間裡不施加援手，是政策上的失誤。
在發生了短期性流動性短缺的時候，央行在什麼情況下應該出手，是可以討論且應該總結的。但是我覺得對中國來說，我們所面臨的主要是長期問題。所以，如果僅僅把我們的關注點放在短期貨幣政策的操作上，可以靠央行「放水」渡過這一次危機，可是由於沒有消除產生危機的根源，隨時還有可能爆發新的危機。在我看來，這樣有可能會放大危機，這就不是中央銀行所能解決的了。問題的根源，在於我們的經濟增長的模式發生了問題。
經濟增長模式問題的提出已經很久。早在1995年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的時候，中共政府就提出要解決這個問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依靠投資的粗放發展到依靠效率提高的集約發展的「轉型」。之後的五年計劃和規劃業都有提到，但始終沒有解決，並變得越來越嚴重。
粗放增長在宏觀經濟層面造成的問題，是貨幣超發、債務積累，最後導致宏觀經濟波動和增長減速。由於沒有從根源上解決問題，每次問題發生以後，採取的措施就回到老路子，用增加投資的老辦法來拯救經濟。於是，最近5年來問題就變得越來越嚴重。從最微觀的層面看，就是我們的資源短缺和環境破壞變得越來越嚴重，以至於現在維持人類生命的最主要的幾個物質條件，包括空氣、水和土壤都發生了問題。
宏觀經濟出現的問題，是由於債務積累，企業、地方政府甚至整個國家的資產負債表的槓桿率過高，以致常常出現或大或小範圍內的償債問題。而宏觀經濟每次出現這類問題，慣常的辦法是採用所謂「中國模式」，也就是威權主義的強勢政府去動員資源海量地投入去救市。例如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後，2009年用4萬億投資、10萬億貸款，把GDP增長率拉到8%以上。當時有些人覺得非常得意，說我們率先走出了危機。實際上這是飲鴆止渴的辦法，它不但沒有降低槓桿，相反進一步槓桿化了。
問題在於即使這種辦法也愈來愈不靈了。4萬億計劃把經濟拉起來，只維持了不到一年，經濟增速就開始連續5個季度下降。去年5月以後，許多地方又通過政府融資平台，通過各種各樣的表外業務、城投債，募集了巨額資金投進城鎮化建設。例如西部地區某省的經濟正在起飛，近幾年每年的基本做法，是依靠作為「發動機」的政府和作為「助推器」的市場，用海量投資拉動兩位數以上的增長。這個省前年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是本地GDP的94%，去年則是本地GDP的114%。根據它的計劃，今年的投資將是本地GDP的120%以上。
而一個沿海的地級市在去年第3季度提出「大干100天，大投資、大建設、大發展」的口號，組織了18個城投公司，融入巨額資金，進行大拆大建，希望以此來保持經濟繁榮。採用這樣的方式，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槓桿率就變得愈來愈高。
這些投資中相當一部分是報酬率很低、甚至沒有回報的，還出現了一些所謂「死城」「鬼城」。這樣，羅伯特·索洛過去講的投資回報遞減的問題就非常明顯地表露出來了。去年下半年的大規模投資，只是把第四季度GDP增長率拉起來0.9個百分點。到了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速又下來了。所以，舊的增長模式和用強勢政府海量投資支撐高速度增長的發展路線已經走到了盡頭。
另一方面，在槓桿率很高的情況之下，一有風吹草動，某種偶然的原因就會引發資產負債表的危機，也就是局部的資金鍊斷裂傳導到金融市場的其他部分，引發系統性危機。現在網上議論得比較多的一種可能的危險，就是如果美元走強，熱錢較大規模地流出，會不會發生像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0.00%]危機那樣的問題？這使人很擔心，只要基本的問題沒有解決，一個小火花就會引起嚴重的問題，而這類因為偶然的因素幾乎是防不勝防的。
那麼是不是危機就不能防止呢？當然不是這樣。這取決於我們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經驗已經告訴我們，根本的問題在體制，根本的出路在於改革。
本世紀以來，改革先是放慢，後來在某些方面倒退。於是就出現了對所謂「中國模式」的宣揚。據「中國模式」的宣揚者說，這種模式的主要特點就是擁有一個威權主義政府，由強勢政府而不是市場來動員資源、配置資源，支持高速增長。如果這種體制不改變，粗放的發展路線以及資產負債表的高負債率和高槓桿率都是很難改變的。
十八大確定要全面深化改革。現在中國正處在這麼一個準備全面深化改革的時機。大家期望，能夠按照去年11月十八大和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能夠在今年的三中全會上，制定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線圖。
不過我估計，對於一些基本問題，比如我們到底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經濟，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在國民中，特別在官員中，存在的意見分歧還需要通過自由和切實的討論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這種討論的結果和據以確定的路線圖是不是正確，它的安排是否妥當，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性命攸關。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張維迎：如果政府不逆轉國企主導經濟中國將無法增長
2013年04月08日02:42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作者：盧麗濤
張維迎認為，中國經驗表明只要存在國企壟斷，民企根本不可能占據競爭主導地位，因為國企總是得到特別優惠的政策和特權
政府和市場，這一對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博弈的邊界在哪裡？在轉型經濟體中，政府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國有企業的貢獻和作用應該如何評估？如果創新是未來增長的重要動力，那麼制約創新的因素有哪些？
在2013年博鰲亞洲論壇「政府與市場——新環境、新思考」分論壇上，作為「市場邏輯」的支持者，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的言論很尖銳，他說：「過去10年，國有企業越來越強大，政府干預越來越多，這是很大的問題，如果政府不逆轉國企主導的經濟，中國將無法繼續增長。
但與之呼應的是，來自法國的聖戈班前董事長、拉扎德董事Jean-Louis Beffa認為，不可低估國企的成就和貢獻。
香港財政司原司長、現任黑石集團高級董事總經理的梁錦松也認為，在一些核心領域需要有國企主導，國企的屬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對其監管，並進行公司化治理。
增長靠政府還是市場？
當歐美還籠罩在經濟危機的陰霾中時，世界將增長的期望放在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身上。如果想要繼續保持穩定增長，政府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張維迎表示，外界對中國的經濟成功存在一個誤解，認為中國的成功是由於中共政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是因為國有部門特別龐大，這種情況必須加以逆轉，中國成功是因為政府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小，國有部門越來越小，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張維迎說，過去十年中國保持了高增長，因為前二十年改革紅利的積累持續影響了這十年，但今後十年中國必須繼續市場化、放鬆管制，縮小國有企業。
「要讓市場發揮作用，同時中國需要法治，否則不可能有真正有效的市場。」張維迎說，如果國有部門非常龐大，或者主導某一些產業，我們就不可能有公平的競爭場所。
相對於張維迎的「市場邏輯」，也有一些觀點認為，不可忽視國家的力量。
法國電力財務長Thomas Piquemal認為，中國、韓國、德國取得令人矚目的高增長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國家資本主義可以進行長期規劃，而非短期投資主義，而德國國家資本主義就是長期規劃的好例子。
長江商學院院長項兵稱，過去中國取得成功有兩個因素，一個是國家資本主義，一個是民營企業，而中國的未來取決於民營企業的發展。
項兵說，我希望看到精英治理，使最好的人參與到政府治理中。同時政府的權力應該削弱，否則就會有腐敗，有收入不平等。
作為企業界人士，微軟公司全球資深副總裁張亞勤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經濟發展需要政府的頂層設計，但真正的運行和細節要靠市場規律。這兩種必不可少，沒有頂層設計會效率低下，如果有了規劃，政府什麼都管著，也很難實現經濟發展，最終還是要靠市場，靠企業，靠創新的力量。
「對於新興經濟體而言，如果要有好的市場經濟，需要的是合格的監管者或能夠發揮促進性作用的政府。」印度工商聯合會會長、滙豐銀行印度董事長Naina Lal Kidwai說。
國企問題在於治理和監管？
一方面是對市場的推崇，另一方面，有觀點認為，政府的力量和國有企業的強大支撐了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
這一觀點得到Thomas Piquemal的支持，他說，以前我以為國企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實際上我非常驚奇地看到中國國企現在扮演著更為積極的角色。
「所以，如果要增加市場競爭的話，不一定非要削弱國企的作用。」Thomas Piquemal說，應該找到一個適當的平衡，使得國企和私企都不能夠把自己的利益當成公司的利益，而成為真正為公眾服務的實體。
Jean-Louis Beffa也認為，不可低估國企的成就和貢獻。他說，中國國資委領導下的一些公司，如電力、核電行業的公司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公司之一，同時，中國國企的管理越來越國際化，也在促進更多創新。「如果想和國際上的大企業進行競爭，成為國際市場上的大角色、大塊頭，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國有企業才行。
梁錦松表示，在一些核心領域需要有國企主導。比如金融領域應該存在國有銀行，香港就是由於沒有一個特別強大的本地銀行，使得在一些政府需要進行干預的關鍵時刻難以下手。
梁錦松說，他個人支持自由市場，但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改變了政府作用的定義，政府也能夠積極促進市場，用適當的政策對經濟進行調節。
「中國國企的問題不在於其屬性問題，而在於國企如何進行治理，如何實現監管。對於國有企業來說，一旦上市需要有一些獨立董事進入董事局，按照市場經濟模式進行管理，同時要確保國企不會受到政府不恰當的干預。」梁錦松說。
Naina Lal Kidwai支持梁錦松的觀點，她說，雖然自己是市場經濟的支持者，但政府以及董事局作為監管者的角色非常重要。
她舉例說，15年前，印度銀行業100%由國家擁有，目前，印度的銀行體系中70%國有，但印度銀行業還是非常成功，主要原因是擁有好的監管框架，並且很少受到政府因素的不良干預。
但張維迎並不同意上述觀點。他說，有三個可怕的錯誤理論：第一，所有權沒關係，只要我們有競爭，只要有很好的監管。第二，所有權沒關係，只要有很好的治理。第三，民營企業也可以成為壟斷企業。
張維迎的理由是，中國經驗表明只要存在國企壟斷，民企根本不可能占據競爭主導地位，因為國企總是得到特別優惠的政策和特權，不可能有合適的定價，不可能有合適的政策或者規則。同時，在中國國企很難進行市場化治理。
「我也是一家國企的獨立董事，很明顯政府總是有這樣的權威來指定一個CEO、總裁或者董事長。他們的薪酬不是按照績效給予的，CEO或董事長基本就像政府官員一樣。如果沒有政府支持，沒有一個私企可以成為行業的壟斷者，這和西方不同。」張維迎說。攝影記者/吳軍
周其仁：拖延改革永無寧日
2013年07月02日09:45
來源：21世紀經濟作者：周其仁
原本從本期評論開始，轉向宅基地的經濟分析，題目也寫好了。不料讀到《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賀莉丹發自雲南玉溪的報導，「雲南鯖魚灣征地風波奇怪的補償標準引村莊風暴」（見21世紀網，2013-06-10），決定插入一篇短評，對我國農地制度延遲改革造成的困局，再說上幾句。
故事發生在雲南省江川縣路居鎮的下營村。從地圖上看，下營村地處撫仙湖的鯖魚灣湖畔。作為我國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泊，撫仙湖海拔1700多米，面積216平方公里，平均深度95.2米，最深處158.9米，湖水容量206.2億立方米，總蓄水量相當於12個滇池，或4.5個太湖。撫仙湖形如一個倒置的葫蘆，北部寬而深，南部窄而淺，中呈喉扼形。《徐霞客遊記》寫過的：「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渾濁，惟撫仙湖最清。」
更有網友引嘉靖年間楊升庵贊撫仙湖之佳句：「只少樓台相掩映，天然圖畫勝西湖。」看來這位清朝才子真有點預見力，經濟搞起來之後，果然少不了沿湖修建樓台之舉。據記者報導，幾年前江川縣政府就引進了一個計劃投資400多億的高端旅遊項目。下營村在撫仙湖那個葫蘆腰的腰眼附近，「位置資產」優越無比，理所當然成為項目第一期的所在地。
本來土地資產增值，是一樁好事。可是沒有好的遊戲規則，好事也難得好報。這不，如此美輪美奐的建設項目，居然鬧到「在2011年和今年2月兩次引發群體事件和暴力衝突」，「因種種衝突，近兩年來，鯖魚灣的仙湖錦繡工地一直處於停工狀態」，連當地官員都感嘆「現在每天回鎮政府上班我都有點害怕」的地步。
鯖魚灣征地風波的起因，不是常見的村民對征地及補償標準有意見，而是當事人因征地補償怎樣在村民之間分配，鬧起了糾紛。問題也不是常見的少數村莊權力人物，利用「代理人」的特殊地位侵犯多數村民的利益。那類問題，解決之道是公開信息，增加村民對村莊公共事務的參與和監督，制約村長的權力。
問題是，即使把「村莊民主」搞得有點模樣，也還會遇到力有未逮的情況。下營村的新聞就提供了這方面的一個實例。請看報導，把這個本來美輪美奐、將來有望更美輪美奐的地方，搞得好幾年誰也不得安生的，直接起因居然就是一個公之於眾、村民有權討論、有權表示意見的征地款的分配方案。
下營村鬧將起來，起於2010年11月3日公布於玉溪市江川縣路居鎮政府官網的《「雲南江川仙湖錦繡」項目征（租）地費分配指導意見》。據記者調查，引起村民意見分歧最大的，是該指導意見中的如下條款：「涉及本組被征（租）土地的承包群眾，根據實際情況按1987年土地承包台帳（工分）進行分配。」
這一句，非細讀不能懂。第一，雲南直至1987年才分田到戶。此前，人民公社按工分來算社員的工作量和勞動報酬，那時，10歲以下村民記6分，10歲以上的記10分。第二，所謂按工分制分配征地補償的方案，就是把全部征地補償款劃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人頭費，即按當地政策能享有土地分配的人頭數來分配，占總補償款的30％；第二部分為土地費，以該村民小組的總工分數來分配，每戶再按所持有工分數分配補償款，占總補償的70％。
準則有點抽象，加上例證也許容易明白。不過我要把記者寫下的例證略為改一點，以下凡是引號內的都是報導里的原話，順序有調整，而未加引號的則是我添加的「過門」：
若「被征地的一個村民小組」「共獲1200萬元的土地補償款」，再假定該村民小組「有100畝水田、700位具備領取土地補償款資質的村民，其中350人擁有1987年土地承包時分到的共5000個工分」，那麼就把這1200萬元分為兩部分，「其一人頭費，為700位村民共享，不管有地無地，只要符合政策，均有人頭費，這樣每位村民領取的人頭費占土地補償總款項的30%，共計360萬元」，即人均分配5143元；「其二為土地款，僅為有工分有土地的村民所有，這部分占土地補償總款項的70%，共計840萬元，除以村民小組工分總數，約合每個工分1680元，各戶按持有工分數享有此部分所得」。
簡單理解，這裡有兩套補償準則。一是國家依照被征土地的數量，定下付給集體的征地補償總數；二是集體得到的補償款，如何在村民之間分配。例證里那1200萬元的總補償額，是國家依照被征土地定下的（也就是上引玉溪市規定，水田每畝補償12萬元，旱地（含果園）每畝6萬元）。但這1200萬元到了集體內部，卻不再按各家被征土地的數量、質量來分補償，而是部分按人頭，部分按1987年的工分數來分配。各家實際獲得多少征地補償款，由各家的人口數，以及各家1987年持有的工分數決定。
就這麼一條規定，激起了報導所說的「兩次村莊風暴」。先是方案公布後，「帶著種種疑慮和不滿，村民們多次以上訪形式向路居鎮、江川縣政府表達對按工分制分配土地補償款的反對意見，但無果」；「此後，矛盾趨於激化。在2011年，因上述按工分折算征地補償受到抵制，在鯖魚灣被徵用土地附近的農田裡，一批身著迷彩服的人曾與當地農民發生肢體衝突。」「到了今年2月，衝突再次爆發，」「最緊張時，在鯖魚灣附近曾駐紮上千警力（一幹部稱「當時只出動了數百名警力，」並「親眼目睹有幾位村民在鎮政府毆打兩名警察，把警察打得住了醫院。」）
回到衝突的源頭，即征地補償的兩步法。第一步按地補償，要有糾紛也不難釐清癥結所在，無非涉及被征土地的量、質、價，面積丈量可以覆核，水田旱地不難區分，補償標準是高是低，也總可以一議再議。但到集體內部的分配，搬出一個1987年人民公社的工分法，聽都不容易聽懂，實行起來連貓膩何在也搞不清楚，為什麼要繞這麼大的一道彎？
我們還是不要急於拍案大罵當地的官員蠢，因為事出有因。還是細讀為上：「為什麼採用工分制分配方案，而不是直接套用玉溪市按土地面積補償的政策？」對此，當地鎮政府的一位官員回應：「這主要是考慮到張營村的特殊情況，因為在1987年8月20日之後出生的張營村村民與此時段後嫁入征地村落的女性，都沒有工分也沒有田地，而這部人在張營村所占的比例很大——在張營村被征地的約2200名村民中占到了51.7%。」
不妨再聽聽他的擔心：「這種情況下，如果搞一刀切，直接套用市里按畝計算補償的標準分配補償款，就會造成嚴重的不公平，一方面過半數村民拿不到一分錢，另一方面有些違規亂開荒、亂開墾，占了不少地的人卻能拿到幾百萬的補償。所以我們覺得按工分來分配是經過反覆權衡的，是顧全大局，最大化地保障公平。」
這正是改得半半拉拉的集體土地制度留下的一條長尾巴。講過的，承包到戶的土地仍為集體土地，而「集體」經濟的性質就是地緣化的公有制，權利主體不但包括已經生下來的成員，而且包括永遠沒完沒了、將來還可能增加的人口。正是此種經濟屬性，讓「集體成員」有相應的權利訴求——你們前面的成員把土地承包了，我來了，也是成員吶，怎麼可以沒有地？
下營村的情況比較誇張，全村一半以上人口是1987年以後新添的，沒有參加1987年的土地承包，如果按誰家承包的土地被征就補償誰家，如何擺得平？讀者當記得，我寫過成都人借用一種當地麻將叫「血戰到底」的，描述集體土地制下產權流轉與補償的困境吧？這裡是雲南下營村的「血戰到底」，誰也不能從此類遊戲中輕易抽身。
對任何遊戲規則，都贊成好辦，都反對也好辦，就怕一部分贊成，另外一部分絕不接受。看來要下營村採用1987年工分法來分配征地補償的方案，就收到這令人絕望之效。1987年以來的變化，各家各戶情況不同，增人多的戶有一個利益核算，增人少的戶有另外一個核算，張家之得補償不了李家之失。各位不妨設想一下：要是鎮政府宣布廢除1987年的工分法，轉回來按各家被征土地分配補償，將會怎麼樣？我的猜測是，一部分村民滿意了，換另一部分村民去上訪。
報導提到了一位三農問題專家對此案的評價：「鑑於中國現存的農村『分田單幹制』遺留了很多歷史問題，路居鎮的做法是選擇回到『起點公平』模式，可以理解。」不過這位專家接著又表達了如下意思：「近30年前實行的工分制原則，反映不出勞動力和人口的變化，也並不能真正解決當地的衝突和矛盾。但按玉溪按畝計算補償的標準操作，又將使沒有享受到1987年分田政策的人再次被補償政策排除在外，也不公平。」
不知道記者的轉述是不是準確。我只是質疑這個意見是不是把解決問題的方向整反了？要是把土地產權完全置換為人人享有的「人權」，那下營村征地補償的辦法似乎就應該是把總補償款除以總人口，然後數清楚各家的人口，按人放發便是。那樣一來，土地的所有權、長久不變的承包權、以及正在發育的轉讓權就統統失效，相應的行為邏輯也失效，因為一旦轉向數人頭分福利的方向，相應的行為邏輯就會登場。
還是沒有「公平」，因為還有將來增加的人口。無論未來新生的，還是下嫁到下營村的人口，因為沒參與此次財富分配的存量，一定會引起未來村民家庭之間財富的不均等。那就等著吧，為了未來的「起點公平」，人們只好在永無寧日的衝突中，等待著誕生永恆公平的土地制度。
許小年：促進城鎮化需要取消而不是改革戶籍制度
2013年05月28日16:53
來源：中國企業家網
「以前我在陝西生活過，昨天，我一下飛機，剛吃完第一個肉夾饃，覺得很好吃，吃第二個的時候，就覺得味道平平。這是為什麼？這叫邊際效益遞減。」上周五在西安舉辦的「中歐教授巡迴演講暨EMBA管理論壇」上周著名經濟學家、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許小年以一個比喻提出，中國經濟發展的癥結在於長期過度投資，將被迫進行痛苦的結構調整，他甚至認為「中國經濟將進行三次探底」
看歐美危機
美國經濟正在復甦歐洲負債仍在高位
在演講中，許小年教授首先分析了全球三大經濟體美國、歐洲和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他用圖表、數據等方式向與會者展示了美國經濟已擺脫經濟危機的陰影；歐洲經濟仍然在債務和銀行的泥沼中掙扎；中國經濟的下行才剛剛開始。他指出，經濟持續和長久的發展並不依賴於政府的政策，而是取決於經濟結構的調整。
「美國經濟已經開始擺脫經濟危機的陰影正在復甦，美國股指創出了有史以來的新高就是很好的例子。」許小年教授介紹說，美國經濟復甦的根源在於其已經將居民、企業、國家等負債從2008年的150%減少到目前的80%，負債率出現大幅下降。經濟運行進入到了一個正規的渠道之中。
然而，歐洲就不同了，歐洲最壞的時候還沒有到來。許小年認為，「目前歐元區的負債餘額依然在高位運行，只要負債不解決，歐元區的經濟就很難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歐洲經濟仍然在債務和銀行的泥沼中掙扎。
談中國經濟
產能過剩成關鍵將進行痛苦的結構調整
「中國經濟的下行才剛剛開始。」許小年這樣的判斷讓人擔憂。許小年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癥結在於長期過度投資，形成產能過剩。來自發達世界的需求將長期疲軟，中國將被迫進行痛苦的結構調整。需要注意的是外部需求僅為次要的原因，而過度投資形成的產能過剩才是關鍵所在。據不完全統計，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目前有多項世界第一，這包括鋼鐵、水泥、煤炭、玻璃、汽車、發電設備、電視、手機、冰箱、空調、服裝、玩具等等，這麼多的世界第一背後，則是這些產業嚴重的產能過剩。
在他看來，如果繼續採取投資拉動經濟的方式來刺激經濟，將會出現更多的過剩產能，這會使得下半年經濟將越來越困難。當然，在中國並不是所有的領域都過剩，依然有一些領域並不過剩，如醫療衛生、文化教育、傳媒娛樂，但這些領域並沒完全放開。
建言城鎮化
取消戶籍制會破解城鎮化的問題
如何看待目前社會各界關注度很高的城鎮化呢？
許小年表示，城鎮化是改革開放後資源自由流動和重新配置的結果，而非政策變量。城鎮化應當是經濟發展和市場發展的自然結果。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城鎮化率還不到20%，而現在不知不覺已經達到了50%，因此，城鎮化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自身形成的結果。
如何促進城鎮化，許小年建議：首先，取消戶籍制度而不是改革戶籍制度，讓城市的農民工真正享受和城裡人一樣的各項待遇，人口自由流動，這樣會從根本上解決城鎮化的問題。其次，進行土地制度改革，給農民的土地進行確權，農民有了確權就有了屬於自己的財富，農民個人和集體土地直接入市，自然會降低地價和房價。城鎮化不是一廂情願地將農民趕上樓，農民住到樓上，收入從哪裡來，這不是城鎮化。第三，進行財政改革，降低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放鬆和解除管制，創造投資與就業機會。
企業家眼中的經濟問題
柳傳志：不要對企業家抱多大希望一切取決於政治環境
2012年10月15日15:37
來源：《財經》雜誌作者：馬國川
聯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執行委員會主席 柳傳志（資料圖）
當年鄧小平改革，實際上也冒著巨大的風險。儘管改革之路艱辛，但這位親歷改革過程的企業家仍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
「不要對我們企業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完全取決於政治環境，」柳傳志在接受本刊專訪時，坦率地說，「作為一個企業家，我從來軟弱，但是我不搖擺。
今年68歲的柳傳志見證了中國改革的全過程，同時他也率領聯想從一個作坊式的小企業成長為國際知名的大公司，書寫一部中國企業家在全球化時代的傳奇。
面對複雜的社會現實，柳傳志表示：「我們還是希望於強有力的、有良知的領導人，不然怎麼改革呢？」
作為民營企業家的代表，柳傳志坦陳希望改革，反對暴力革命，「我希望高層是被精英選舉出來的，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又受到人民的監督，推動改革，引導中國。
在柳傳志看來，「中國有這樣的人，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去引領中國。
回顧歷史當審慎
《財經》：許多人認為，目前的中國亟需啟動深層次改革。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柳傳志：我原來希望，中國的經濟改革的路好好走，政治上的東西不要影響經濟改革。現在企業家和學者們形成了一個共識，認為經濟改革到了一定的階段，如果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不配套的話，經濟改革也難以繼續推進。
幾乎所有的人都會承認，現在中國人的生活品質絕對比以前提高了很多。今天北京最窮的人，也比「文化大革命」期間科學院研究人員的生活水平要高。那麼，為什麼現在人們還有諸多不滿？因為現實生活中還存在就業機會不平等、法律面前不平等、貪污腐敗蔓延等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的話，社會就很難繼續前進。
最近揭示出來的薄熙來事件說明，某些官員無法無天到令人髮指的程度，這種情況不改革的話，哪一個行業的人能夠安心？人心不安，社會就難以進步。
執政黨早就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可這意味著要觸碰到一些人的切身利益，所以難度很大。改革就是自上而下的變革，「己身不正，焉能正人」？高層領導的思想真正統一也很重要。表面一致而實際上自行其是，分歧巨大，就無法重啟改革。
《財經》：改革之所以難以深入，是因為改革到了攻堅階段，遭遇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因此，改革的決心和勇氣就顯得非常重要。隨著中國新的政治周期的到來，有不少人希望中國出現一個強有力的人物，大刀闊斧，改變現狀。可是，能否出現強勢人物是個問題，即使有這種人物，他會把中國帶向何處也是問題。
柳傳志：我的生活經驗證明，在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制度下進行改革，最好是黨內民主先做起來，黨內一層一層地做好監督，這樣效率就有可能會高。如果做不到，就會出現可怕的強勢人物，一言九鼎，隨心所欲。
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歷史浩劫應該好好地總結教訓，引以為戒。在最近保衛釣魚島的遊行中，有些人穿著「文革」式的服裝，不知道是無知還是有意為之。如果現在還有人留戀「文革」式肯定是很不正常的。
「文革」中我目睹了太多悲慘的故事。我的語文教師被槍斃了，罪名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為什麼不滿呢？因為他太太是蘇聯大使館的一個雇員，「文革」一起來就被抓來槍斃了。
我居住的院子裡都是中國銀行的小職員，有一個是「右派」，特別低調小心，一天紅衛兵衝進來抓他的太太，理由是她解放前參加過「聖母軍」。其實，「聖母軍」就是一個普通的教會組織。這位太太到處跑，被抓住後剝光了毒打，後來就瘋了，一到晚上就鬼哭狼嚎般地喊。還有我的一個大學同學，他女朋友的弟弟竟然被抓起來活埋了！
有些人以為「文革」打擊的是當權派，錯了！「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把群眾都忽悠起來，遭殃的都是老百姓。為什麼1976年紀念周總理的「四五運動」中，那麼多的人們不顧一切，像火山爆發一樣走上天安門廣場？因為實在沒法兒活了。
《財經》：「四五運動」一方面是懷念周總理，另一方面是表示不滿。
柳傳志：天安門廣場上明明有大批軍警，人們還敢紀念，就是因為人們已經到了無法忍耐的程度。為什麼像華國鋒那麼謹慎的人，敢以非常手段將四人幫抓起來？因為他明白民心可用。「文革」結束的時候，人們認為這場噩夢永遠不會來了。
共產黨代表先進文化，應該勇於糾正錯誤。為什麼不能以史為鑑，為什麼現在不能夠把「文革」的真實面目拋出來給人們看？它會損害誰的利益？歷史一旦被完全展示給人們看，那麼薄熙來事件就不一定會發生。
《財經》：為什麼個別地方領導人使用「文革」的方式搞群眾運動，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柳傳志：現在還擁護「文革」的有三種人：第一，是投機分子，唯恐天下不亂；第二，在還文革」中受過苦、挨過打，年齡很大的一些老同志，可能極左也是他們的信念；第三，則是無知，不知道嚴重後果。
有些人完全不按法律做事，用唱紅歌忽悠老百姓，通過「掃黑」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看起來是給老百姓做了好事，有朝一日收拾起老百姓來，同樣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所以，善良的人們要警惕啊。
《財經》：您的這種擔心在當下是比較普遍的。
柳傳志：一說起「文化大革命」，我就義憤填膺，因為身邊見過太多悲慘的場面，心情沒法兒平靜。在當時，幾乎沒有誰家裡沒有遭難的。如果眼見了那麼多人間慘劇，還說「文革」好，那就沒人性。
鄧小平在反思「文革」後指出，應該建立良好的制度，使壞人沒法兒再做壞事。那為什麼就不能做呢？應該拿出勇氣，啟動改革。
《財經》：時代不同了。「文革」結束時，國民經濟頻臨崩潰邊緣，不改革無出路。今天中國經濟實力大為增強，日子未必不可以混下去。
柳傳志：當年鄧小平改革，實際上也冒著巨大的風險，因為當時台上還是有一批相當強勢的反對改革、維護計劃經濟的力量。可是鄧小平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甚至廢除終身制——本來他自己完全可以在最高位置一直做到底，但是他排除阻礙，解決了終身制問題。還有1992年的「南方講話」，實際上也是矛盾衝突的表現，鄧小平不顧一切要往前推動改革。
我相信，如果鄧小平健在的話，改革還是會繼續的。當然，鄧小平也不是完人，在手段上未必為所有人接受，但他那種堅決改革的精神值得學習。他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意思是首先突破普遍貧窮的局面，讓先富者帶動人們走向普遍富裕。如果人們不能普遍富裕，這種生產關係就是不正確的，就需要改革。
不過，儘管改革阻力很大，我對中國的未來還是充滿了希望。
《財經》：這種希望僅僅是一種良好的願望，還是有堅實的現實的理由呢？
柳傳志：不僅僅是良好的願望。老實說，像我這一代人比較保守，不敢於突破，因為我們在「文革」之前就大學畢業，基本上還是接受了「馴服工具」的思想。可是，比我們年輕的一代人，他們在「文革」中深受其害，上山下鄉後在底層社會生活，認識了中國的真實狀況，後來考取了大學，思想上也有突破。他們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充分地了解國外的發展，知道世界大勢。
大家希望新的領導層可以打破現有局面。換句話說，我們還是寄希望於強有力的、有良知的領導人，不然怎麼改革呢？如果真的能夠將優秀人才選出來作領導，共產黨的組織方式有可能效率非常高，也可能形成創新模式。當然，如果黑箱操作，又沒有人可以監督，就不好說了。
企業家能夠擔負的責任有限
《財經》：目前中國處於關鍵的歷史時期，我們希望推動社會各界形成改革共識，凝聚推動改革的力量。作為中國企業家的領袖，您怎麼看評價中國的企業家階層？
柳傳志：中國的企業家是很軟弱的階層。企業家就和有家有口的人一樣，難免有後顧之憂，我們只希望社會穩定，國家安定。就拿我本人來說，作為企業家我要為企業幾萬名員工負責，不可能無所顧忌。如果我真的敢站出來說話，我就去做一個學者，再有勇氣就走仕途了。當年我就知道自己沒這個能耐和勇氣，才堅決認定了這條道路，從不動搖。
絕大多數企業家把謀取利潤、增加社會財富作為最終的目標，當環境好的時候，可以更努力地工作，希望把事業做得更大；環境不好的時候，就把事業做得更小；環境更惡劣的時候，寧可離開這個國度，去一個安全的地方。
絕不能說，企業家沒有社會責任感。企業家是愛國的。當環境好的時候，他們希望能夠在正常的環境下工作，多交稅。但是如果讓他們逆潮流而強動，或成為改革的中堅力量，我估計不太可能。
《財經》：一些人士表示，他們本來認為企業家是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但是現實讓他們失望了。
柳傳志：不要對企業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取決於政治環境——環境好，我們就會更努力，在經濟方面發揮作用；當環境不好的時候，我們就少說話，或者是少經營業務。
作為一個企業家，我從來軟弱，但是我不搖擺。
《財經》：軟弱但並搖擺，這是您對中國企業家的評價嗎？
柳傳志：至少我自己是這樣。面對政府的不當行為，企業家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與政府抗衡，只能儘量少受損失。1988年中國物價「闖關」，我就在山東辦了養豬場，目的是保證企業員工能夠吃上豬肉。這就是我們的軟弱做法。
我希望改革，反對暴力革命。當社會以改革的、漸進的方式前進的時候，我們願意多做貢獻；當你真的反著來，比如真的發生暴力革命的時候，我們會想盡辦法保護企業的利益。如果實在保護不了，就只能支離破碎，遠走高飛了。
我們只想把企業做好，能夠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
以天下為己任，這不是句空話，也不僅僅是態度，在我看來，也包含了能力和對後果負責。我覺得，這代表了大部分的企業家想法。如果環境好了，就多做一點；環境不好，就少做點；環境真不好了，可能就得選擇離開。一些企業家移民海外，要理解他們的苦衷，也不應太怪罪。
《財經》：這種立場可以理解，但是中國要向著好的方向轉型，需要各種社會力量共同推動。
柳傳志：只要中國要向著好的方向轉型，政府積極改革，我們會積極支持。但是企業家不敢站出來與政府抗衡，這就是我們軟弱的一面。當然，我不否認也有極個別的優秀分子。
《財經》：當前您最擔心的是什麼？
柳傳志：我們希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們最怕無法可依，無章可循。在我成長的過程當中有無數的教訓，我告誡我們員工：永遠要小心，不能對政府有任何不尊敬，也絕不給任何人行賄，即使是這樣心情也還是緊張。
我們在企業經營、發展戰略等方面都可做得很好，但是不確定性在於，政府的政策法規制訂以後，個別貪腐官員可以利用政策法規謀取不正當利益，法律的解釋和執行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如果有人想找毛病，總能夠挑出毛病來，防不勝防，太難了。
《財經》：這些年，中國社會的不確定性在增加，投射到企業家身上，就是外部的不確定性也在增加。
柳傳志：除了害怕，我們沒有別的辦法。比起聯想這樣的大企業來，一些中小企業做事就難的多了。
要建立良好的政治體制
《財經》：作為一個企業家，您認為下一步中國改革的方向應該是什麼？面對當今更為複雜的經濟、社會現實，中國在改革方式和路徑上應該做出有哪些創新？
柳傳志：我希望高層領導能夠把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經濟改革結合到一起，有一個總體設計。現在矛盾很多，領導層應該高度一致，把中國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為中國的前途著想，按照憲法的要求對改革進行系統設計，清楚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第一階段做什麼，第二階段做什麼。大家對現狀不滿，也希望新的領導層可以打破這種局面。如果真正做到意見一致，步調一致，中國一定可以走出困境，更好更快地發展。
鄧小平的改革非常現實，如果中國當年按照某些民主派的設想，先改革政治，那麼中國就是今天的菲律賓，一塌糊塗。為什麼呢？這就像一個企業，只有往上走的時候，才可以往下做新的布局。
1986年我訪問新加坡，當時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新加坡不民主，一種認為新加坡好得不得了。實際上，持前一種觀點的只有少數教授，絕大多數老百姓覺得生活不錯。重要的是先改善老百姓的民生，後面的事才可以做。如果連民生也解決不了，談不上改革，什麼事都做不了。但在民生問題解決後，就必須加強政治改革。
《財經》：您能否描繪一下，您所希望的未來中國是什麼樣的狀況？或者說，中國改革的目標是什麼？
柳傳志：還是要建立良好的政治體制，未必就是現在歐美實行的體制。美國和歐洲的政治體制，最好可以做到85分，最壞可以做到60分。壞可壞不到哪裡去；好，也好不到哪裡去。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下，如果優秀的人員被選進去的話，好的有可能做到95分；壞，可以做到零分，甚至是負分。如果通過改革，中國的制度能夠做到60分到95分，那就是一種更好的體制。
總之，我希望中國新一代領導層能以人民的利益為最高目標，有真正良好的追求，意見能夠統一。不符合這樣帶件的就選不進去，選進去的人能夠受到監督，這樣中國的政治、經濟一定會高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我相信企業必然會很好地發展，很多事情都可以實現。
《財經》：您講了三條：有目標、意見統一、受到監督，是不是還要加上尊重普通公民的權利呢？
柳傳志：如果能夠做到這三條，我相信一定會把普遍公民的權利放在首要地位。幸福生活、人權保證、法治社會等都是應有的結果。
《財經》：現在中國社會階層沒有共識，但是怎樣才可以形成好的共識，推動著新一代的領導人往前走，這恐怕也是一個問題。
柳傳志：共識首先就是領導層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領導層有共識，才能重建公信力，引導老百姓達成共識，在實踐中建立起全民的核心價值觀。比如說愛國，比如說法律的嚴肅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比如社會誠信，等等。
儘管對核心價值觀的表述有很多不同，但是建立核心價值觀是達成共識的基礎。核心價值觀要逐漸建設，應該形成以史為鑑。領導人要想清楚，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是什麼，以身作則進行宣傳和普及，重塑老百姓的追求和信念。這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共識逐漸建立的過程。
《財經》：您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高層。今天的社會中下層要求改革的力量很強烈，是不是應該更多地關注社會中下層？因為當上層缺乏改革動力的時候，需要來自中下層的力量推動改革。在某種意義上，危機催生了改革。
柳傳志：危機催生了改革，政治上可能是這樣。在公司裡面恰恰相反，凡是改革的時候都是企業的業務在往上走，有上行空間。政治家應該在審時度勢，順應人民要求，及時部署改革，這樣才能更主動一些。如果被動地應對，往往千瘡百孔，捉襟見肘。
我特別希望，首先，改革能夠系統地設計部署；其次，改革首先應該讓下層群眾得到好處，先讓他們分享到改革的成果。當然，分享改革成果要量力而行，不能阻礙經濟的發展。其實，最好的改革措施就是國家減少一部分稅收，讓老百姓直接到受益。如果高層意見一致，這方面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我還是堅持精英選舉，不能一人一票。一人一票的大民主，也許是未來的目標，當前我覺得火候不到，在中國肯定會亂的。我希望高層是被精英選舉出來的，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又受到人民的監督，推動改革，引導中國。
中國有這樣的人，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去引領中國。
王石：因為不行賄我拿不到好的地
2013年04月22日09:37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作者：蔡胤馬可佳
昨日下午(4月21日)，在昆明舉行的「綠公司年會」上，來自地產界的企業家對房地產調控、企業自身的經營、行業併購、海外投資等話題作出了回應。
昨日下午，身著灰色西服、戴著黑框眼鏡的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王石主持了一場名為「美麗商業」的論壇，雖然時不時和嘉賓一起哈哈大笑，但回答問題時仍然頗為謹慎。
在被問及遭遇成本上升、政府管控房價時開發商的態度時，王石表示，中國調控影響力大，具有很多不確定性，但企業經營不能有太多不確定性。他說，萬科目前的矛盾在於，製造能力與銷售能力之間有差距，製造趕不上銷售，當房地產瘋狂，土地價格狂飆，開發商在價格上難於把控，而一旦泡沫破滅，萬科也不能倖免。「所以，我贊成調控，把萬科的速度拉下來，也是好事。」王石說。
「房地產商是很容易入獄的，受賄也是很容易判刑的，如果要堅持底線，那還是要繼續堅持。」這一場論壇的主題是「平衡價值與利益」王石重提了「行賄」的話題，「因為我不行賄，我拿不到好的地，拿到不好的地價格還很貴，但正因為你在市區拿不到地，在郊區拿的地還貴，那你只好在市場上找回來。
王健林：買香港公司的確是為上市
萬達集團[簡介最新動態]旗下的大連萬達[簡介最新動態]商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將成香港上市公司恆力商業地產[0.00%](00169.HK)控股股東，這是在A股上市遙遙無期的情況下，萬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健林近期做出的香港買殼決定。
王健林昨日在會場一改嚴肅本色，主動要求全程站著回答問題，並強調「任何問題都可以問」。對於萬達購買香港公司的最終目的，他笑著說：「買香港公司當然是為了上市，腦子又沒問題，不是為了上市買香港公司幹什麼？」
與此前一樣，王健林昨日也強調說，萬達謀求上市並不是因為缺錢，而是希望給高管和小股東一些激勵，同時是為了「流動性」
他還稱，未來8~10年內，萬達將在紐約、東京、倫敦等全球十大城市打造萬達廣場，而2015年時，開業的萬達廣場就要達到140個。對於業界對其由來已久的資金疑慮，王健林回應說：「在中國，萬達是銀行授信額度最高的國內企業。
黃怒波:冰島項目最後期限為5月31日
「冰島的項目我們一直在談判，一些協議一直在修改，5月31日如果再不簽協議，這個項目我就再不談了。」在昆明21日舉行的2013年中國綠公司年會間隙，中坤集團董事長黃怒波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告訴記者。黃怒波個人認為，能夠成功簽訂協議的可能性是60%～70%。
黃怒波稱，在過去兩年裡，赴冰島旅遊的中國旅遊者比此前已經增長了1～2倍，這在證明中國出國旅遊的消費需求不斷增長的同時，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雖然冰島項目未能順利進行，但中坤國際化布局的戰略並沒有錯。如果冰島的談判最後沒能成功，中坤集團還將繼續考慮在北歐如丹麥、芬蘭、挪威、瑞典等地，以及在美國尋找機會。他表示，雖然北歐目前的經濟環境不景氣，但10年以後，北歐經濟復甦，將擁有巨大的市場機會。
同時，黃怒波也指出，對於海外投資的旅遊地產項目，房地產企業不應該有過高的盈利預期，這是由於歐美地區相關體系更為健全完善。過去10年，中國房地產的暴利式發展是建立在中國廉價的勞工、低價的土地成本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之上。中國企業進行海外併購，首先應該注意的是政治穩定和雙邊關係，其次是了解當地法律法規、勞工制度，並與當地環境、社區融為一體。「中國企業要學習在國際環境中當好孩子。」黃怒波說。
馬雲：未來三十年是中國最動盪的三十年
2013年04月22日05:13
來源：鳳凰財經綜合
鳳凰財經訊馬雲在4月21日舉行的綠公司年會上表示，未來三十年是中國最動盪的三十年。
馬雲在綠公司年會上談及商業的未來，他回顧了過去三十年，也展望了未來三十年。馬雲自稱幸運者：「前三十年像柳傳志這些企業家，我們這撥屬於時代的幸運者，沒有前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就沒有今天。
馬雲表示，前三十年是中國稀里糊塗發展的三十年，鄧小平提出了改革開放。未來三十年，中國將會發生巨大的變化。馬雲認為未來三十年是中國最動盪的三十年。
馬雲進一步說，前三十年部分人富起來了，富起來的人希望好起來，還有很多沒有富起來的人希望好起來。所以在動盪的三十年內，我們這些企業要如何活下來，要做什麼事情？順應這個時代，所以未來的機會挑戰也非常大。
馬雲同時認為：「誰渡過未來三十年，才真正成為一個傑出的企業。所以前三十年會很順，後三十年可能不會很順。
而關於馬雲最熟悉的網際網路，他表示：「我覺得網際網路還有十年可以做。
以下為文字實錄：
馬雲：謝謝！這題目有點大，商業的未來，我不知道從哪兒講起，我自己這麼想，我是94年年底開始做網際網路，那時候很多人不知道網際網路是什麼，做任何事，今天會成功的事情，我不會做。10年後成功的事情，我會特別有興趣，因為堅定了方向，一步一步往前走。我自己覺得，公司內部交流，我快要不當CEO了，公司的交流比較多，年紀大的人最願意跟年輕人講講未來，十多年以前講網際網路，都認為是瞎編的東西，中國實體經濟都沒有做好，實體都做得那麼累，怎麼刨除虛擬的網上購物，但是十年前我們相信這個東西會有戲，我今天的淘寶是今天的成功，我們堅持了十年。我記得在2003年的時候，非典，我們被隔離在家，我說我們把淘寶推出來，十年過去了，淘寶十歲，也有點眉目了。
我覺得中國的改革開放三十年非常不容易，前三十年柳傳志這些企業家，我們這撥也是屬於時代的幸運者，做正和島的企業家都一樣，沒有前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就沒有今天。在很多的發展過程中，政府沒有經驗，我們也沒有經驗。我們今天必須要思考三十年以後，中國會發生什麼事，所以對未來來講，前三十年是中國稀里糊塗發展的三十年。鄧小平提出了改革開放。未來三十年，中國將會發生巨大的變化，我覺得未來三十年我自己這麼看，未來三十年是中國最動盪的三十年。前三十年部分人富起來了，富起來的人希望好起來，還有很多沒有富起來的人希望好起來。所以在動盪的三十年內，我們這些企業要如何活下來，要做什麼事情？順應這個時代，所以未來的機會挑戰也非常大，我覺得網際網路還有十年可以做。這些問題考慮了很多，但是未必對。所以我認為未來三十年，比前三十年更有挑戰。
所以我們公司做好了最不好的準備，但是我相信，誰渡過未來三十年，才真正成為一個傑出的企業。所以前三十年會很順，後三十年可能不會很順。
馮侖：別讓民營企業家成了一群可憐的待宰羔羊
2013年08月12日07:40
來源：中國企業家網作者：馮侖
萬通控股董事長馮侖
馮侖：
面對不斷的制度震盪，民營企業正像毛澤東早就看透的一樣，只能「軟弱、動搖和搖擺」。可選擇的生存之道無非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或者迎合共舞、舍財求證，或者被動適應、保命留財，最後實在不行，「走為上」，移財移民、海外發展。
選擇一：實業救國
第一種選擇，其實不是在今天而是在1895年到1949年。當時的企業家張謇、范旭東、盧作孚、穆藕初等在他們的事業中堅定地踐行著「實業救國」的理念，他們是民國企業家的標杆和樣本，稱為當時企業家效仿和追隨的偶像，為民營企業樹立了學習榜樣。那時候，實業是工具，救國是他們的社會理想。他們的狀態其實是士紳們對工商世界的一種精神轉型，「這種不是來自古典時代的商人，也不是來自買辦和洋務前輩。這些企業家與他們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政治家有著同樣的精神結構，只不過，他們是用企業來作為實現自己社會政治理想的工具」（高超群語）。拿張謇來說，他對當時清末的腐朽體制絕望，認為「富民強國之本實在於工」，於是走到體制外，下海經商，「捨身餵虎」，「認定吾為中國大清而貶，不為個人私利而貶，庶願可達而守不喪，自計既決，遂無反顧。」之後，他歷盡艱辛，通過辦企業，成功地帶動南通社會經濟全面發展，不僅辦實業，為股東賺錢，堅持民營為主，規範管理，而且大量興辦教育、醫療、慈善等社會事業，一時之盛引來許多效仿者，其中不乏被後世亦奉為楷模的盧作孚和榮氏兄弟。除此之外，張謇還積極參與社會改革運動，特別是帶領企業家階層組織預備立憲工會，發起三次國會請願運動，要求開國會、實行君主立憲制，建立責任內閣。辛亥革命後，他還棄商從政，出任孫中山政府的實業總長、袁世凱北洋政府的工商總長與農林總長，「既貫徹官府意圖，又為工商界代言」（馬敏語）。
今天的民營企業中的九二派，或者可以與當年的紳商（亦稱士商）張謇等相類比，在改革開放的大變局中，不僅與同時代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有同樣的使命感和精神結構，而且抱有強烈的濟世情懷，創辦實業，參與社會建設，投身公益。問題是今天的現實能否給他們一個不同於張謇和盧作孚的前提與歸宿。
選擇二：將錯就錯，換取利益和安全
第二種選擇，在一黨長期執政、政府無比強大的情況下是一種主動將錯就錯，換取最大安全和最多利益的方法。早在1927年，國民黨立足稍穩，就試圖以黨代商民組織整合獨立的民間企業（商人），之後，它又規定了訓政時期以黨治國六條原則，確定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訓政體制，商人再次回到傳統中去，人和商會在政治舞台上的影響力受到很大限制。1949年共產黨執掌政權，主張「限制、利用、改造」民族資本，最終消滅資本家階級，到1956年僅用一個月時間就迫使民營企業「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交出企業，稱為無產階級一分子這一時期乃至後來我們看到最典型、甚至最成功的人物是榮毅仁。榮家在1949年前已是中國最大民營企業財團，橫跨紡織、麵粉和金融等多個行業，榮毅仁是榮家第二代，留洋歸來，留在大陸見證了共產党進城和指掌政權的過程。1956年1月10日，毛澤東對榮毅仁說：「你是大資本家，要帶頭，現在工人階級當家做主了，老闆換了。」榮果然主動將企業交給了政府。榮其實早就表態說：「我跟黨是相依為命的。」他還在群眾大會上當眾高聲表白：「社會主義改造對於我失去的是屬於我個人的一些剝削所得，得到的卻是一個人人富裕繁榮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於我，失去的是剝削階級人與人的爾虞我詐和不信任，得到的是作為勞動人民的人與人之間的友愛和信任，這是金錢所不能買到的。」榮毅仁對黨和政府的積極態度得到了回報，他被黨保駕為上海市副市長。公私合營不久，毛澤東又出面保他，不僅免於反右整肅，而且上調北京出任紡織部副部長，文化大革命當中周恩來又奉毛澤東旨意保護他免遭迫害。文革之後，鄧小平請他復出幫政府創辦「中國國際信託公司」，作為改革開放、與世界打交道的商業窗口。他的態度仍延續他的邏輯，把所有屬於自己的錢財捐給政府，暗中加入共產黨，表面上以董事長名義經營國有企業。這一回他的回報是：政治上被黨安排為國家副主席，當他去世時得以覆蓋中共黨旗；同時，他兒子、榮家第三代榮智健在香港憑藉自己努力和中信的便利，大發其財，成為當年的中國首富。
那一時期，緊隨其後的還有北京同仁堂[-2.16%資金研報]的老闆樂松生等。今天，我們在人大、政協領導名單中可以發現不少民營企業家，在他們身上，無論是語言還是行為方式上，都閃現出當年榮毅仁的身影。唯一不同的是，他們的企業沒有被逼捐給政府，也沒有公私合營。但願歷史不要開他們的玩笑，再給他們一次重複1956年故事的機會。顯然，如何用法治的力量保證民營企業家的利益和精神傳承，仍然是「橫亘在中國社會經濟面前的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這個問題，是下一個30年審視中國經濟的晴雨表，也成為考量中國經濟是否可持續發展以及中國商人命運的重要風向標」（王俞現語）。
選擇三：被動妥協，委曲求全
第三種選擇是被動適應，以不斷地妥協、委屈求全保全已有的即得利益。如果說第二種選擇多表現為少數大型民營企業，那採取被動適應的態度則是絕大多數的中小型民營企業的無奈之舉。1949年共產党進城之後，先是提出保護民族資本，然後一步步改變政策，又提出要「限制、利用、改造」，在流通領域統購包銷，通過「五反」打擊民營企業的經濟合法性和道德上的正當性，直到最後強制實行定息、公私合營，到1956年使民營企業徹底被消滅。一位當事人（桂勇）回憶道：「不合營你也生存不下去，為什麼？勞資糾紛不斷，就是工人不斷鬥你你也不能開除他，工人即使不幹活也得發工資，企業原料不足、業務不足，國家把金融、原材料全部控制好了，私營企業拿不到原材料，給你拿的也是價格兩樣的，工人的組織——工會已經成立，稅務機關已經較完善了。我們已經是走頭無路樂，不要說廠里，連家裡的錢都拿到廠里開支，到最後家都破產了，資本家風險壓力很大，這樣，資本家就沒有什麼內在積極性了。」這就是當年所謂敲鑼打鼓「公私合營」把企業拱手交給政府、走進社會主義的真實情形。而另一方面，毛澤東對此也直言不諱，他說：「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會上的人都要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他還說：「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凶哩??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絕種??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陳雲也算過帳：用1.15億的定息讓71萬私人資本擁有者敲鑼打鼓交出23億的資本，實在是很合算的。這71萬人就是被動適應，仿佛被溫水煮青蛙，他們弱弱的希望和最後的幻想就是保全手頭僅有一點可憐的資本與權益。然而，正如毛澤東所坦陳的，共產黨「良心不多」，結局是滅亡和「絕種」。
其實，今天絕大部分民營企業最擔心的並不是有一天政府拿刀架脖子上，強迫交出企業和資產，而是害怕歷史出現驚人的重複：漸漸的國進民退，政府的手越來越長，越來越忙，傳統意識形態強勢回歸，在道德上醜化民營企業和「有錢人」。近幾年，陝西的煤業整合，河北的鋼鐵整合，以及房地產領域的去市場化等等，都令人似有歷史再現的恐懼。在強勢而又以法治國（而非依法治國）的政府面前，民營企業家是一群可憐的待宰羔羊，所謂選擇，實際上就是沒有選擇的選擇，維護的只是等待死亡的權利。
選擇四：遠離是非之地
第四種選擇就是「趨避之」，就是逃離是非之時、是非之地（譬如移民），就是躲開社會制度和政策的震盪，也就是躲避沒有法制的政府。過往一百年，在幾次大的社會震盪和制度變革時，都有一些重要的民營企業因為逃離（避）而倖存下來、發站起來，改革開放之後又回到大陸，從而延續了企業生命，創造了百年老店的傳奇。1945－1949因躲避戰亂和害怕共產黨新政權鬥爭，不少上海的老闆逃到香港，一時蔚為風氣，這批人後來在港戰後經濟發展中扮演了十分積極的作用，企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1978年改革開放後，有一些又回到大陸繼續開拓生意，延續著企業生命和家族的光榮。還有一類名義上是洋人、其實一直在中國本土開展業務的民營企業，因為在海外的血脈一直未斷，即使在中國大陸財產歸零，也遊刃有餘，東山再起，重回中國。比如說怡和公司，180多年前由兩個蘇格蘭青年創辦，一開始他們的業務就在中國廣州，後來一直延伸到整個中國大陸，特別是長江流域的大城市；到1949年時，怡和在整個中國已僱傭了2萬多人，在東南亞地區還雇了幾千人。1949年，中共的軍隊進入上海接管政權後，以半買半剝奪的方式強迫大班在一份文件上簽字，放棄了在中國大陸的所有財產。這時他只好退到香港，重新創業，以區區＊＊＊萬再次打拼，經過幾十年努力，又使怡和帝國重新恢復，在除中國大陸以外的整個東南亞地區僱傭了20萬人，成為全球500強之一。臨近97香港回歸的時候，他記得1949年的痛苦經歷，於是再次以「趨避之」的方法將公司的註冊地遷到新加坡，事後15年，我見到怡和主席的時候問他，當時為什麼要離開香港，他不緊不慢地拿出兩張表格對我說：「我的責任首先是把公司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也就是受法律保護的地方，這兩個表說明離開香港後，我們的業務沒有停下來，反而發展更好了，具體地說就是投資報酬率比巴菲特要高，增長率比李嘉誠也不差。」最近幾年怡和公司在中國大陸的業務又有很大發展。回過頭看，兩次都因為部分業務在一些穩定和有法律保護的地方保留下來而使企業得以延續，甚至快速增長。
今天有一些和海外有密切聯繫的民營企業或者在海外上市，或者將一部分業務挪到海外，也有一些企業家以移民的方式獲取安全退路，這些都屬於象當年上海老闆和怡和公司一樣沒法活下來的選擇。一些媒體和學者對富人移民、財產外流的現象持批評態度，其實，為什麼不能自己檢討以下我們的體制和政策除了什麼問題，為什麼讓民營企業沒有安全感、因而採取「趨避之」的策略以求生存。這就像一個地方社會治安不好，良家婦女都不敢出門，躲在家裡甚至搬去另外的城市，你卻不檢討政府責任、打擊罪犯、改善治安，反倒怪罪良家婦女為什麼不出來讓壞人調戲和侵犯，真是豈有此理。
總之，在一個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急劇變化、政策多變的環境下，過去一百年民營企業家以所有人生智慧可以想到的能夠穿越制度轉移和體制摩擦造成的死亡邏輯的秘訣無外乎這四種方法。這過程中隱含的最大的死亡陷阱其實就是吳曉波概括的民營企業在中國歷史上的四大經典困局，即：無論哪個執政黨，也無論什麼樣自稱了不起的政府，只要我們還沒有走出這一陷阱，民營企業就難以真正穿越體制的死亡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