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初，最後一本灰皮書《托洛茨基言論》問世。
這本書的前身，是1964年由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輯、人民出版社內部出版的灰皮書《托洛茨基反動言論摘錄》。
灰皮書在發行時分甲、乙、丙三個等級，分別對應紅、黃、藍三種級別的內部購書證。控制最嚴格的是甲類，就是被視為蘇聯「人民公敵」的托洛茨基的著作。甲類必須編號發行，只有部級以上高官才能購買。「第二國際」領袖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的著作屬於乙類，奧地利的鮑威爾、法國的米勒蘭等人的著作則屬於丙類。乙、丙類不編號，只是嚴格控制發行。
而在甲類灰皮書中，作為彙編之作的《托洛茨基反動言論摘錄》(上、下)，因其「毒性太大」，又屬於最特殊的一套。普通的灰皮書，書的內頁會標明出版社、出版時間和編譯者，這套書則無任何出版信息，屬於「三無」書籍。
這套書共印刷了500套，但當時只裝訂了50套，分送極少數單位和個人使用。
「中宣部領導認為，這是由中國自己組織加工的，流傳出去不太好。」這部書的編者之一、中央編譯局研究員鄭異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直到1980年，堆在倉庫里的450本《托洛茨基反動言論摘錄》，才重新發行。
灰皮書結束了自己的使命，但托洛茨基的「脫敏」，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要做中央的書箱子」
灰皮書計劃始於1960年。這一年，中蘇兩黨開始公開論戰。為此，中央成立「反修領導小組」，由康生擔任組長。
1960年底，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許立群兼任了中央編譯局局長，中宣部理論宣傳處處長王惠德調任副局長。1957年1月，原編譯局局長師哲調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此後局長一職一直空缺。至此，這一職位終於補上，中央編譯局與中宣部的工作聯繫也大大加強。
中央編譯局之下，成立了國際共運史資料室(簡稱國際室)。王惠德強調，國際室要當好中央的耳目，「要做中央的書箱子」，中央需要什麼，就要能提供什麼。
1962年，王惠德布置國際室，編一套《修正主義、機會主義者著作目錄》，為編選和翻譯修正主義、機會主義者的著作和言論做準備。
也是在這一年，人民出版社國際政治編輯組成立，與編譯局合作，以另一假牌子「三聯書店」的名義出版反修書籍。組長是後來任人民出版社總編輯的張惠卿，組員四五人，包括後來任三聯書店總經理的沈昌文。
國際室按照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第三國際的分類，分別開列名單，尋找著作，分頭編目錄。其中，分量最重的第三國際的蘇聯部分，包括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著作，由鄭異凡負責。
1954年，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鄭異凡經過層層選拔、考試，並在北京俄語專修學校進修一年後，成為新中國最早的一批公派留學生，來到蘇聯的列寧格勒大學歷史系學習蘇聯史。1959年夏天，他畢業回國，被分配到中央編譯局工作，是國際室最早的成員之一。
對這些「修正主義分子」的思想，鄭異凡並不陌生。
留學期間，1956年赫魯雪夫作秘密報告後，鄭異凡明顯感覺到了學校里的變化。一夕之間，關於史達林的話題驟然增多。「有一位老師聽說了這個報告，第二天在班上大罵史達林。之前大家都不了解，或者不敢說。」
學校最明顯的變化，在於取消了馬列主義基礎課。因為這門課的教材是史達林親自參與撰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全書充滿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甚至歪曲了某些重要史實。
鄭異凡的畢業論文，是關於史達林和1925年後出現的「新反對派」的。「新反對派」包括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他們反對史達林的領導，與史達林有諸多爭論。
為了寫論文，鄭異凡憑著中國留學生證件，進入學校旁邊的蘇聯科學院圖書館，借閱這些人的原著。這些「反面教材」都存放在「特藏庫」里，蘇聯本國的一般學者都不允許接觸。因為奉行中蘇友好，所以反而對中國留學生開放。
尋找托洛茨基原著
1963年7月，中宣部副部長姚溱向王惠德傳達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蘇大論戰主要負責人鄧小平的指示：「赫魯雪夫說我們是托洛茨基主義，非寫文章答覆不可，作為十評中的一評。現在要為寫這篇文章準備材料，編譯局可以編一本《托洛茨基言論選編》，儘可能快一點搞出來，供給釣魚台寫文章的人(即『九評』寫作班子)參考。」
托洛茨基主義，是雙方互相攻擊的常用武器。
1959年10月，赫魯雪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發表演講，不指名地攻擊中共是「冒險主義」「不戰不和的托洛茨基主義」。
而中共又反過來給赫魯雪夫扣上托派這頂帽子。1959年12月，毛澤東在七律《讀報》中寫道：「托洛茨基到遠東，不和不戰逞英雄。」1960年6月，他又在《七律·讀報有感》中繼續寫道：「托洛茨基返故居，不戰不和欲何如?」
而究竟托洛茨基的主張是什麼，國內其實所知有限。
1923年至1927年期間，蘇聯陸續出版了十幾卷《托洛茨基文集》(之前蘇聯只為列寧和季諾維也夫出版這樣的文集)。1927年，托洛茨基在黨內鬥爭中失敗，被開除出黨。1929年，他被驅逐出國。在上世紀30年代的莫斯科大審判中，他又被缺席判處死刑。由此，托洛茨基的書在蘇聯成為禁書，文集中斷出版，已經出版的也被查禁。鄭異凡在蘇聯科學院圖書館所看到的，便是碩果僅存的極少數托洛茨基著作。
中共追隨蘇聯，也將托洛茨基打入另冊，「托派」被視為反革命分子，托洛茨基的著作也從此成為禁書。
事實上，為了找到托洛茨基的原著，編譯局和人民出版社從編書目時開始，就費勁周折、各顯神通。
編譯局聯繫了國內各個圖書館，如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找到了零星殘存的托洛茨基著作。
編譯局圖書館有一筆專門的外匯，可以從世界各地的圖書館、書店購書，如瑞士的平古斯舊書店，那裡可以買到國際共運史上各種人物的舊作。通過這些渠道，他們找到了《托洛茨基文集》的一些卷次和部分單行本。
同時，他們採用了一個笨方法，找出《真理報》和《布爾什維克》雜誌，一頁一頁地查找有關托洛茨基的文章，尋找其言論。
有人還想到了一個辦法。1952年12月，中共公安部門統一「肅托」，將全國各地的「托派分子」一網打盡，他們所藏的托洛茨基著作也全部收繳。其中，上海一地抓捕的托派分子最多，這些書有可能還保存著。
1963年初，張惠卿帶著中宣部的介紹信，專程去上海市警局，幾經周折後，終於在一間舊倉庫里，找到了這批沾滿灰塵的書，包括幾本《托洛茨基文集》原著，以及一些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譯本、英譯本和法譯本。他將這批書帶回北京，如數交給了中央編譯局。
而這時，另一個「驚喜」伴隨而來。
中共一大代表、中國托派最早的組織者之一劉仁靜，彼時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約翻譯。他和一些右派分子一起，參與了灰皮書的翻譯工作。人民出版社每個月付給他90元工資，他則要交15000字的翻譯稿。
劉仁靜與張惠卿關係不錯，聽說在尋找托洛茨基的著作，以為中共要為托洛茨基和托派平反，十分高興，就偷偷找到張惠卿，說自己手頭有托洛茨基的書。
1929年春天，劉仁靜結束了在蘇聯列寧學院的學業，繞道歐洲回國。他對托洛茨基很佩服，就托朋友打探到當時已被驅逐出國的托洛茨基在土耳其的住處，特意去拜見了他。
「他恐怕是中國少數甚至唯一見過托洛茨基的人。」89歲的張惠卿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托洛茨基送了劉仁靜一套自己的著作，以後每出一本新的，都會給他寄一本。這些書，有些在顛沛中丟失了。當時，他尚存有7本《托洛茨基文集》的俄文原著。這些書，被中央編譯局當做了寶貝。
「我編譯的書，成書後我都拿不到」
1963年11月，《修正主義、機會主義者著作目錄》一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灰皮書的形式內部發行。
該書收錄了近40名修正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的著作的名錄。凡在國內能找到的，都附有收藏單位，以及此書在該單位的書號。
此外，還翻譯出版了目錄上的一些著作，包括托洛茨基所著的《被背叛的革命》《俄國局勢真相》《不斷革命論》《列寧以後的共產國際》和《史達林評傳》。
每本書出版時都加了前言。前言必須使用貶詞，對書的內容進行徹底批判。
《史達林評傳》的前言如此寫道：「托洛茨基還同時糟蹋列寧，篡改列寧主義，歪曲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並利用一切機會主義吹噓自己，宣揚他的托洛茨基主義的謬論。」
「我編譯的書，成書後我都拿不到，因為等級不夠。托洛茨基的書太敏感，只有高官才能看。我去向人民出版社要，最後只給了我很少幾本。」鄭異凡至今覺得遺憾。
在他家中，14個五層書櫃依牆而立。他很快找到了其中的幾本，包括《史達林評傳》和《被背叛的革命》。
同時，鄭異凡還和林基洲一起，將托洛茨基的觀點分門別類進行整理，編出了15個專題，如關於工業化、農業集體化、戰爭與和平等。
每個專題需加上標題、「插題」(即小標題)和「提尖」(即把文中最尖銳的語句提出來，放在每一章節的前面)。
1964年，由15個專題構成的《托洛茨基反動言論摘錄》編輯完畢，在中宣部印刷廠印了70份，送中央審閱。6月，康生的意見傳達下來，認為編得很好。鄧小平看後，也說「編得還不錯」。隨後決定，作為灰皮書出版。
為此，鄭異凡和林基洲專門在原有的前言、「提尖」上加入了貶詞，分為上下冊，由人民出版社印刷了500套，但由於前文所提到的原因，最終只裝訂了50套。
最後一本灰皮書
1964年，鄭異凡和編譯局的同事大多去了農村搞四清，灰皮書的編輯工作暫時停了下來。
文革爆發後，灰皮書被稱為「大毒草」，編輯工作完全停了，編譯局的所有人員都去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2年，灰皮書的編輯工作在反修的名義下得以繼續。1973年底，鄭異凡從中辦五七幹校返回編譯局，繼續從事這項工作。
這一階段，灰皮書的出版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赫魯雪夫回憶錄》、西方學者揭露蘇聯內幕的書等，二是繼續匯集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分子的言論集，包括《伯恩斯坦言論》《考茨基言論》《布哈林言論》等。
《托洛茨基言論》也開始編譯。
之前的《托洛茨基反動言論摘錄》，是卡片式的短句摘抄，而這套《托洛茨基言論》是全文引用或整段摘抄，以反映其觀點的全貌。全書不再分專題，而是按照時間順序排列，截止到托洛茨基離開蘇聯的1928年。
這時候，貶詞仍然是需要的。這本書的前言的結尾寫道：「看一看托洛茨基的言論，看一看托洛茨基主義到底是什麼貨色，對於識別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兩面派，對於揭露那些打著『革命』旗號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政治騙子是會有所裨益的。」
該書1980年初出版，成為最後一本灰皮書。
為托洛茨基平反
文革後期，鄭異凡逐步感覺到，此前對托洛茨基的認識是有問題的。「太極端，托洛茨基沒有那麼壞。比如，一直說托洛茨基是列寧主義的死敵，這是缺乏事實根據的。」
進入改革開放的年代後，官方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在悄悄地改變。
1980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開始進行《周恩來選集》上卷的編輯工作，選集中有一篇文章《托洛茨基反對派在中國發生的原因及其前途》，需要對托洛茨基加以注釋。
當時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研究組注釋小組擔任負責人的曾憲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1980年時，關於史達林的錯誤，國內基本上已經有了共識，特別是對其搞肅反擴大化和大清洗，基本上予以了否定。因此，這次做注時，不再照搬第一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關於托洛茨基是「間諜、匪幫」的注釋。
曾憲新和周組負責注釋工作的副組長鄭新如商量，確定了兩條原則：第一，要承認托洛茨基和列寧有分歧，曾反對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進行派別活動。不過，這屬於黨內問題。至於他和史達林的分歧，則不提。第二條，托洛茨基的功績要適當承認，用曾擔任過的職務，尤其是聯共政治局委員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這兩個職務來體現。
「這條注釋經胡喬木代表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核准，實際上是為托派平反開了個頭。」曾憲新說。
1988年8月，蘇共中央做出了為托洛茨基等人平反的決定。1989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注釋組在為《鄧小平選集》第一卷做注時提出，把托派和漢奸相提並論，是「錯誤論斷」。
這條注釋報到胡喬木處，他加上了兩句話：「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也是主張抗日的，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這一筆，代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見，首次承認托派是抗日的。「這可以說，是為托派做了平反，把人家的漢奸帽子摘掉了。」曾憲新說。
1999年，中央文獻研究室推出《毛澤東文集》的六、七、八卷，在為第六卷中的《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文做注時，客觀介紹了托洛茨基的生平，再無評價性的斷語，更無一句否定性的斷語。同時，注釋中第一次提到了托洛茨基的死因，用的是「暗殺」一詞。
官方對托洛茨基的評價的變化，鄭異凡並不清楚，不過，學術環境上的變化，他也能感覺得到。
90年代末，沈昌文幫遼寧教育出版社策劃一批書，其中包括托洛茨基讀本、伯恩斯坦讀本等，找到鄭異凡。他編輯了《托洛茨基讀本》，並寫了前言。後來因資金問題，這本書在2008年才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在前言的末尾，他寫道：「縱觀托洛茨基的一生，他無疑是個革命家。史達林當年給托洛茨基加上的幾個最大的罪名，如『托洛茨基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德國法西斯的間諜』『帝國主義的走狗』，也沒有一個是能夠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