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中全會相關改革決議出台，有些方面力度之大，超過一些人的預期;有些方面的闕如，讓人失望。讚揚者，觀望者，批評者各自從不同的立場，持不同的論據加以評議、預測。
在筆者看來，不論從哪個角度講，這場改革都關係重大，某種程度上將決定中共的命運和中國未來的走向。歷史不會再給中共進行一場如此類型改革的機會，或許，這將是中共主導的最後一場改革。
各種評價之所以眾說紛紜，一個重要原因是標準不同。從國家能力提升，到經濟發展的前景，黨的權力的鞏固等，不同的視角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不過，從筆者一向強調的將公民的「權利增量」作為下一步改革的衡量標準的角度來看，這次的改革方案還是有相當值得肯定之處：廢除勞教，有限開放二胎，處於弱勢的農民的多種權益尤其是土地權的保障得到某種新的承諾，民營企業得到更大的尊重，戶口改革，教育和就業權利平等，建立「人權司法保障制度」的提法等等。
此外，在改革哲學上，決議的內容透出某種現實主義的態度。這不僅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減弱人們對前一段因官方高調宣傳毛所帶來的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再意識形態化的擔憂，也為下一步改革的推進創造一個重要的條件。改革方案基調上是回歸鄧的路線。
但官方是否就此會放棄前一段色彩強烈的「政左經右」的執政路向，現在還言之過早。下個月毛誕辰紀念時官方將給與何種說法，將為我們提供一個重要的觀察機會。不過可以預見的是，因宣傳三中全會精神的需要，在毛式意識形態上的宣傳調門會降低，做法會調整，對一些社會力量的打壓不會停止，但會適當弱化，手段會更精細。
權威主義誤區
不過，恰恰在對待社會力量這一關鍵性問題上，凸現出官方的一個重要誤區。儘管三中全會也強調人民的創造性在改革中的重要，強調了憲法的尊嚴，但事實上，我們看不到什麼新的具有實質性的舉措，讓人感到官方對社會力量依然具有相當的戒備和敵視。
回顧三十多年中國的改革，充滿活力富有成效的時期，往往都源於上下的互動和激盪;而近十多年改革陷入停滯，也都與官方壓抑民間力量，改革成為上層的獨角戲有關。缺乏民眾的參與熱情和必要的參與空間，中國的改革是無法進一步得到推展的。中外歷史上許多例證也表明，那種自上而下沒有民眾的參與和配合的改革，不是不能成功就是最後走向畸形。
這次決議的推出，再度顯示新主政者基本上在習用鄧當年的一些做法——在激起人們改革期望而又冷卻、打壓民間人士、尊毛、推出新的自由化經改方案等方面，有許多類似之處。只是在筆者看來，這裡卻有一個至關重要的不同：那就是，新主政者沒有進行當年胡耀邦主持推動，鄧參與支持的重大冤假錯案的平反，且還因打壓在不同程度上製造各類冤假錯案。這如何能取信於民?
須知，平反重大冤假錯案，不是一個簡單的糾錯補償的問題，它說到底是要重建人們對正義和未來的信心，對社會的關注和參與。缺乏對社會正義的信心，任何政策事實上是很難得到很好的貫徹，合法性危機的問題也不會得到有效的解決。
在反腐問題上，提及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但在具體做法上通篇沒有提及新聞言論自由和公民社會的作用，更遑論反對黨的功能，依然是一個黨領導下的對黨的權力的限制和制衡的路徑。這已經被歷史和現實證明是不可能從根本上根治腐敗的。
此外，一方面高調宣示憲法的重要，另一方面抓人封號，行動違憲，「憲法權威」又靠什麼來樹立?沒有人否認現代化轉型過程中權威的必要和重要;權威的再造和更新從來都是一個國家現代化和轉型能否成功的關鍵。
鄧式改革造成的問題是迷信權威主義與經濟發展的聯姻。因利益與權力的糾結，權威主義的發展路向的通病在於其帶來某些績效的同時，往往反過來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權威的喪失。
一如許多人所指出的，能否打破利益集團的壟斷和掣肘，是改革決議能否真正能得以落實的關鍵。依靠權威來反腐，用造成腐敗的權力結構來消解腐敗的權力，從邏輯上和現實角度講最終都是行不通的，或可收一時之效，卻無法根本解決問題。打破這種權威悖論的前提就是跳出權威、權力的邏輯，用權利的邏輯來約束權威，再造權威。而從這一點上講，此次全會決議不能說全無新意，但還是乏善可陳。
主政者的太子背景有利於其執掌權力進行改革，卻也可能因權力的過度集中，被視為利益集團的捍衛者而讓人背棄。從一種大歷史的角度看，這場改革不管成功與否，都很可能是中共所主導的最後一場改革。
如果成功，在這場改革中成長起來的社會力量，將更有自主性和能力，不會再被動地接受黨國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志來規劃中國的方案，將以各種形式參與未來改革的制訂和實施。而如果改革失敗，那中國的變革必將以另一種方式加速到來。(作者張倫，法國塞爾奇?蓬多瓦茲大學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