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什麼是名人性愛(celebritysex)？」問這個問題的是我七歲的兒子，他正從我的肩頭看向電腦屏幕。他把「celebrity」（名人）發錯了音，但說「sex」（性愛）這個詞時就像是已經用了一輩子一樣。我迅速關掉AOL的屏幕，說道：「六個名人(Celebritysix)（譯者註：英語中「六」與「性」發音相近，因此作者故意將二者混淆，以向兒子解釋），是名人們以三人團隊形式玩的一種遊戲。」我把他帶出我的辦公室去樓下客廳，我認為那裡是安全的。
結果證明我想錯了。他三歲的妹妹已把她那過早發育的小手放到了我妻子的iPhone上，當時手機正放在沙發旁的桌子上充電。她亂點著屏幕上的圖標，「變出」了一張碧昂絲(Beyonce)穿著暴露黑色皮衣的圖片，我希望碧昂絲那頗具暗示意味的造型對女兒或她哥哥都不會產生任何暗示意味。
這個普通的周末就這樣度過了。孩子們在另一個房間玩耍，電視節目上出現了F開頭的那個詞，而我們原本以為這些節目已足夠溫和。房子裡散落著的主流雜誌上，印有幾乎全裸男女的廣告在向他們打招呼。孩子們從我的肩頭盯著我查郵件，與性有這樣或那樣關係的無止境的誘惑激起了他們的好奇心。
美國流行文化的墮落美國文化什麼時候變得這麼粗俗了？問出這個問題，你會迅速被貼上不懂世故的土包子或是憤怒的文化鬥士的標籤。但我用我的硬碟發誓，我兩者都不是。我最喜歡的電影是《巴黎最後的探戈》(LastTango in Paris)。我贊同（在理論上）臭名昭著的浪子詹姆斯·戈德史密斯(JamesGoldsmith)，他說過，當一個男人跟他的情婦結婚時，他就創造了一個就業機會。我曾經想過寫一本書向美國文化中以F開頭的那個詞致敬，最能體現這個詞「崇高」地位的可能是本·金斯利爵士(SirBen Kingsley)在《黑道家族》(The Sopranos)某一集中用好幾個音節把它講出來的那一幕。
我不介意，也沒什麼意見，但我想念激烈咒罵而非赤裸裸淫穢的時光——或者至少是有性影射的時光，由於是影射，應該是作為我們私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間壓力的美好釋放。早在有電臀舞之前，就有了埃爾維斯(Elvis)的扭胯舞，人們對這種舞感到震驚，因為扭胯更多的是和女人聯繫在一起（臀部向前推則有一種男子氣概的暗示）。但埃爾維斯在舞台上的動作都是暗示，就像他的歌詞一樣：
觸摸它，敲打它，能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能阻擋我對你的感覺
因為每一分鐘，每個小時你都會
被我強烈和堅定的愛所震顫
含蓄的暗示會刺激人的想像，而隨隨便便的淫穢會將想像力淹沒。即使正在侵害著社會規範，但這種暗示仍維持著社會規範的存在——這很性感。埃爾維斯的《我的愛的力量》(Powerof My Love)的歌詞給了他成為受人尊敬的公眾人物的權威，從而讓他對社會的各種暗諷愈加令人愉悅。
Redferns/Getty Images事實證明，滾石(Rolling Stones)比較隱晦的歌曲比他們直白露骨的歌更讓人懷念。圖為主唱米克•賈格爾(MickJagger)在表演。後來，年輕的麥當娜(Madonna)也是如此：「成雙成對的，他們的身體合二為一。」這是一個鮮活的畫面，因為你在積極地完成它。這和上了年紀的麥當娜像孩子一樣的廢話形成了鮮明對比：
有些女孩喜歡擺架子
有一對假胸還有糟糕的情緒
脫光的時候性感火辣
（調皮地脫光光）
這就像是偷偷講黃色八卦和赤裸裸勾引欲望的區別。正如羅賓·威廉士(Robbie Williams)和「寵物店男孩」(Pet ShopBoys)幾年前在《她是麥當娜》(She's Madonna)里所唱的：「她變得粗俗得讓人難以置信。」
大家都記得滾石(Rolling Stones)的《Brown Sugar》，裡面關於性和種族歧視的挑語言堪稱為1971年量身打造。很少有人能回想起兩年後他們在《StarStar》中對露骨污穢內容的嘗試。第一首歌是狡猾而放縱的，性暗示背後展現的是活力和能量。《StarStar》的直白是給郊區那些無趣、疲倦、壓抑的土包子們聽的，與之伴隨的還有他們的性伴交換派對和「鑰匙俱樂部」(keyclubs)。
就像沒有欲望誘惑時，節慾宗教誓言便毫無意義一樣——這就是為什麼奧古斯汀(St.Augustine)會花那麼多時間在他的《告白》(Confessions)中詳細描述他是如何屈服於「迦太基的奢侈生活」的——在社會規範缺失時，侵犯它也不會有真正的快感。好的挑也是好的釋放，因為它們和被挑的禁忌是相輔相成的。一旦直白地講出來，誘惑和禁忌之間的張力就消失了。
用承認禁忌存在的語言——通過豐富的語義、機智或憤怒——來違反某個禁忌，公開的秘密在於它代表著某種道德說教。事實上，所有那些滿嘴髒話的大人物——從 D.H.勞倫斯(D.H.Lawrence)到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到theBeats樂隊、搖滾歌手、原型龐克、龐克和後龐克，理察·普萊爾(Richard Pryor)、山姆·金尼遜(SamKinison)、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再近一點有莎拉·西爾弗曼(SarahSilverman)和《南方公園》(South Park)的製作人——都是說教者。已故的路·瑞德(Lou Reed)的《我想回去》(IWanna BeBlack)充斥著種族歧視語、污言穢語和令人厭惡的性畫面，我甚至無法從中找到一句有意義的話在這裡進行引述。這也是一首帶有挖苦式憤怒的歌，猛烈抨擊了自由主義者的種族主義，他們對黑人文化的崇敬是黑人文化的一副扭曲的諷刺畫。
儘管這些粗俗之徒中有很多人最終都在一定程度上被主流文化小心翼翼地接受了，但直到他們離世後很久，社會才對其進行吸收，依然是小心翼翼，有時甚至根本就沒吸收。他們在有生之年大都存在於邊緣地帶或藏在深處；你得在社會的昏暗角落裡找尋。在新的音樂類型出現時尤其如此。搖擺樂(swing)、咆勃爵士樂(bebop)、Sinatra、冷爵士(cooljazz)、搖滾——這些音樂都在聲音和風格上更加專門化並且以年輕人為主導，它們讓老一代人抓狂。
如今，每隔幾分鐘就有一股新的文化浪潮在無數平台上傳播、被評論、被分析、被模仿、被混雜和被遺忘，每個人時刻都能立即接觸到所有東西，無論這些東西有多麼粗俗或粗糙。以前得想法設法才能找到路·瑞德，而現在一旦某一首空洞粗俗的歌曲被錄製，在服裝店就能聽到。
早期粗俗內容之所以如此有衝擊力，部分原因在於當時被壓抑已久的衝動爆發進入了公共領域。而如今，Twitter、Snapchat、Instagram及其他社交網站已經讓衝動變成了一種新的社會常規。沒有誰會再為新的表達形式感到抓狂。當已為人父母的你聽到坎耶·韋斯特(KanyeWest)唱「我給這個女孩發了一張我『小弟弟』的照片。我不知道女人會感覺怎麼樣。但我跟那個賤人的感覺不怎麼樣」的時候，你表示不喜歡，那我真替你臉紅。
事實是，你會聽到同樣的語言，看到同樣的暴力，會在電視、電台、網上甚至在無聊的懷舊頻道上看到同樣的性畫面，近乎赤裸裸的性暗示和暴力迅速激烈地襲來。無論是上了年紀的人還是年輕人，高聲還是低吟，說的話都一樣。什麼都一樣。
對性的形象暗示曾經是賦予人權力的一種方式。不公的老闆、不誠實的將軍、無道德感的政客可能會把自己提到高於其他普通人的高度上並且濫用權力，但人人都有一個裸露的身體和擾亂社會規範執行者的性能力。這正是蒙田(Montaigne)在提醒讀者「國王和哲學家都要排便」時所要表達的意思。通過淫穢粗俗或性喚起，將人類之動物本性這一事實永恆而赤裸地公之於眾，是民主的一種神能量。蒙田寫道：「即使是世界上最高的寶座，也是被屁股坐著的。」
然而「髒話」已經喪失了化我們的能力。現在它們已變得隨便、粗魯、流暢和官方。每個人說話都像是霍華德·斯特恩(HowardStern)。廢話連篇的 Jay-Z和坎耶·韋斯特都是超級有錢的商人，被保鏢、媒體顧問和形象製作人團團包圍。其他行業也是一樣。曾經針對甜膩的、道德單純化節目的電視革命現在成了「複雜的」、違背常理的、充滿英雄色彩的壞人角色的公式化慣例，比如《絕命毒師》(BreakingBad)里殘忍的沃特·懷特(WalterWhite)和《嗜血法醫》(Dexter)里討人喜歡的連環殺手。無休止的網上八卦和愚蠢傳聞被偽裝成有用的信息，讓最噁心的提及性和暴力的內容變成了正常。
回首1990年代，流行文化中露骨和淫穢內容的增多導致了所謂文化戰爭的產生，左翼和右翼群體就自由言論的界限展開了爭論。現在沒有人會因為文化本身的演進而批評文化。這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積極的發展。文化並不是孤立於社會上其他趨勢自主發展的東西。
約翰·甘迺迪(JFK)被暗殺、查爾斯·曼森(Charles Manson)及其追隨者的血腥屠殺、越南戰爭(VietnamWar)駭人聽聞的暴力——曾經不為人知的令人震驚的事件，現在出現在了美國家庭的客廳里。通過新科技，尤其是電視機，人們每晚都能看到。文化加速趕上了直截了當記錄時事的速度。
當然，那些像諾思克利夫勳爵(LordNorthcliffe)和首批大規模發行的報紙一樣古老的媒體，他們通過性和暴力來吸引業務的癖好有增無減。被電視及其他媒體正常化後，197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順利地融入了1980年代的商業文化。回想當時15歲的布魯克·希爾茲(BrookeShields)出現在1980年 CalvinKlein牛仔褲廣告中，她張開雙腿說道：「知道我和我的Calvin之間有什麼東西嗎？什麼都沒有。」從那以後便一發不可收拾。
如今，我們的文化規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科技的推動，而科技常常源自文化中最低層次的衝動。網際網路成功將淫穢圖片變成司空見慣的東西，這背後是色情行業將網際網路科技徹底改革的骯髒事實。串流媒體視頻、Flash等技術、還有驗證信用卡有效性的網站都是色情業的創新產品。網際網路和色情業就像是愛和婚姻的關係。難怪會有那麼多的文化會渴望實現色情片的去人性化和絕對透明，不允許秘密的存在。
這樣一篇文章，一般會以列出一套解決前文所述問題的方案為結尾。但是當粗俗文化的產生源自諸多不同因素時——商業、經濟、社會、美學——目前還看不到解決辦法。我們只能希望，人們對現狀的焦躁和不耐煩最終會戰勝一切，天平會傾向另一邊——並非是向審查和壓制傾斜，而是向性的自我肯定的神力量以及對法外之徒的譴責之情傾斜。在美國，人們常常只能抱有這樣的希望。
從麥莉·賽勒斯(MileyCyrus)刻意重複塑造的耀眼健康形象——她似乎在說：「這才是當前文化的本質」——到艾米納姆(Eminem)、蕾迪·卡卡(LadyGaga)、坎耶·韋斯特及其他對自己的名氣和財富表達厭惡的人，流行文化本身似乎也在懷念那個曾經的年代，那時污穢和性畫面具備精神性的強大能量，而不僅僅能用來挑逗觀眾並從中牟利。所以或許還是有希望的，我們最終能部分擺脫粗俗低級的無休止吟唱。
不過也很難說。無論使用什麼設備，我都會準備著隨時立刻關閉它們，以防我的孩子碰巧路過看到。我希望「六個名人」是一個他們永遠都不會想要玩的遊戲，即便長大成人後也不會。
本文作者李·西格爾(Lee Siegel)寫有四本書，最新的一本為《你是認真的嗎：怎樣在愚蠢的時代做個真實、真誠的人》(AreYou Serious: How to Be True and Get Real in the Age ofSil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