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源於拉丁語「莫里斯」，意為風習習慣。引申其意，則有規則，規範，行為品質好壞，善惡評價等意義。是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之間關自覺認識和行為選擇的結果。與意識形態相比，具有規範性，穩定性和廣泛的社會性。階級性這裡就不說了，以往講得太多太多。
這裡只說社會性。由於道德有其特殊性，不同於政治，法律，可以通過強制或暴力手段讓被統治者接受。道德不能強制，它必須造成輿論，並化為人們的內心信仰，才能最終實現生活中的規範作用。因此。在有階級社會，道德的實踐決定了即使統治者的道德也必須賦予超階級意志和全社會的外觀，而且，一定要接納某些全民性內容。即全民性，社會性，民族性。
比如「孝」，這是封建社會一個基本道德規範，在家不能做孝子，在外不能做忠臣，為了提倡忠，必須講究孝，二者相通，成為封建專制制度和宗法制度等諸多道德之核心。這是一面，事情有另一面。進行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組織的細胞，都要由血緣的紐帶。因此無論在哪個社會，無論哪個階級，都有撫養子女和贍養父母的需要，並使其成為道德規範以約束人們的行為。否則，整個社會就沒法維持下去。
比如「義」，這也是個道德規範，它包括社會各種類型的人與人的關係，如夫妻，兄弟，朋友，主僕，內涵極為複雜，更要具體分析。「義」何解?答曰：「性而宜之謂之義」。有奴僕為主效命之義;有鄰里危難相扶之義，有捨己為人之義。這些義反映了生活中各種社會關係不是孤立的，平行的，上下對應的關係。它是在又聯繫又矛盾的交織扭纏狀態中存在。所以，我們對德行的認識，不能只看思想傾向，不看直觀的可感的形象。這裡，我講一個直觀的可感的形象。
杜月笙，都說他是上海大亨，流氓。我想講兩個事情，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章士釗辭去東北大學的教職南下去了上海，沒有人聘他做教授。他的本行，他留學英國，學習非常出色的，主修正值和法律，兼修邏輯，「邏輯」這兩個字是章士釗的翻譯。他掛牌，沒有生意，非常冷落，但是章先生很會享受，才多欲多，章士釗就是欲多，這個時候杜月笙施予援手，聘他為私人律師，給他每個月一千塊，霎時律師事務所極紅火，迅速擴張，他每月收入過萬，手下幫辦，有二十多個。大家對他投靠杜月笙有所非議，章士釗自己也說：「我現在就是吃流氓飯的。」這個細節裡面的「義」，耐人尋味。
杜月笙和孟小冬
我還想講杜月笙和孟小冬。很多人都希望我寫梅蘭芳，現在還不是時候，我絕對會寫。1949年，杜月笙攜全家從上海到了香港，他很清楚，他不能到台灣，到台灣他會倒霉，他也不能留在大陸，知道共產黨早晚會找他清算。香港，也不是他久留之地，於是杜月笙決定全家移民法國。一天在客廳里，杜月笙說，我們要去法國，法國氣候好，宜於養病。當時算了算一共要辦27張護照，這個時候孟小冬在旁邊說一句：「我跟您去，您說我是您的使喚丫頭還是您的女朋友呢?」出言極輕，卻有雷霆之勢。你們沒聽懂，杜老闆聽懂了：「辦護照的事情暫停，趕快把我跟阿冬的婚事辦了。」杜家人全傻了，他倆很快結婚，於是孟小冬成為杜月笙的五姨太。
又轉年了，到了1951年，法國沒去成，為什麼?杜月笙的病加重了，不是8月1日就是8月2日，我記不清楚了，杜月笙還是清楚自己的病快不行了，他第一件事情叫來大女兒杜美如，從香港滙豐銀行拿回一包東西，杜月笙打開，裡面全是借條，跟他借的最少的是5000美元。朋友們，40年代，5000美元。跟他借的最多的是500根最重的那種金條，叫「大黃魚」。。借款人全是國民黨軍政要員。杜月笙一張一張地看，一張一張撕掉，女兒非常不解，問為什麼?他說：「不願意你們去要錢，我不想讓你們在我死後去打官司。」這叫杜月笙。
到了8月7日，杜月笙開始安排後事，叫他的秘書開三份遺囑，其中一份是關於財產的，有現鈔，有債卷，有不動產，遺囑立完以後，他讓人取了一個包，裡面是10萬美元，然後按照杜家「先外後內」的原則當場分錢。分到孟小冬，1萬。孟小冬脫口而出：「這點錢，怎麼夠花?」杜家人當時就有耳語：「你還不是老頭子慌忙給你辦婚事，你要是丫頭，2000你都別想。」然後散了，各自拿錢回去。這個時候杜月笙把一個徒弟叫進來，從枕頭底下拿了一個口袋，裡面有7000美元現鈔，點了4000，他跟那個徒弟說，你給媽咪。媽咪就是指孟小冬。他說：「最苦的是媽咪。」十天以後，杜月笙死了。那個時候他應該64歲。我覺得杜月笙非常值得拍成電影，值得我們去思考。現在的人都很實用，趨炎附勢，人心險惡，看到街頭的人快死了，也不幫一把。杜月笙是混蛋，杜月笙是流氓大亨，杜月笙不是人，但是在他的故事當中，有沒有我們可以思考的東西?傳統道德里究竟有沒有我們可以繼承的東西，請諸位和我一起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