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半月談》報導，秘書犯罪腐敗的前提大多是分享和遞延了領導的權力。有腐敗高官，身邊往往就有腐敗秘書。秘書已與為之服務的領導形成權力鏈條、腐敗鏈條。
以與領導的關係分類，秘書可以分解成5種角色：
文秘
這應是秘書最原始的角色，主要分擔領導的事務性工作，屬於有感情的文件和工作日程安排處理機。但在官員的秘書中，甘於文秘角色的似乎不多。
智囊
一般都獲得了領導青睞，被授權為領導決策作參謀。這是一些官員最願意巴結的角色，更是少數商人最想收買的角色。李真在河北就被稱為「二書記」，能叫誰上誰就上，顯然分享了省委書記程維高的決策權。
經紀人
此類秘書或與腐敗的領導狼狽為奸，做腐敗領導搞權錢交易的仲介人，從而獲得「腐敗仲介費」;或利用領導的昏庸或腐敗，瞞過領導，私下出售權力。
養子
有些秘書與領導跨越工作關係，而密切到親屬關係，成為不磕頭的養子。既照顧領導的家長里短，也可隨意跟領導吹風、傳話、打報告。這樣的秘書一出領導家門，多半會成為準公子，橫行霸道。
黑幫
他們或與黑幫勾結，從領導那裡收買權力;或掌握了領導的腐敗證據，利用隱私來訛詐領導，獲得權力。
秘書得以分享和亂用領導的權力，還是對領導的權力缺乏制約，使得他能輕易把權力送人。決策能力低下、專業知識缺乏和人品下降，都使部分領導越來越倚重秘書。許多領導所聽匯報都是秘書篩選過的內容，做報告都在念秘書寫好的稿子……他們貴為一方高官，卻被秘書架空。
從秘書「落馬」說起
朱文軼
眾所周知，李真之所以能在38歲時成為正廳級幹部，占據炙手可熱的河北省國稅局局長的職位，是因為他曾任過河北省委原主要領導的秘書。河北政壇流行一句「曖昧」而又意味深長的話：「石家莊是離北京最近的省會。」
從官方公開的通報材料來看，在秘書這個位置上，李真顯然已經遠遠超過了他的前輩們：受賄財物折合人民幣1051.09萬元，該數字比數年前幾起「秘書腐敗案」中的涉案金額有了驚人的增長。記者查閱的近年反腐資料顯示：1996年，陳希同秘書陳健受賄40.9萬元，判刑15年;王寶森秘書閆振利貪污1萬元，判刑7年;鐵英秘書段愛華受賄5.6萬元，判刑5年;黃超秘書何世平受賄24.3萬元，判刑16年。數個反腐大案中的秘書貪污受賄之和尚不及李真一人。
「有個很奇怪的現象，在秘書的政治生涯中，38歲的確是個坎兒，要麼很可能仕途從此扶搖直上，要麼就栽了。陳健被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時的年齡是38歲，而4年後，李真被『雙規』，同樣也是在這個坎兒上，38歲。」行政學專家梁木生教授在解釋這一現象時說，這是因為秘書與他上級官員的政治生命是捆綁在一起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我們在談59歲現象時，往往忽視了把這二者相提並論，如果對照著看，也許可以更清楚」，「中國的權力活動在這裡表現出相當的穩定性」。
「秘書腐敗」的實質是決策權和執行權互動互用的「集團性腐敗」。從1996年的「陳希同案」到2000年的「慕馬案」、「叢福奎案」，幾乎所有高官垮台的背後，他們的秘書無一不是極深地介入其中。
分析這些均有秘書參與其中的腐敗要案時，梁木生認為，「秘書在權力運作中的『隱蔽性』使他們既容易得到重用，同時也容易成為權力鬥爭和組合下的犧牲品」，因為「『假借名義、盜用權力』很可能成為『捨車保帥』的最好藉口」，「這是秘書弄權的『風險』」。
王寶森的秘書閆振利起步的時候只是北京市財政局的一個普通幹部，據說，時任北京市財政局局長的王寶森起初對其並無好感。而閆振利抓住「支援西藏建設」的機會，每次回京休假總要攜上西藏的土特產去看望王寶森，幫王寶森安裝浴盆、買電視機，攬下了王家不少的「家務事」，逐漸取得了王的信任。王寶森升至副市長時，閆從西藏返京，王辭去原秘書，點名要了閆振利。而陳健被陳希同所賞識，除了因為其「活絡的辦事能力」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陳健的桌球打得不錯，在辦公廳工作時可以經常陪陳希同打球。
「政治生活私人化，秘書角色的含義就變得很晦澀了。」學者關鍾叔向記者舉了一個例子，閆振利在任王寶森秘書時，曾以私人名義從海淀區財政局拿走20萬元的支票說，「到時候由市財政局還」，而市財政局礙於王寶森的面子，不僅沒有追究還給閆暗中圓了帳。
關鍾叔在觀察幾起「秘書腐敗案」時指出，一個能夠成為上級心腹的秘書，必須很好地替上級完成個人權力的擴張和延伸。「也就是說，秘書必須深諳政治遊戲的規則，能夠幫助領導疏通與同級官員和上級官員的各個關節。而秘書的工作方式一般是與對方官員的秘書交往，這使得身處同一官系中的秘書往往相互之間私交很深。」
「因此，多數情況下，一個集團性腐敗案件的背後都會有一個秘書部落。」(《領導科學》2002年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