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份，蔣和學校一批兩百多位教工作為赴江西省餘江縣創建人民大學「五七幹校」的先遣隊，乘車一路南下，直達餘江縣的劉家站。餘江縣原本是一個不知名的小縣，不意1958年《人民日報》關於「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的一則報導，居然讓最高領袖毛澤東「浮想聯翩，夜不能寐」,進而「遙望南天,欣然命筆」，寫出兩首《送瘟神》，使這個縣聞名全國。在去之前，人大教工心目里的餘江，真的是像領袖詩人想像中的「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的壯麗景象;可是一旦到了那裡，想像落地，發覺那兒不啻人跡罕至、幾近廢墟的流放之地。那是離縣城很遠很遠的一片紅山坡，放眼望不到邊際。那里根本沒有路，即使眾多人大教工湧來後，走的人多了，也成不了路，而是一片泥濘。因此，這些戰士來到這茫茫的荒野，就逢山開路，採石架屋，真可謂夙興夜寐、戰天鬥地。平時他們都擠住在離工地四五里地的小村子裡，過著除了勞動不能看書、不能寫字的日子。由於房頂透了幾個大窟窿，一到冬天夜裡下大雪，第二天屋內睡覺的地鋪上就一片白花花。生活實在太艱苦了，要是熬不下去，只能裝病，這樣伙房會給你做一碗病號飯——下一束掛麵，碗裡放一個雞蛋，連一點點食油都捨不得給，就這樣給你打發了——以上是蔣親口對我說的。
我是於第二年，即1970年4月同第二批教工開赴餘江縣的，一到就被分派到了當時最急需勞力的修路隊，干起了對一個婦女來說很難勝任的運石鋪路的重活。整日掄鐵鍬，連手臂都抬不起來了，但是拉沙子的卡車還不停地拉，我們不得不把沙子從車上往下卸，一天下來，四肢都動彈不得。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中，蔣一如既往地關心我。這樣，我們終於相愛了。按理說，只要我倆你情我願，辦理結婚手續是不成問題的，因為雙方都符合婚姻法的規定：蔣已與其前妻離婚，我的前夫已於三年前亡故。然而，這件再簡單不過的事情落在我的頭上竟遇到了難以想像的困難。
我們倆本準備那年的夏季結婚，因為我一個人帶著與前夫所生的孩子，還得忍受繁重的勞動實在太困難了。當時幹校的工地生活條件極差，「五七戰士」集體住在一起，先是住在當地的老鄉家，後來住到工地的倉庫里;那時兒子已經8歲了，我無法帶他同住女宿舍——一間大倉庫，只得把他放在離幹校40里遠的錦江鎮，白天在鎮上的小學上一年級，晚上寄宿在幹校辦的一所幼兒園內。錦江鎮上有工地大休時給我們這些勞動者們安排的臨時居住地，我們平時沒有假日，要一連勞動40天才能休息4天，因此我也只能利用每次大休日才能去看望自己的孩子。這樣勉強挨過了幾個月，不料那年夏天信江(圍繞錦江鎮的江河)發大水，災後錦江鎮爆發了流行性肝炎，幼兒園裡小飯桌上的孩子整桌整桌地染上了肝炎，家長們都忙著投親靠友，疏散自己的孩子。我孤身一人束手無策，非常著急。這時蔣向我提出：我們結婚吧!蔣當時也住工地的集體宿舍——那是一個在紅山崗上採石後留下的大石窟，上面蓋了個碩大無比用來避風擋雨的頂棚，被他們美稱為「水晶宮」，長36米，寬16米，深3米，內部寬敞，冬暖夏涼，裡面住有一百多位男五七戰士，成為當時人大教工的聚居點。蔣一旦結了婚，他就可以像其他家長那樣把孩子帶在身邊同住。蔣自願承擔一個父親的責任，我深為感動。難題終於有了解決的辦法，我很高興，與我同住在一起的那些女五七戰友們也都為我高興，她們為我們熱心地張羅著。
我們倆分別向排(隊)里請好了假，準備去校部開了介紹信到錦江鎮鎮政府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是，當我從四里地外的修路隊來到幹校校部，向一位副校長和一位政工組長說明來意後，卻沒有想到這兩位領導的臉上露出了難色。他們對我說：「這事我們需要商量，你先回去，聽候答覆。」
三天後，我去校部詢問答覆，那兩位領導竟用嘲諷的口氣不冷不熱地對我說：「你急什麼呀!我們還沒有研究呢，有了結果自然會告訴你的。」聽他們這麼說我不免有些不悅，但還是按捺住性子向他們作了解釋。我說早些晚些結婚對我們倆來說無關緊要，只是我的孩子在錦江鎮上我不放心，如果染上肝炎就難辦了。我想趕快把孩子接到工地來與蔣同住，我也能就近照料他。儘管我作了耐心的解釋，但對方卻毫無所動，我一扭頭再次走出了他們的辦公室。
第三次再去校部時，我不再理會那兩位領導，直接去找了幹校的軍宣隊(由上級派駐學校的軍管人員)最高負責人呂鳳鳴。此人雖然哼哼哈哈地打著官腔，但也許是軍人比知識分子坦率的緣故吧，在我一再追問下，他還是多少向我透露了一些底兒。他說：「群眾對你們這事有看法，我們不能輕易地批准你的申請，還要研究，還要請示北京。」我這才明白其中的原委，也知道所謂「群眾有看法」其實是「文革」中的派性作怪(文革中所有的群眾組織當年都分成對立的兩派)。想起不久前那個對立面的小頭目來給我做媒一事，我算是明白了。我可以和任何人結婚，不管是小的，還是老的;也不管是同一派的，還是對立派的，都可以，就是不准與蔣結婚。否則如何解釋同樣一個我、可以被來自各方的人多次做媒呢?此時此刻，我感到了一種莫名的悲哀與氣憤。我生性倔強，此時便犯起了「擰」：我就是再嫁也只嫁蔣培坤，否則，我誰都不嫁!
在那個年代，軍宣隊的話其權威僅次於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作為一個勞動改造中的「五七戰士」，怎能違抗!後來有人又悄悄對我們說，不批准我們結婚的理由是我當時尚屬「內部審查對象」;審查沒作出結論，我就只能被留在另冊;在他們看起來，我這樣的人就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
在「文革」中，我曾因二伯父、地質學家丁文江而受到過牽連。丁文江早年先後留學日本、英倫，回國後組建中國地質調查所，出任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集中國地質學的開創者和「好人政府」的倡導者於一身。二伯父在二十年代曾受孫傳芳邀請，短期擔任過松滬商埠督辦公署的全權總辦，還與胡適之先生是莫逆之交。我因此被當作「洋奴買辦」和「大軍閥」的侄女而橫遭討伐。那時胡亂上綱上線，校園裡不少牆面都貼滿了討伐我的大字報。像我這樣的出身和有著如此親屬關係的人，而且還是一名中共黨員，自然被視為「階級異己分子」，被列為審查對象。而且，這期間，我還不識時務地為一位被打成「叛徒、特務、走資派」的本系領導公開作過辯護。我只是覺得一個人不能睜著眼睛說瞎話，群眾可以批判領導幹部的錯誤，但不能不顧事實地亂扣帽子。為此，我更遭到了曠日持久的審查和批判。直到我被發配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我的政治身份居然還依然是一個「內部審查對象」。
這件事要是放在今天，人們一定會感到詫異，怎麼共產黨和「革命群眾」竟有這麼大的權利來干預個人的愛情、婚姻之類私生活，然而當時情況確實如此，因為生殺予奪大權都操在共產黨手裡，你絕對跳不出它的手掌心。這也從一個側面看出，共產黨當權後如何輕易地就背離了他們在野時拼命鼓吹的婚姻自由等等神聖價值。
結婚的手續是辦不成了，我只能另想辦法安排孩子的去路。我寫信去求助當時居住在蘇州年近七十的老父親。我父親丁文瀾是丁氏七兄弟中的老五，祖父早年病故後，他與我六叔、七叔一起由二伯父丁文江從黃橋帶到北平。他年少時絕頂聰明，考上了清華大學預科(清華留美預備班)，但因一度沉湎於聽京戲，觸犯了校規，遭致二伯父大怒，決絕地把他送到河南六河溝煤礦和熱河北票煤礦去做練習生，在礦井下一干就是十年。這期間，父親在我二伯父的督促下完成了美國一所著名函授大學採礦專業的學業，並從練習生逐級升遷為助理工程師、採礦工程師，而且還說得一口漂亮的英語。九一八事變後，經二伯父介紹，父親進入設在上海的中興煤礦公司(德國)和開灤煤礦總管理處(英國)的高級管理層。這樣的經歷和家庭背景，決定了他在中共掌權後的日子不會好過。我父親在「肅反」運動中遭人誣陷受審查，後雖查清做了正式結論，但還是於1958年被強制性提前退休，拿著合工資40%的所謂「退休金」被打發回原住地蘇州「賦閒」去了。雖然老人身體和心情一直不佳，長年在家裡養病，但他還是毫不猶豫地接納了他的第一個外孫，也是他在世時見到過的唯一外孫。我沒有路費親自把兒子送去，托一位回京探親的同事順便送到了蘇州。
送走孩子，暫時解除了我的後顧之憂，但我的心情壞到了極點，整天不願說話，只是埋頭幹活。夏季的江西農村，既炎熱，蚊蟲又多又凶。我們這群「五七」戰士常常被蚊子叮咬，被叮過的皮膚奇癢無比，一不小心，就會抓破。加上幹校的負責人毫不考慮婦女的生理特點，一連幾天讓我們這些「女戰士」下水渠去撈木頭(從上游順流而下的建築用木材)——當時校部工地要蓋房子，從外面買來許多大木頭。在劉家站往水渠里扔，木頭順流而下，流到工地。我的左小腿上長了一個瘡(被蚊子叮咬抓破後流膿)，但為積極響應號召，我不知保護自己，還站在水渠里連續奮戰了好幾天。「撈木頭」戰役結束後，我得到了表揚，但腿上被蚊蟲叮咬的破口，已經潰爛成一個蜂窩狀的大膿包。本來醫生開了病假條，我可以臥床休息，但我一靜下來便咽不下這口氣。我想婚姻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能就這樣屈服於他們的權力。為了討一個說法，我每天上午拖著那條壞腿，一瘸一拐地來回走八里地，反覆去校部找領導，在他們的政工組辦公室一坐就是個把小時，逐條和他們理論，要說法，但那些官老爺們始終不肯給我明確的答覆。
登記結婚的事，已變得越來越渺茫，而腿上的那個膿包卻迅速地惡化了。幹校的醫生不得不給我動了手術;所謂手術，也就是醫生拿起一把大剪刀，在酒精燈火上烤了一下，一剪刀、一剪刀地把我腿上那些蜂窩狀的爛肉剪了下來。在養傷的日子裡，我仍然無法安寧下來。蔣很為我擔心，但因為沒有合法婚姻，也不能常來看望和照顧我;我想念自己的兒子，卻又不能把他接回身邊。我猶如被拋入了荊棘叢生、陰森冰冷的茫茫荒野，感到自己是那樣的孤立無援。
在幾近絕望之中，我決定利用公費探親的機會回一趟蘇州老家，那裡有我的老父親，有我的兒子，我想從那裡尋找到一些溫暖、一些力量。我徵求醫生的同意，嚴實地包紮好傷口，搭了幹校的便車，由蔣護送到了浙贛線上的劉家站火車站，上了東去的列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