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與史達林
俄羅斯作家申塔林斯基在前蘇聯秘密警察（克格勃）檔案中，發現列寧和史達林統治時期有關作家藝術家的大量秘密檔案，皆屬蘇聯政權的高度機密，多年被封鎖，申塔林斯基把這些史料整理成一本書，1993年在巴黎出版法文本；1995年英國倫敦出版克羅福特譯自俄文的英文節譯本《克格勃文學檔案》，對了解史達林時代蘇聯作家、藝術家遭受的種種迫害實情以及死亡的真實原因和日期，都是第一手史料；倍受讚揚、地位首屈一指的高爾基，雖未被監禁過，同樣受到克格勃的秘密監視，蘇聯秘密警察總部檔案室存有大量關於他的秘密材料。
跟列寧鬧翻
高爾基被前蘇聯當局譽為「無產階級文學之父」，也跟列寧有「偉大的友誼」，但從克格勃檔案里看，高爾基與這位俄國「革命之父」之間發生過多次觀念和政治衝突，幾乎鬧到決裂地步。高爾基稍有搖擺，列寧就會批評他，高氏則報以詼諧一笑：「我知道我是一個很差勁的馬克思主義者。說來說去，我們這些藝術家都有那麼幾分傻勁兒……」。十月革命發生後，高爾基被事實震駭，在《新生活報》（左派孟什維克辦的日報，1917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發表文章，公開反對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認為這是俄羅斯的悲劇和毀滅，由此，1918年夏列寧則以一紙命令關閉了這家報紙。第二屆共產國際代表大會開幕時，列寧評論高爾基為此次會議寫的文章「毫無共產黨人氣味，卻有濃厚的反共性質。因此，這種文章絕不能在雜誌上發表。」
到了1920年上半年，他們之間幾乎斷交，高爾基在列寧五十壽辰之際，把他同彼得大帝相比，說：「看見這個偉人，總讓人有那麼一種恐懼，他隨心所欲地擺弄我們這個星球上的歷史槓桿。」1922年，秘密警察第七部在暗中準備整肅高爾基，他們從高氏的朋友和熟人那裡收集證據。此時，列寧和契卡總頭目捷爾任斯基依然在世。
列寧和高爾基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20年10月20日，關於此次相見，有過一些戲劇化的描述，如電影《帶槍的人》（1938年）。這次相聚也是分手，列寧一再要高爾基移居國外：「如果你不走，那麼我們就不得不送你走了」。
這是對持不同見解者的一種驅逐方式，兩年之間有數十位知識分子被驅逐出國。可是蘇共卻不讓另一些需要出國的人走，1921年詩人布洛克重病，高爾基一次次催促列寧和盧那察爾斯基放布洛克去芬蘭治病，但詩人還是在得到護照前去世了。18天後，即8月25日，另一位詩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處決，罪名是白衛分子，儘管根本沒有證據，高爾基對此案的求情同樣毫無作用。這兩位詩人的死亡，開啟了作家受害的時代。
1921年10月8日，高爾基寫信跟列寧告別，離開蘇聯去了歐洲。1922年夏他在德國北部一個小城，得知俄國社會革命黨的領袖們正在莫斯科受審，7月1日寫給蘇維埃政府首腦里科夫：「親愛的阿列克謝：如果對社會革命黨人的這場審判以謀殺告終，那麼這將是一件有預謀的罪惡謀殺。我請求你把我的觀點告訴托洛茨基和其他人。我希望這不會使你驚訝，因為在整個革命期間，我已經向蘇維埃當局一千次指出，在我們這個充滿文盲、沒有教育的國家裡，毀滅知識分子是愚蠢和犯罪行為。我現在堅信，如果社會革命黨人被殺害，這一罪行將會使俄國在道德上自絕於社會主義歐洲。高爾基」。
他7月3日也寫信給法朗士，希望在歐洲喚起公眾關注此事，流亡國外的孟什維克人士主辦的雜誌發表了高爾基這封信。兩封信都保存在克格勃總部。他寫給法朗士的信產生廣泛影響，驚動了克里姆林宮。列寧稱高爾基的信「卑鄙」，托洛茨基則指示《真理報》「就作家高爾基，寫一篇措辭溫和的文章，搞政治的人不會把這種文人放在眼裡，要用外文發表」。一篇題為「幾乎墮落到極點」的措辭嚴厲、猛烈批判高爾基的文章說：「從這種政治聲明可以看到，身在國外的高爾基在危害我們的革命。他的危害極大……」。但也許是高爾基的呼籲起了效果，蘇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了革命法庭通過的死刑判決，卻沒有執行死刑。
流亡義大利
高爾基和家人住在義大利的索蘭托，他在整理他的長篇小說《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撰寫文章和回憶錄，與外界保持廣泛的通信關係，身邊朋友和客人不斷。他已年近花甲，似乎應當決定自己晚年的去留問題，可是當他聽到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開列了一個書單，要把所有圖書館裡的《聖經》、《可蘭經》、但丁和叔本華的著作下架的消息之後，決定宣布放棄他的蘇聯國籍，甚至為此寫了一份聲明。
他為此受到來自兩個陣營的強烈批評。莫斯科的革命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公開說他是一具殭屍，在文學上已成廢物；流亡巴黎的舊俄人士則強烈譴責他跟蘇聯革命的關係，把他那篇關於列寧的隨筆視為俄羅斯文學史上的奇恥大辱。高爾基《論俄羅斯農民》一書出版後，既引來克里姆林宮的憤怒，也遭到一家流亡報紙的譴責，說他誹謗俄國農民。另一家報紙則刊登蘇維埃政府一項決定：如果高爾基進入蘇聯邊境將會被逮捕，迫使高爾基馬上聲明自己忠誠於蘇俄，他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們對知識分子的迫害。
這一期間，莫斯科的秘密警察總部文件櫃多了一份題為「高爾基在國外」的文章，無人署名，也沒有日期，可能是秘密警察派在外國的某個間諜撰寫的一份匯總材料，以備發表用。新聞界對高爾基的各種報導，都在秘密警察總部有細緻分析，國外流亡報紙都被列印出來，各種文字都被譯出。高爾基的大量信件，特別是他人寫給高爾基的信，都被秘密警察總部收集。高爾基1924年3月3日致葉卡特琳娜•彼什科娃信中有這樣一段話：「我想，現在已經到時候了，不要再談論什麼我是受某個人影響這種話。大家應當知道，我55歲，我自己有非常豐富的經驗……如果我那麼容易受影響，那麼我很久以前就應當服從伏拉基米爾•伊利奇，他在影響別人方面無人能及，那麼今天我就應當燈紅酒綠，有芭蕾舞女演員們簇擁，坐著最豪華轎車滿城兜風……」這封信寫於列寧死後六周。
秘密警察感興趣的是高爾基的著作和觀點，以及他對蘇俄政權的敵人所持的態度。他的秘密檔案成為一項巨大工程，耗費大批特工的勞動。他的信件上有許多批註，如「送第七部」、「送阿格拉諾夫」、「存檔」、「對照原文查過」，等等。
秘密檔案中有高爾基1927年9月8日寫給身在蘇聯的年輕作家朋友維•伊凡諾夫的一封信，此信從未披露過，可以看出當時他的觀點：「我天生就不能理解那種把群眾、把一個民族或是一個階級理想化的做法。我是一個很差勁的馬克思主義者，我不喜歡把人生的責任由個人轉移到群眾、集體、某個黨或某個集團。而且，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罌粟種更有生命。我相信，如果我倒過來看問題，那就虛偽可笑了」、「當我想像俄國、中國、印度和所有其他鄉村地區那一片無知而又混亂的大漠，看到這大漠前面那位極為渺小、非常瘋狂的俄國革命者——儘管他發現了阿基米德的槓桿——便喚起我對這位俄國革命者命運的某種焦慮……」
從高爾基這些觀點可以看出，他是懷疑、批評俄國革命的，為此他曾不得不流亡，但當他後來回到蘇聯之後，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了。他為什麼要回國？關於這個問題，秘密檔案沒有交待，也未見到關於高爾基的研究對此做出解釋。
利誘與監視
1928年，高爾基回到闊別近七年的俄國，但他只是要在蘇聯度夏，每年秋天還回索蘭托。
史達林親自在莫斯科為他找了一幢房子，離克里姆林宮很近，是一位百萬富翁的豪宅，這裡很快成為蘇聯領袖和藝術家、作家們聚會的地方。他還分到兩座大別墅，有警衛保護，一座在克里米亞，一座在莫斯科近郊。
至於這背後的事情，可以通過秘密檔案來看。第二個階段收集的檔案從1926到1928年，此時列寧已死，史達林執政，捷爾任斯基也死去，繼任者是雅果達，一個極端陰險的克格勃頭子，他手下的秘密警察，不僅遍及蘇聯，而且遍布海外。現在他們不僅繼續收集高爾基的材料，並且開始操縱他，秘密監視他的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