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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吏吳芝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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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芝圃(左2)

酷吏本是君主專制政治的產物。皇帝為了維護專制政治之威,喜歡用酷吏。另一方面也經常揮淚斬馬謖,舍卒保車地殺酷吏以平民憤,還是為了維護專制政治的體面。對權力來說,酷吏有很多好處:首先,酷吏非常能幹,為皇帝聚斂財富不遺餘力,對上惟命是從,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對下心狠手辣,深文周納,羅織陷害,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其次,酷吏不僅「能幹」,而且大多相當清廉。在納粹時期權傾一時、掌握著生殺大權的蓋世太保就從無貪污事件。清代劉鶚在《老殘遊記》中說: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眼所見,不知凡幾矣。

因為替主子出頭賣命,酷吏的官運一般都相當好,經常越級升遷,深得皇帝老兒喜愛,所謂「上以為能」。酷吏常常是一種政治投機分子。這種投機主義一方面使他們在官場平步青雲,但另一方面罔顧良知和泯滅人性又使其最終結局往往不妙。在一些危機時候,主子們經常要他們桃代李僵替人受過,好人只能由主子來做。司馬遷在《史記》中首創《酷吏列傳》,雖然司馬遷將皇權視為酷吏災難的根源,但作惡多端的酷吏們最後也無不落得遺臭萬年的下場。總體而言,酷吏的本質是反人類的。

信陽遂平縣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是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也就是在這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國第一顆小麥高產「衛星」,以此引發了席捲全國的浮誇潮和大饑荒。如今嵖岈山依然以此為榮,簡直恬不知恥匪夷所思。根據官方公布的數字,在吳芝圃統治下的1959—1961年的大饑荒中,河南因飢餓而死亡的人數達兩百多萬人,其中信陽地區就餓死近一百萬人。而民間估計的數字則是官方的好幾倍。

據信陽地委官方的報告,1959—1960年冬春,正陽縣死人8萬,息縣死人10萬,新蔡縣死人10萬,「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嵖岈山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總人口的10%,有的隊的死亡率達30%……罪惡敗露之後,吳芝圃在省委做「檢查」時,承認自己對河南人民「犯了大罪」,「對我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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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8月,在中共河南省委五次全會上,當時的省委第二書記、省長吳芝圃突然發難,指責由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主持制訂的《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農業大豐收的宣傳要點》「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批判它存在「指導思想上的右傾情緒」,頓時在河南官場引發了一場權力地震。

潘復生1949年任中共平原省委書記,1952年平原、河南兩省合併時潘、吳在人事安排問題上就產生過分歧。1957年春,河南省臨汝縣出現反對農業合作化的「鬧社」風潮,吳芝圃聞訊後命令縣委逮捕了反對者,後來潘復生從北京開會回來,傳達中央的意見說「臨汝鬧社是人民內部矛盾」,吳才不得不放人。與中國傳統的狗咬狗式權力鬥爭一樣,宗派矛盾和觀念分歧借著「反右傾」運動發作。吳芝圃這場突然襲擊,攻勢凌厲毫不手軟,憑著自己在河南30年打下的深厚人脈基礎,硬是把潘復生和與其有相同觀點的省委副書記楊珏、副秘書長王庭棟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從而實際上把持了河南的黨政領導權。這就是震動河南全省的「反潘楊王事件」。

事實上,吳芝圃之所以底氣十足,不過是有恃無恐。他摸准了1949年以後毛萬歲急欲推進「社會主義改造」和「反右傾」的脈搏,他事先得到了毛萬歲的鼎力支持。在1958年5月舉行的社團八大二次會議上,吳芝圃順應時勢,作題為《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黨的主要危險》的發言,「揭發」潘復生的「嚴重右傾錯誤」,毛在隨後的講話中稱讚吳的發言「很好」,甚合朕心。八大二次會議隨即撤銷了潘復生的職務,吳芝圃心想事成榮升河南省社團老大。「跟著潘復生,一天吃一斤。跟著吳芝圃,吃了不少苦」。隨後,吳就在全省到處抓「小潘復生」,到處「插紅旗,拔白旗」,批鬥了一大批說實話辦實事的社團成員,使得河南官場一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為避免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順著上級的杆子爬,社團中人無不「睜著眼說瞎話」,實際上這是中國官場的傳統美德。這一殺一儆百指鹿為馬的手段,為後來吳芝圃把河南的「大躍進」推向高潮掃清了權力障礙,更為後來慘絕人寰的大災難的發生打開了「潘多拉魔盒」。

深諳權謀歷史的吳芝圃在權力鬥爭中駕輕就熟,官場就是押寶,押上之後就要「忠」,押對了雞犬升天,押錯了自認倒霉。權力與良知無關,也與常識無關,甚至與智慧無關。吳芝圃的成功秘訣其實很簡單,就是「跟上毛主席走就不會錯」。從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這段往事來說,毛萬歲與吳芝圃還有師生之誼。對社團來說,毛萬歲是老大哥,老大哥是永遠不會錯的,即使錯了也是對的。在以後的歲月里,林彪王洪文華國鋒等等也都是這樣發跡的。在這種權力規則下,後來吳芝圃對毛髮動的「大躍進」全力支持,推波助瀾,堪稱毛萬歲的第一悍將和忠實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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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芝圃雖然以儒將自比,卻沒有柯慶施那般錦繡文章,未能炮製出類似於「乘風破浪」的黃鐘大呂。從這一點上,他絕不是一個腐儒秀才,而是一個典型的陰鷙的酷吏能臣,現在一般稱為「實幹家」。吳芝圃把河南這個產糧大省做為向毛萬歲「效忠」的工具,以強悍的手段在全省實踐「大躍進」的狂想,唯恐落人之後。在當時國際制裁的局面下,紅色中國既想招撫一批國際小嘍囉,又想進行工業革命的原始積累,最重要的是防止暴力奪來的政權再被暴力顛覆,「哪怕光屁股也要造原子彈」……所有這一切,只有一條路,就是不擇手段地從農民手裡最大限度地奪取更多的糧食出賣,因為一窮二白的中國別無長物。除過牙縫裡扒出來的一點糧食,實在沒有什麼拿得出手的。所以毛萬歲在1953年親筆批示:「所謂『保護農民』的錯誤思想,應加分析和批判!」

這種經濟上的積貧積弱在政治狂熱下,從極度自卑最終衍變為極度自負,然後就是自欺欺人。在吹牛皮競賽中,河南官場說大話走極端的程度,甚至狂熱到連「大躍進」的「始作俑者」毛萬歲都感到吃驚,不得不半是欣賞半帶勸戒地說:「吳芝圃,你對,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馬列主義,我是機會主義。」在一種詭異的默契中,吳芝圃這個馬仔完全摸透了毛萬歲希望「多、快」的真實內心,因而一馬當先,急沖猛進,很快成為「大躍進」的「標兵」和旗手。

延續三年的「大躍進」是從農業開始的,農業「大躍進」又是從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大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開始的,而吳芝圃治下的河南在這方面走在了全國的最前列。

1957年9、10月間,社團召開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由毛萬歲親自主持制定的農業「大躍進」的綱領性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並作出了《關於在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吳芝圃雷厲風行,在10月召開的河南省水利工作會議上就要求全省「立即迎接水利建設大躍進」。在11至12月召開的河南省黨代會第二次會議上,吳芝圃作報告分析「階級鬥爭形勢」,批判省委指導思想的「嚴重右傾錯誤」,提出組織「農業生產大躍進」,「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達到經濟建設全面大躍進」。12月,河南省委在報給中共中央的《情況演示文稿》中稱「全省1500萬人參加抗旱種麥,掀起以大興水利和大搞積肥為中心的冬季生產運動,投入勞力達991萬人,農村出現了大躍進局面」。

1958年元旦剛過,吳芝圃召集河南省、地、巿、縣領導和農林水負責人開會,提出「全省改種水稻700萬畝,灌溉面積增加到3000萬畝」的「高指針」。不久,「衛生大躍進」、「工交大躍進」的號召以及有關的指示、倡議也一個接一個地出台。元月底,吳芝圃在省常委貫徹中央南寧會議精神的擴大會議上決定:河南省「兩年實現水利化,三年實現無『四害』(當時把蚊子、蒼蠅、老鼠和麻雀稱為『四害』,要『徹底消滅』),五年實現農業綱要的糧食生產目標,五年消滅文盲,普及初中、小學教育」。而在2月2日河南省委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上述「決定」又「躍進」成了「一年實現四、五、八(即黃河以北糧食畝產400斤,以南畝產500斤,淮河長江以南800斤),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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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萬歲曾說:「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這個「人」就是吳芝圃這樣的酷吏。吳芝圃的這一連串言行在政治上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1958年3月13日,官方《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大幹一冬春,勝過幾千年》的報導,對河南省幾個月來「水利化」的「戰果」大肆宣傳,樹為全國的「樣板」。在1958年3月9日至26日召開的醞釀「總路線」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雖然對吳芝圃的「高指針」有所保留,但對河南工作中的「轟轟烈烈、高高興興」仍是讚賞有加,稱讚「河南水利全國第一」,提出要「讓河南試驗一年,讓河南當狀元」。

應該說在「水利化」運動中河南省確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建水庫、修灌溉渠、開挖人工運河,據說投入1958年「苦戰水利」的人有1500萬,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88億公方,蓄水能力262億公方……灌溉面積共達到12546萬畝」,完成的土石方相當於「開挖四十八條巴拿馬運河」,全省投入水利建設的地方資金1958年度是1.6億元,1959年度是2.1億元(同期中央投入2.75億元),至於群眾投勞折資、集體投入的資金物力就無從計算了。但如此巨大的投入其效果如何呢?

實際上,河南省直到1980年代末的蓄水能力才達到150億立方米,到1990年代末全省灌溉面積也只有5000萬畝,不到耕地總面積的一半。當時開建的那些水庫大多成為「爛尾」工程,一直拖到1960年代後期或1970年代才得以竣工,還有許多工程因規劃設計失誤和搶進度而建成後即報廢,甚至不得不炸掉,而大引大灌黃河水造成嚴重次生鹽鹼化的田地1961年就達519.88萬畝,嚴重破壞了農業生態。在繼而到來的大旱災中,這些水利化的「成果」也基本上沒有發揮效益,河南全省農作物產量仍然大幅度減少。可見,為了吳芝圃「一兩年實現水利化」的口號,河南竭盡了人力、財力,為吳芝圃換來一時的榮耀,卻讓河南民眾遭受了多年的痛苦。

河南省在「水利化」運動中拔得了「頭籌」,在接下來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又搶在了前面。1958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成都會議通過《關於把小型的農業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吳芝圃聞風而動,馬上在豫南試點。4月20日,河南省遂平縣嵖岈山紅衛社率先由27個小合作社、9369戶合併成一個大社。1958年4月底,劉少奇在從廣州返京的火車上與周恩來陸定一、鄧力群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火車到鄭州,劉在車站對前來接送的吳芝圃說:「我們有這樣一個想法,你們可以試驗一下。」

在中央領導的鼓勵下,吳芝圃更是熱情高漲,開始在河南雄心勃勃地進行起「共產主義」的大試驗來:5—6月,遂平、平輿的合作社都並成大社;7月中旬,並社在豫南地區迅速鋪開。6月底7月初,華北六省巿農業協作會議在農業躍進中心的鄭州召開,重點交流河南出現的小社並大社的經驗成績,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肯定了吳芝圃的試驗,把嵖岈山衛星大社叫作「共產主義公社」。

受了表揚的吳芝圃在會後抓緊部署,全省掀起並社熱潮,到8月底,河南就以全國最高速度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個農業社已合併成1355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達7200戶,入社農戶已占總農戶的95%。這些「人民公社」普遍採用「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實行「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把黑夜當白天,把月亮當太陽,白天紅旗招展,夜間遍地明燈」。吳芝圃曾對此非常滿意:「這不是社會上層建築的大躍進嗎?」

由此可見,當時社團的高層成員或多或少都對「人民公社」這種所謂「共產主義形式」津津樂道,這對吳芝圃的影響不小。不過,吳芝圃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也不同凡響,他在河南把「共產主義試驗」推向了一種極致,從而為社團在全國推行「人民公社化」運動準備了最實際最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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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社團提出要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為在第三個五年計劃中進入共產主義而大干特干,權力當局提出一系列瘋狂的口號,比如「眼熬爛,腿跑斷,連軸轉,活著干,死了算!」「腳蹬地球手托天,要把產量翻幾番!」「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

1958年8月,社團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開幕第一天,毛萬歲就指示將《嵖岈山衛星公社試行簡章(草案)》與社團《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見》一併發到與會人員手中。8月28日,北戴河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9月1日和4日,《紅旗》雜誌與《人民日報》相繼發表了嵖岈山公社簡章。此後,在很短的時間內全國農村就基本實現了「人民公社化」,並一直持續二十多年,對中國農民的生活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對此,吳芝圃「功」不可沒。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有了「人民公社」這種「共產主義創舉」,當然要有與之相稱的「偉大成就」:1958年6月8日,《河南日報》報導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畝產小麥2105斤,11日又報導該社畝產小麥3530斤——這是全國放出的第一顆農業「高產衛星」。6月13日,河南省委宣布夏糧總產已達到103億公斤(實際只有50億公斤)。接著,西峽縣先鋒社的6494斤、西平縣和平社的7320斤、躍進社的7201斤、鄧縣歲營社6541斤等「衛星」相繼見報。到秋季水稻收穫,信陽雞公山公社畝產48925斤、光山縣鋼鐵公社31302斤、商城縣躍進公社30009斤的「衛星」也「上了天」,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國第二個水稻畝均千斤省。

而就在這「大好形勢」下,農民正被社團幹部們威逼著,把幾塊田、十幾塊田甚至幾十塊田的莊稼割下,再把它們堆立到一塊田裡供人參觀。到10月,吳芝圃宣稱:河南畝產小麥7300斤、芝麻5600斤,單產增長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穀子「都比過去平均單產高近百倍」,「全年糧食總產量至少可以達到七百餘億斤」,毛萬歲1955年合作化時關於增產十幾倍以至幾十倍的預言「都已成為生龍活虎的事實了」。

吳芝圃在河南的「創舉」並沒有到此結束,在「全民大辦鋼鐵」運動中,他繼續「躍進」:1958年3月18日,河南省委召開全省鋼鐵工業會議動員鋼鐵大躍進,提出「縣縣、鄉鄉、社社辦鐵廠」;7月鋼鐵工業會議再次要求「全省年產鋼30萬噸,鐵150.9萬噸」;9月河南省委第十次全會傳達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精神,研討高速度發展鋼鐵,確定「苦戰三個月,提前和超額完成鋼鐵生產計劃,實現翻番」;9月12日,省報號召「苦戰四晝夜,日產萬噸鐵」,15日宣布全省日產生鐵千噸以上的縣有8個,禹縣高達4396噸;17日《人民日報》發出《祝河南大捷》的社論,高調稱讚河南土高爐日產生鐵1.8萬噸,放了「衛星」;10月上旬,河南省委召開鋼鐵生產緊急會議,提出「大放鋼鐵衛星」、「鋼鐵元帥升帳」,吳芝圃宣稱全省有577萬人投入大煉鋼鐵,各種冶煉爐22萬餘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河南商城召開全國土法煉鋼會議,推廣所謂「雞窩爐」土法炒鋼法。

吳芝圃的大有作為使河南省成了大躍進的「革命聖地」,而他的「大躍進功勞簿」也越記越厚,但其實,全省各地大量農民被逼著上山煉焦、煉鐵、煉鋼,秋糧爛在地里無人收,資金、原料白白耗費,工農業生產遭到巨大破壞,農民的體力、精力耗盡,山區的林木被砍伐殆盡……河南農民正在向那慘絕人寰的災難一步步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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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河南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全省颳起了一場「共產風」。在此之前,河南與全國一樣,已經將1952年發給農民的《土地所有權證》廢除。3000多年來,中國農民第一次成為失去了土地的「社員」,或者說農奴。在土地被社團「共產」之後,大躍進運動再一次以「人民」的名義,「共產」掉了農民僅有的可憐的那點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農民徹底變成了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不要說自由和尊嚴,甚至連生命都屬於社團。一場涸澤而漁的超英趕美大躍進,不過是為了榨取奴隸們的血汗乃至褫奪生命。

吳芝圃在向社團的報告中說,一些公社已經「宣布了一切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產品由國家統一調撥使用,上交利潤、生產開支、社員消費均由國家統一確定」,公社「不但普遍實行了軍事化,而且普遍實行了半供給制,社員把個人私有生產資料或其它財產自動交給公家」。但其實,這種「成就」的取得靠的就是「共產風」,其主要內容是「一平二調」(「平」,即把「公社」內不同「生產隊」之間的貧富拉平;「調」,即把「公社」乃至「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比如嵖岈山公社為建立牛場、「萬頭豬場」和「萬雞山」,就強令各「大隊」替「公社」建設305間畜舍,從農家「調」去192頭牛、89頭豬和2700隻雞。

當時河南省幾乎形成了「見錢就要,見物就調,見屋就拆,見糧就挑」的局面,吳芝圃在1961年1月作檢討時也不得不承認河南「大辦水利、大搞非生產性建設、全民辦交通、全民辦電等花用的勞動力和資財,十之八九都還是靠一平二調才辦起來」。

當然,當時也不光是從農民那兒「取」,也有對農民的「予」,那就是所謂「公共食堂」:農民們自家都不開火,都到「公共食堂」里去吃飯,可以「敞開肚皮」吃,「吃飯不要錢」。毛澤東曾在北戴河會議上對「公共食堂」大加讚賞,說「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據許多人回憶,「公共食堂」剛開始時倒還真是如此,大米白面管夠,頗有「共產主義天堂」的意思,但不久就每況愈下,飯菜質量越來越差,也越來越難吃飽了。究其實,前期「敞開肚皮」吃的不過是被「公共食堂」集中管理的農民的口糧,這有限的口糧一吃完,「公共食堂」就難以為繼了。而更加嚴重的是,「公共食堂」的建立打碎了農民自己的飯碗,以致一旦出現糧食危機,農民根本無法自救,必將遭受毀滅性打擊。

災難很快來臨了。1959年河南實產糧210億斤,卻高估產450億斤,以此數徵購糧食並安排一切,「五風」(浮誇風、共產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幹部特殊化)越刮越大。因此,造成嚴重餓死人的最直接原因是糧食超徵購。1958年夏、秋兩季,遂平縣實際糧產2440萬斤,可下來的征糧任務是9000萬斤。因為縣帳面上是100279萬斤,比去年增長31倍。吳芝圃主持會議說:「今年全省糧食放了衛星,人均糧食超千斤,已向中央報了數,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揚。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糧食徵購,在徵購糧食中要大放」衛星「,加強領導、書記動手,政治掛帥。大辯論開路,對任何遲疑、畏縮、瞞產、耍滑的行為,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征糧指標層層加碼,誰敢說完不成,誰就是右傾;生產隊不願多報多交,於是出現了反瞞產運動。結果征了透底糧,群眾的口糧以及種子糧、飼料糧都征光了。於是浮腫病大量出現,大批大批人餓死。有的人餓得實在熬不過去,偷拿了隊上一個玉米,被活活打死。個別人偷吃了死人肉。

基層幹部為了避免戴右傾帽子,守土有責,嚴密控制人口外逃、上訪,不惜採取暴力加以控制;同時嚴厲制裁那些為了活命偷殺豬、羊、牛的人,定為「破壞社會主義」的罪犯,遊街示眾,捆綁吊打,判刑下獄,許多人被逼死、致殘。在1959年上半年,鄭州附近的密縣已經發生浮腫病和餓死人的事件。然而,深知這些情況的吳芝圃在當年夏天舉行的「廬山會議」上仍然高唱「鞏固公社、食堂、豐收和大躍進」的「喜」歌。1959年秋天,他撰寫的宏偉論著《躍進的哲學與哲學的躍進》,占了《人民日報》的4個版,占了一期《紅旗》雜誌的全部頁碼。這是社團新聞出版史上罕見的,也可能是空前絕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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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專家就全國曆年旱澇等級報表和氣象水文概率統計的研究,1959—1961年間,中國大地基本風調雨順,全國旱澇態勢相當正常,所以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不過,確有少數地區在這三年中有不同程度的旱澇災害。1960年河南遭遇大旱災,農業產值再下降11%,糧食產量僅有88.69億公斤,河南城鄉民眾陷入飢餓中。由於高指針、高徵購、高調撥和極大的浪費,鄉村糧食儲備告罄,農民幾無餬口存糧,鄉村中浮腫病、婦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但是吳芝圃仍然謊稱「形勢大好」,堅持不要救災糧款,仍維持72.58億斤的高「徵購」,甚至還堅持外調糧食8億斤。1960年1月1日,《河南日報》仍然發表《開門紅,春意濃》的元旦社論,堅持要「全面躍進」。

在中國社團成員中,吳芝圃與毛萬歲、吳晗一樣,飽讀中國古代宮廷權謀歷史,因此不能把他視為許世友那樣的大老粗。他絕不是一個蠢貨,更不是一個瘋子。如果說「大躍進」前期吳芝圃還有想更快地發展經濟的成份的話,1959年以後他只是為保住自己的「標兵」地位而不顧河南農民的死活了。這方面最令人髮指的就是轟動全國流傳青史的「信陽事件」。

在吳芝圃手下,有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等一幫鐵桿馬仔,他們不遺餘力地推行吳芝圃的「共產主義試驗」,遇到旱災、糧食大面積歉收或無收時又「狠抓秋季糧食徵購任務,開展反瞞產工作」,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強行搜刮來交徵購,致使很多地方農民沒飯吃,紛紛外出逃荒要飯。路憲文等人認為這是破壞「大躍進」,就命令各縣市在各路口設崗攔堵農民,以暴力手段阻止外逃。這種種喪心病狂的舉動導致信陽地區農民成為涸轍之鮒,只能坐以待斃,或者被活活打死。據信陽地委後來報告,1959—1960年冬春,正陽縣死人8萬,息縣死人10萬,新蔡縣死人10萬,「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總人口的10%,有的隊的死亡率達30%。

這一嚴重後果使路憲文也坐不住了。1960年2月他向吳芝圃報告了餓死人的問題,一向以歷史學家自詡的吳芝圃或許不以為然,中國歷史本來就是「人相食」的歷史,餓死農民是很正常的。吳鼓勵路憲文挺起腰來繼續干。後來信陽地區的許多幹部群眾反對路憲文,鬧到了省里,吳芝圃堅持包庇他,以保住信陽所謂的糧食高產、鋼鐵高產和第一個公社的「先進地位」。

有吳芝圃大力支持,路憲文在搜颳走最後一粒糧食後,嚴令不許農民逃荒要飯、嚴禁家裡冒炊煙。所有的大食堂均早已斷炊,無數農民如同乾涸池塘中的魚一樣,只能悲慘地活活餓死。很多倖存者僅僅是吃死人肉或者活人肉而已。當時有民謠說:「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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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民間淪為地獄時,人間還是有天堂。從長征時代起,對社團幹部來說,「吃雞也是一種革命任務」。在當時,包括省委地委在內的社團組織和成員以及他們的家屬,基本都可以享受到充足的特供,甚至有魚有肉。這一「福利」使很多社團中人及他們的後代依然感念吳芝圃的恩德,將他視為一個儒雅的傳統士大夫,甚至比作自己養豬種菜的蘇東坡。在餓殍盈野的1960年,有個楊蔚屏的社團高官,在坐著轎子上雞公山遊玩時,見路邊有一些餓死的人,趕緊閉上眼睛,這種災難幾乎掃了他遊山玩水的雅興。

李銳女兒李南央在《童年瑣憶》(原載《老照片》第53輯)中,記述1962年過年她在河南省委第二書記何偉家渡寒假的經歷。

何伯伯住的省委大院有前後兩個院兒,前院是辦公區,後院是宿舍區,前後院都有解放軍站崗。他住的是兩層獨立小樓,好大好大,地面是木地板。我一人住了間客房。吃飯的屋子就像個小食堂,一面牆是落地的玻璃窗,廚房也很大,炒菜的灶是那種飯館用的大土灶,火又大又沖,有專門的廚師。頓頓飯都是山珍海味。記得上的一道魚,下邊鋪著一層脆脆的乾粉絲,上邊的魚煎得焦黃焦黃,被一種味道極鮮美的汁蓋著,色香味都誘人。早上每人一杯牛奶,配一個煎雞蛋,對於在學校整整餓了一學期,即使回家也很少能吃到牛奶和雞蛋的我,省委大院的生活就是天堂。第二天早上再看到煎雞蛋泡牛奶,我不知該吃還是不該吃。看到何伯伯一家人仍如往常一樣地吃,我也就吃了。我還幾乎天天晚上看戲,不是京劇就是豫劇,我們總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記得劇院裡總是冷清的,沒幾個觀眾,往往看完戲回家時,何伯伯的麻將局還沒有散呢。中國新年那幾天伙食更是好,頓頓好菜,主食花樣也是好幾種。回來後聽從河南探親回來的蔡阿姨提起,河南的饑民發生過搶國家糧庫的事情,軍隊開了槍,打死了人。

人不僅是喜歡欺騙的動物,人其實也是最容易被欺騙的動物。當你看到一個人在給花澆水時,你會讚美這個人的善良,事實上他澆的是開水,這事實只有他本人知道,但他或許不會說出來。在毛萬歲和其他社團大人物考察河南時,吳芝圃善解人意,報喜不報憂,隱瞞了餓死人的事。吳芝圃的倒行逆施使河南民眾付出了慘重的生命代價。據研究者按官方公布的人口數字推算,1959—1961年的大饑荒中河南因飢餓而死亡的人數達200多萬人,其中信陽地區就餓死近100萬人。

當時永城縣60萬人口,在以暴力手段徵收乾淨糧食後,已經活活餓死10萬之多。縣委書記韓文明命令:不准饑民外流要飯,不准叫喊無糧無款,將數十萬民眾完全置於死地。1958年冬天,副省長趙文甫和地委書記陳冰之一人帶一個秘書到下邊私訪,到禹城杜集,一進村口,就見人們浮腫厲害,農民紛紛哭訴:再不來糧食,就都餓死了。陳冰之從村西頭走進一家,見一老人在草窩裡睡,看不見糧食,見屋裡有個小缸,淹著一缸肉,問:是什麼肉哩,狗肉?貓肉?老人哭了,說那是我孫女的肉哩!

1959年8月,無數中國人在酷暑中奄奄待斃。在嵖岈山人民公社——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放出中國第一顆小麥高產「衛星」的地方,大食堂一天一頓只有麵湯,而且越來越稀,人人臉上都菜色浮腫。與此同時,在遙遠的廬山上,毛萬歲正在和他的社團骨幹開「神仙會」。仗義執言不會撒謊的彭德懷成為眾矢之的,遭到整個社團的圍攻,接下來就是席捲全國的反右傾運動。

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政治爭先,開展大批鬥運動。恐懼中的人們互相打聽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麼犯這麼大錯誤,後來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誅之。小營大隊支書上去就破口大罵:「狗日的彭德懷,我跟你拼了!你反黨,反毛主席,想幹啥?吃得那麼好,官那麼大了,還不知足,還想當真龍天子不成?那真龍天子是天上的星宿,前世有定數的,你會當成了?」因為彭德懷無法來到現場,批判會總不熱鬧,幹部著急,便要每個小隊找出個「小彭德懷」來站在中間,以聯繫實際,加強切身感受。遂平縣委高度評價這做法。嵖岈山有361名大小隊幹部,莫名其妙被當成「小彭德懷」,鬥個鼻青臉腫頭破血流;有458名群眾因偷吃牲口的草料被當小右派鬥。據說牲口是國家財產,或者說是國家幹部。這些跟牲口爭食的人類被稱為「右派」。當時一個人民公社只有幾個人識字,大家都不明白什麼是「右派」,總當成「油牌」。這些人一直在驚恐地打問:「什麼是『油牌』?我哪來『油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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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積極貫徹社團反右傾精神,全區打人成風,手段千奇百怪,駭人聽聞!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帶頭鬥爭右傾的縣委書記張洪福,親自動手毒打,眾人拳打腳踢,將張洪福頭髮連頭皮一塊撕下來,活活地打死。中共華東局書記陳丕顯在回憶錄中寫道:「廬山會議以後,從1959年11月至60年7月為止,整個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扒毀農民房屋一百六十多萬間。」當時信陽處處都有閻王殿,只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後來河南省委向中央檢討,也稱「一時間成了一個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嵖岈山公社書記偷著吃牛肉,公社的農民餓殍盈野。在南堯大隊,一家老人餓死了,只剩下兩個哥,一個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問弟:餓不餓?餓了咋辦,咱不能等死啊!兩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著吃。當家叔叔聞到烤肉味兒,過來一看,哥兒倆正燒妹妹的大腿撕著嚼呢。便大罵他們,他們像沒聽見,還撕著吃,把啃完的頭骨放在窗台上,叔叔報告了,警局來人抓他倆,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來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餓死了。有兩個村全村已死絕了,屍體倒在街頭,沒人掩埋,極其慘不忍睹。

在大躍進前一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樺是河南省信陽人。他當時正在上海郊區的一家工廠勞動改造,同居一室的同鄉從信陽探親回來,對他講了如下一段話:

我剛從咱們家鄉回來……俺家裡的人都餓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兒子也死了……她咋活下來的呢?……有一天夜裡,一隻餓得只剩兩張皮的豬衝進她的院子,她連忙關上門,一棒就把餓昏了的豬敲死了,連夜剝了那頭豬,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來挖出一塊燒燒吃。她不敢給她那個五歲的孩子吃,怕他說出去。一說出來,村子裡還活著的人就會衝進來和她拼命,會打死她,要她把豬肉拿出來。她眼睜睜地看著兒子叫著「餓呀!媽媽!餓呀!媽媽!」一直到死……人變得那麼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這樣。

當時,信陽地區「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白樺語)。僅息縣就有六百三十九個村子死絕。固始縣「全縣無人煙的村莊有四百多個。」「死絕的戶數,光山縣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戶,息縣五千一百三十三戶,固始縣三千四百二十四戶。」

人禍蔓延成為一場大災難,每個人都面臨著良心與利益的選擇。光山縣委副書記張福鴻仗義執言,竟被第一書記馬龍山領著其他縣常委將其活活打死。由於當時電話還不發達,吳芝圃下令:不能讓有損河南形象的信出省。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便指示郵電局檢查信件,並加派人員監管,據統計共扣下1.2萬多封上告信。吳芝圃極力捂住蓋子,但紙終究包不住火,到1960年初,河南農民大量餓死的情況還是透露了出去,「震驚了中央領導」,開始派人前來調查。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在社團內部會議上匯報工作組了解的情況:全省約三分之一的地區人畜大量死亡,生產力大破壞,社團與農民關係受到很大損害。信陽地區的光山、固始、潢川等縣遭到了毀滅性的摧殘。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沒有了,一個小隊90多人,只剩下30多人了……1961年初,社團中央派了三萬名武裝軍人接管信陽,開倉賑糧時,許多人在爬到糧倉的最後一刻咽氣倒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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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月,吳芝圃向中南局和中共中央承認河南發生了「解放以後的大慘案」,「災難發展到慘絕人寰的程度」,但他總結的主要原因卻是「階級敵人、蛻化分子」的「破壞」。而中共中央在隨後就批轉了信陽地委的報告,要求全國「迅速整風整社,徹底孤立和打擊反革命復辟勢力」。一場人為的「慘絕人寰的大慘案」,似乎只不過為「反革命復辟」的「階級鬥爭」做了個註腳。

不過,「階級鬥爭」的藉口是平息不了沸騰的民怨的。1961年元月,吳芝圃代表省委開始檢討大躍進以來所犯的左傾蠻幹錯誤。2月,社團調廣東省委書記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務書記,調湖北省委書記劉仰嶠任河南省委書記兼秘書長,7月又調廣西第一書記劉建勛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降為第二書記。1962年4月,社團最終免去吳芝圃在河南的一切職務,貶到中南局任文教書記。同時,社團為潘復生、楊珠等平反。

這場「慘絕人寰」的信陽事件當年被社團定性為「階級報復」、「違法亂紀」的「反革命復辟」。從1960年9月到12月,信陽地區的16個縣(市)委書記與縣長都被抓了起來,「其個人與家庭開始了長達20年的厄運」。吳芝圃被社團勒令到重災區光山、潢川等縣,向家破人亡的饑民當面請罪。為了平民憤,當時還準備處死一些社團幹部,後被毛萬歲開恩釋放。以後陸續發現餓死人是這個社團控制下的中國最普遍的現象,信陽事件只是掩蓋得不好,較早暴露而已。

1961年,毛澤東在接待來訪的法國社會黨領袖後來的法國總統密特朗時,針對西方世界有關中國發生大饑荒的傳言說,「我再重複說一遍,中國沒有饑荒。」許多西方人對毛的這番話信以為真。當時美國記者斯諾也來到中國訪問,他離開中國後說:「我在中國沒有看到飢餓的人,絕沒有像過去那樣的饑荒。」

吳芝圃的「共產主義實驗」終以犧牲數百萬人的生命、折損河南工農業元氣而結束,他自己機關算盡也成為「大躍進」的政治失敗者,最後離開了河南官場。吳芝圃在省委做「檢查」時曾說,他對河南人民「犯了大罪」,「對我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我欠河南5000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潔」。在「大躍進」中雖然同樣面臨來自社團「刮糧」的巨大壓力,只有四川、安徽和河南這幾個產量大省造成的人道災難最為慘重。當時極為封閉和瘋狂的社會氛圍下,像吳芝圃一樣鬧出「大慘案」的社團高幹不在少數,但似乎只有他說出這種自責懺悔的話來,也許他真有點兒「良心發顯」了。不過,他最終所受到的「處分」與那200多萬條生命相比,簡直是太微不足道了。我們無法想像,假如換了另外一個趙芝圃,是否一定會避免那一場巨大的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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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團歷史上,吳芝圃並不孤獨。與李井泉相比,只能是小巫見大巫了,充其量他只能算是「五虎上將」的第三位: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聖、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和甘肅的張仲良。在中國權力譜系中,權力從來都是從上而下,權力只效忠於權力來源,因此沒有政治權利的中國民眾就淪為任由權力驅使殘害的牛羊。對壟斷了一切暴力和權力的社團來說,這些酷吏們都是最賣力的走狗;除過失控的文革,他們也都得到了社團始終如一的保護和器重;從毛萬歲到鄧太后,都對他們愛護有加。毛的評價是:「吳芝圃是個好同志,只是愛講假話。」但前提仍是「好同志」。

四川的社團老大李井泉不折不扣地「含淚」執行了社團的調糧指令。三年大饑荒中,四川向京、津、滬外調糧食147億斤,以至於天府之國的四川成為全國餓死人最多的「地獄」,被奪走糧食後,超過1000萬人成為餓死鬼。1960年初,四川140個縣浮腫病流行,死亡率達53.97‰,人口自然增長率為-42.23‰。「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國際影響就大了」(鄧小平語)。《四川省志》中記載:「瀋陽、武漢、南京、濟南、成都五大軍區出動車輛協助四川運糧。」這實際是一場武裝行動。在社團「七千人大會」上,他聲淚俱下,檢討還是不被通過,但許多社團大佬卻在背後力挺:「調糧調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責任。」

與吳芝圃不同,李井泉對卑微的民眾並無愧意。1961年,李井泉升任西南局第一書記。文革使李井泉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綁架;老婆肖里在揪鬥中頭髮被全部揪光後自殺;兒子李明清被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活活打死。很多年後,儘管有很多人勸說,李井泉堅決拒絕回憶那一段不可告人的歷史,並禁止兒女寫回憶錄。李井泉的名言是「中國這麼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

安徽的老大曾希聖搞「大躍進」餓死幾百萬人,不僅沒有受處分,反而於1962年兼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後來,曾希聖在安徽搞「包產到戶」救人於水火,卻為此受到批判,劉少奇甚至說要槍斃他。張仲良在「廬山會議」上抨擊彭德懷說:「你講得不對!就以我們甘肅省為例,1957年之前,我們甘肅不產一噸鋼鐵,去年我們搞了五萬噸!難道還不是大躍進?去年我們全省糧食也增產了百分之四十一我們破天荒不再從外省運進糧食!」事實上當時甘肅已經餓死100多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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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好還,吳芝圃死於「文革」最狂熱的1967年。1966年年8月,文革開始後,鄭州大學內出現了《千刀萬剮吳芝圃》的大字報,大字報中稱,「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吳芝圃,製造了『信陽事件』及信陽事件中最嚴重的『光山事件』」。當時,劫後餘生的河南人借著「造反」的狂潮打算派人赴廣州把他「揪」回河南來「批鬥」。這一計劃看來最終沒能實行,吳芝圃最後是死於廣州的醫院裡,不過死前他還是被當作「走資派」而受到了衝擊。吳芝圃雖然逃過一劫,但他的馬仔路憲文因為身在河南,就沒那麼走運,在文革時被打成「信陽事件」的罪魁、血債纍纍的劊子手、打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等,多次被毒打,據說「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然而造化弄人,他在「文革」中的被衝擊,後來竟成為他「被迫害致死」的根據,這使他在1979年被「平反昭雪」。1979年1月24日,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社團新大佬鄧小平親自為吳芝圃「平反」並主持追悼會。悼詞中宣稱:「對於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當然也離不了「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之類的社團話語。

到了2006年4月7日,河南省舉行「吳芝圃百年誕辰座談會」,把他譽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共產主義的忠誠戰士」,讚揚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革命經歷」,並「高度評價」了他的「革命精神」——不知1959—1961年河南那200多萬「餓死鬼」在九泉之下對此會有何感受?可以想像,與會的社團成員紛紛表示,要向吳芝圃同志學習!

現在在河南鄭州北郊黃河岸邊還留有吳芝圃時代的一處遺蹟:一座豪華的園林型別墅群——「河南省委第三招待所」。當初設計意圖為毛萬歲建造行宮,當時正值河南省內餓殍遍野,但這些宮殿照樣大興土木。吳芝圃為了讓中共中央在鄭州開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用靠高徵購、高積累聚斂起來的民脂民膏,興建的這個宮殿群永遠將吳芝圃銘刻在這些累累白骨堆起來的墓碑上。當時,山東的老大舒同在濟南也為毛、林、周、朱等大佬修建了豪華行宮。

這個行宮除按當時社團大佬的人數,以每人一個套間蓋了一幢大樓外,還別出心裁地給當時中共的7位中央常委每人建了一幢別墅,從總書記到黨中央主席,根據不同的權力等級按規格面積逐級遞增,以「無法無天」的毛萬歲的1號別墅最為寬大考究富麗堂皇。1960年建成後因「信陽事件」案發,吳芝圃下台,中共中央再沒來鄭州開會。尤其是那幢1號別墅永遠緊鎖著大門,自建成從未有人住過,也沒人敢住,成為一座巨大的活人祠……這個規模宏大的建築群,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超級豪華過於奢侈,如今已經改為專供社團大佬下榻的黃河迎賓館。回想那個不堪回首的人間地獄,或許將其改為紀念無數餓死鬼的河南「大躍進」饑荒紀念館更為合適。

在吳芝圃身後,譚震林是一個更大的酷吏。這個分管農村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在大躍進時期,同時擔任分管農業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不遺餘力對大躍進推波助瀾,「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就是其代表作。譚震林晚年曾就大饑荒的罪惡坦誠內疚:「我一生三不該,第一我不該活這麼大歲數,看著國家這麼亂心痛。第二不該參加共產黨。第三我當年不應該跟毛澤東去井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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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吳芝圃事件中,張欽禮是一個值得一提的傳奇人物。張屬於紅二代,其父與吳芝圃均為早期河南社團骨幹。據親歷者回憶,1958年秋,在全省秋糧徵購大會上,蘭考縣長張欽禮公開指責浮誇風,並指名道姓直指社團老大吳芝圃。張以下犯上,很快就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流放到農村改造——當時所有中國農民都是勞改犯。在一種民間傳說中,為了將信陽大饑荒的真相傳出去,張欽禮將有關材料縫在衣服夾層里,化妝成衣衫襤褸的叫花子逃出河南。到北京後,張欽禮當著周相國的面拆開衣服,信陽慘案始才為上所知。據說周相國還嘗了張欽禮帶的「河南土特產」——用樹皮、樹葉、花生殼和一點點雜糧做成的菜糰子。「為民請命」的張欽禮因此成為河南官場的社團「公敵」。

張欽禮頗有點「李廣難封」的悲劇命運,1962年12月,焦裕祿調來蘭考擔任縣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空缺),資歷較深的張欽禮反居其下。焦裕祿死後,素來與焦不和的張欽禮反而屢贊其人格。在社團宣傳機器的造神運動中,焦一舉成名,張亦成為「焦裕祿的親密戰友」。死去的焦裕祿成全了活著的張欽禮,張一度炙手可熱,達到權力的巔峰。

1979年,吳芝圃被高調平反的同時,張欽禮遭到社團的嚴厲懲罰。《河南日報》頭版大標題報導:「中共河南省委決定依法懲辦反革命分子張欽禮」。張欽禮不僅被社團開除,還被以法律的名義判處有期徒刑13年。社團給其提供的罪名是:「文革中緊跟林彪、四人幫和反黨亂軍」;迫害老幹部;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祿事跡,欺騙全黨,欺騙全國人民……等等。張欽禮一案株連蘭考縣多達1200多人被捕入獄,成為轟動一時的大案。出獄後的張欽禮已是耄耋之年,以戴罪之身只能依靠兒女贍養。2004年4月7日,張欽禮因病辭世,至死未獲社團諒解,也未能得到平反。

在社團後來拍攝的電影《焦裕祿》中,張欽禮被抹黑成反面人物。但民間有人認為他是一個與焦裕祿同質的傳統官吏。與僅僅擔任蘭考縣委副書記一年的焦裕祿相比,土生土長的張欽禮治理蘭考長達30年,因此對蘭考的影響更甚。從某種意義上,焦裕祿的神話也是張欽禮一手打造出來的。

2011年歲末,筆者有幸見到93歲高齡的張申老先生,他在吳芝圃時代曾擔任開封地委書記。廬山會議後(1959年),遭到罷官的張申被下放到吳芝圃的老家杞縣「勞動」,遭遇到這場大饑荒;每日以草根樹皮活命,體重從140多斤下降到93斤。當時河南餓死的人難以計數,不僅僅是信陽,南陽和商丘的人道災難同樣非常嚴重可怕,被餓死的農民不在少數。對此,張申先生毫不諱言:「吳芝圃是個書呆子,他一手餓死幾百萬河南人,十惡不赦,罪大惡極……」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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