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國國君問晏子(晏嬰)，忠臣是怎樣事奉其君王的?晏子的回答很簡單：「有難時不陪他死，逃亡時不跟他走。」齊君不悅地說：「君王把富庶的土地和尊貴的爵位封給他，危難時刻反而這樣對待，能算是忠臣嗎?」晏子回答：「臣子的進言若被採用，臣子的策謀若能聽從，國家不可能有難，君王也不至於流亡，用得著臣子去殉難和護送嗎?反之，因為昏聵不明而導致國家危難、君王逃亡，隨同殉難等於白白送死，隨同逃亡則是違心之舉。所謂忠臣，就是平常能夠讓君王向善為民、勵精圖治，而不是等到危亡時與君王共同赴難。」
作為齊國名相，晏子與他的前輩管子(管仲)一致認為，真正的忠臣是社稷之臣，應當效命於國家，而不屬於某一位君王。就是說，社稷的利益高於君王，臣子可以與社稷共存亡，而不必與君王共危難。齊景公曾支使晏子替他取熱食和皮衣禦寒，被晏子以「我不是為你掌管衣食供奉的職官」為由斷然拒絕了。景公問他，那你是幹什麼的?晏子說他是社稷之臣。景公又問，什麼是社稷之臣呢?晏子說，就是立於朝堂之上掌管大政方針之臣。從此以後，景公在晏子面前，總是規規矩矩地按照君臣禮節行事。這也說明，那時的臣子，對職責以外的事可做可不做，而且有權不做。
管子、晏子等一批先秦政治家、思想家，所以能夠提出並堅持社稷之臣的理念，除了自身的學養修為外，與當時的君臣體制也有很大關係。同後來，特別是明、清那種君尊臣卑、高下分明的倫理不同，先秦儒家主張「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而且「臣事君以忠」要以「君使臣以禮」為前提。「忠」的含義也不是無條件地順從，恰恰相反，「逆命而利君謂之忠」，臣對君不可以欺瞞，但可以冒犯。孔子甚至認為，君王愚頑不聽勸，臣子可另投明君。孟子則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可見，早期中國的君臣關係比較寬鬆，與我們先前形成的印象有很大出入。
在先秦政治家、思想家那裡，臣子之於君王，不僅關係對等而且積極能動。加上臣子的學識、智謀和能力大多高於君王，君王對臣子的依賴性比較強，君能選臣，臣也可以擇君;君能炒臣的魷魚，臣也可以炒君的魷魚;臣只對社稷安危盡忠，而不必為君王的愚蠢負責;臣奉獻於君的只是智謀和體力，並不包括人格和自由。這在晏子身上體現得尤為突出，在他的話語系統中，沒有也不可能出現「願效犬馬之勞」甚至「肝腦塗地」、「萬死不辭」之類的自傷人格的詞彙。他為了社稷可以弊衣簞食、鞠躬盡瘁，卻不會毫無尊嚴地把自己「貸與帝王家」，這便是「為臣不賣身」的獨立人格和操守。
(原題為《社稷之臣的人格與操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