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英談判，鄧小平對戴卓爾夫人說，北京可以給香港自由。
有個故事說，1980年代戴卓爾夫人去北京和鄧小平談判時，鄧小平非常豪氣地跟戴卓爾夫人說：北京可以給香港自由。當時戴卓爾夫人驚呆了，因為在這個英國人眼裡，「自由」是天賦人權，怎麼會是北京恩賜給香港的呢?這個故事雖然有點過度美化戴卓爾夫人的意味，但是字裡行間對中共思維的描摹，卻很是傳神——「恩賜」，中共確實是這麼想的。正如最近那份《「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中所說：「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
這幾日，大陸電視觀眾、報刊讀者遭遇「一國兩制」四個字的連番轟炸，白皮書像霧霾一樣飄蕩在空氣中，關於香港的新聞撲面而來。伴隨其中的，是對「反華勢力」的抨擊，是把香港作為「反華基地」的口誅筆伐。
說來奇怪，作為一個華人占總人口九成以上的城市，香港有什麼理由反華?反華不就等於反自己?而解放軍的武裝就在城中，中共為什麼會如此害怕與自己不同的聲音?總之在6.22公投以前，在回歸17周年前夕，北京從官方到民間，要用一些列動作，表明自己的立場，白皮書只是官方動作的一部份。特區政府裡應外合，包括讓梁國雄議員入獄等，都是對反對派發出的訊號。
詳細閱讀長達2萬3千多字的「白皮書」，是什麼感覺?如果你看過北韓領導人關於他們的「主體思想」的著作，或許會有類似感受，那就是：文中每個字都認識，放在一起卻不知所云。比如花了幾百字解釋「一國兩制」，無非是想強調，祖國主體是社會主義，只是考慮香港情況特殊，才允許香港保留資本主義制度。但是，面對早已轉型成權貴資本主義的大陸，我們怎能不凌亂?
白皮書不斷強調治港者必須愛國，並說：「愛國者治港也是具有法律依據的。像『有法律依據』這種話，和香港某些建制派警告『占中違法』一樣，都是『法制』而不是『法治』思維。『法制』就是以法管制，當權者制訂一條法律，任人魚肉的民眾就要執行。」「法治」恰恰不是這樣，首先要問法律本身是否合法。如果法律本身沒有民意基礎，那麼法律就不值得遵守。說白了，《基本法》的制訂，完全由中英雙方權貴話事，有悖於現代法治精神，其本身是否合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處處以「違法」來警告，少來這套。
再者，白皮書強調「一國兩制」是「科學構想」，於是就不禁令人想問：究竟什麼是科學呢?所謂科學，就是可以驗證的，而且不僅可以證實的，也可以證偽的。如果一套理論，最終被證明是錯誤的，也不失為科學。相反，任何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理論，都只能說是偽科學。倘使用「一國兩制」的失敗來證明其科學性，以全人類觀之，難道不也是很值得的嗎?讓香港回到出發的地方，重新思考她的前途，對香港人來說，難道不也是很有好處的嗎?
大約十多年前，台灣作家柏楊遊歷香江，寫了一篇名為《我終於又到了香港》的文章。文末，他這樣寫道：「今天香港所呈現以及我所感受到的氣氛，似乎一國兩制已發揮它奇異的功能。如果是這樣，一國兩制是中國人最高的政治智慧，可是，時間會證明一切，將來如果發現它只是一個電腦作業上的虛擬實景，那後果可是中國人一種無法承擔的重。」柏楊先生已駕鶴西去，然而他的話一語成讖。全世界華人的眼睛都盯著香港，看這場實驗的結果。
香港人在「一國兩制」的夢幻中沉睡了快17年，不願面對和中共撕破臉皮的那天。但是再不情願，這天也會到來。另一位台灣作家李敖2011年在香港書展演講時，不無揶揄地說：「英國人不給香港人訓練，香港人第一次搞民主就碰到共產黨。」細細品味這句話，似乎有指摘香港人的意味：英國人紳士，他們在的時候香港人不知道爭取民主，現在才來跟土匪出身的共產黨爭取，真是笨死了!但是香港人已經笨了第一次，不能笨第二次。留給這座城市的時間，沒有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