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 北京政治清洗後的政局

北京以周永康為主要目標的政治清洗，既給官場帶來巨大的壓力，讓諸多官員害怕，也在民間引起一些不滿，這不滿倒不是針對維穩沙皇的被清洗，而是緣於習接任以來對民間維權及批評聲音的強力打壓。不少人看到了中國可能出現習近平的個人獨裁。上述擔憂都不是空穴來風。
 
*政治清洗是社會主義的宿命*
 
在社會主義陣營鼎盛時期，這些國家的政治家們就認識到，政治清洗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宿命。這種黨與國家政權機器合為一體的體制必然要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最大程度的集權，即把全部權力集中在少數甚至一個中心人物手中，這就需要通過不斷的內部清洗來排除黨內障礙。在史達林、毛澤東統治下的蘇聯與中國，粉碎各種陰謀集團幾乎是政治常態。鄧小平鑑於毛個人獨裁之害，將個人獨裁變為寡頭政治，但內部清洗也不曾斷過。鑑於胡錦濤統治後期發生的權力交接危機，習近平從接任伊始，就相繼成立各種集權式領導小組並自任組長，想將以往的集體領導變為個人專斷，此輪反腐的真正目標在此。
 
民間抱怨說，維穩沙皇周永康倒了，但維穩體制依然還在，且更殘酷。這種抱怨背後隱藏的想法是，周永康倒台，就應該否定周建立的維穩體制。這種想法是誤解了習打擊周政治派系的目的，網文《史記•周永康列傳》表達的就是這種想法。周真正的罪在兩點，一是支持「重慶模式」，這點已由財新網專文說明；二是據說曾在2012年3月19日發動了一場未遂政變。這場未遂政變一直是海外媒體的談資。周永康去年12月1日被拘，香港[黨媒]《亞洲周刊》12月13日發表《周永康墜落內情》，其中提到這場政變。並說自那以後，周被剝奪對武警的指揮權。
 
既然是政治清洗，就意味著今後是否繼續在政治局以上層級反腐，全視政治需要而定，這政治需要就是習要將個人專權所必需的軍警特三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目前警權已在握；軍權還有個名至實歸的過程；剩下的就是更為複雜的安全部門了。圍繞這一政治需要，周永康的罪名包括哪些，就很有講究。從國內官媒報導來看，大概預留了三個口子，一是腐敗，公布的腐敗數值是家族財產共達1000億左右；二是主謀殺妻。有消息稱，製造車禍的兩名武警司機早已被抓，此事已成鐵案；三是與薄案的關係。三罪當中，如果只以前兩項定讞，就說明主要政治目標已達，針對最高層的反腐可能暫告一段落；但如果將薄案扯出，當年支持過重慶模式的人可不少，其中真正給予過實際支持的人得視自身情況付出代價。
 
當初在蒲案判決之時，公布的罪名僅限於薄的腐敗（範圍、數值都很小）及家人的問題，對於重慶模式隻字未提。如果周的罪名包括這一項，這不僅是對高層的威懾，對中下層官員來說，也非福音。因為他們當中不少人會擔心自己「被其他官員牽連」（見《人民論壇》今年7月22日公布的問卷調查《當前官員怕什麼？顧慮什麼？鬱悶什麼？》）
 
*習的政治清洗與安德羅波夫的清洗*
 
談起政治清洗，人們很容易聯想起史達林的「大清洗」與毛澤東的「文革」，一些外國媒體也將北京現在的反腐比之於「文革」。但習的政治清洗式反腐其實與這兩者都不一樣，更象前蘇聯安德羅波夫時代的反腐清洗。安德羅波夫的肅貪從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歷時400多天，僅黨中央、政府部長和州黨委第一書記以上的高級幹部，因貪污受賄或瀆職而被撤換的達90多人，包括內務部部長謝洛科夫，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150個州級領導人中47名被撤職。習近平的反腐，從落馬官員人數及其在同級別官員中所占比例來說，其實小得多。他上任以來600多天，僅有37名省部級以上官員落馬。
 
安德羅波夫因其反腐，曾被蘇聯人看作是彼得大帝那樣的「明君英主」；而習近平反腐，在中共不能控制的媒體上引起不少懷疑與批評，有擔心會引發政治危機的，還有人認為這種反腐與人民沒有關係。其原因在於，安德羅波夫在反腐肅貪時，既未面對中共這麼激烈的內部權力鬥爭，也不需要面對異議人士的強烈挑戰，蘇聯內部的民族危機也遠不如今天的中共嚴重。安氏自1967年5月任克格勃主席以來，在其長達15年的領導下，克格勃建立和接管了大批精神病院，無須出示證據和法庭審判，想將人關多久就可以關多久，理由是此人患了「改革社會妄想症」，或「道德說教癖」，或「對自己估計過高」。對付持不同政見者，安氏信奉「擒賊先擒王」，認為與其大規模搜捕、判刑、驅逐出境，倒不如將幾個「首惡」嚴厲懲辦，比如以暗殺、收買、驅逐、治成精神病等各種方式處理，余者自會不擊而潰。中國近十年以來，國安系統雖然日漸滲入社會政治生活，畢竟不象克格勃那樣強大有效。更何況，前蘇聯是鐵幕政治，不需要象今天的中共政府那樣，面對國際社會的各種指責。
 
因此，習近平在反腐的同時，一是必須讓反腐服從權力鬥爭需要，確定目標；二是要補安德羅波夫任克格勃主席時的課。十八大以後，中共對言論的控制、網際網路的管制、異議維權人士的打壓，均遠遠超過胡錦濤時期。儘管有部分人寄望習近平在內部權鬥完結後能夠推行政改，但政治反對派已感到政治嚴冬的到來，對此深感絕望。
 
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人紀念政治清洗受害者時，都是1937-1938年的大清洗受害者，安德羅波夫時代以反腐為名的政治大清洗並未被列入反思範圍。普京在出席2007年大清洗紀念儀式時說過：「我們所有人應當記住這一悲劇，但不是悲劇本身，之所以需要紀念，是因為我們應該清楚，為了國家發展和選擇更有效的發展道路需要政治上的爭論，需要大辯論、交換意見和鬥爭，但所有這些都應該是建設性的，而不是具有破壞性的」。安氏的反腐清洗顯然是普京眼中的「需要」之列。
 
一些海外媒體在擔憂習近的反腐大清洗是「文革」再現，緣於他們對「文革」不甚了了。我相信，中國將來某一天可能會紀念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受難者，但很難將在習近平反腐中倒下的貪官列入政治受難者。
 
*反腐後的中國政局*
 
中國政治清洗式反腐有兩個特點，一是有個身份識別的瓶頸，即紅二代大致不在此列；二是韭菜割過後，滋養腐敗的土壤（政治制度）猶在，因此少有人認為中國官場腐敗就此根除。但人們還是期望習近平能夠「做些什麼」。
 
安德羅波夫任總書記期間的「警察革命」，是把從腐敗的官僚手中奪回的權力交到擅長陰謀詭計的秘密警察手裡。對底層百姓，他也從未放鬆過管制。這種秘密警察統治，有如一座無形的高牆壓在蘇聯人民的心靈上，遠比那座安鐵絲網、設崗哨的柏林圍牆更加沉重。人們對自由的企盼被消解了；人的尊嚴、生的權利全被這堵高牆的陰影所籠罩，活下去成了唯一的生之欲望。習近平面臨的形勢遠比安德羅波夫執政時期複雜，無論是國內政治關係、社會條件，還是人口及資源生態狀況，均遠不如安氏執政時期的蘇聯。更重要的是，習近平從來不是一個政治理想主義者，從未表示過對西方民主制度的興趣；他與鄧小平相同，是一個徹底的政治實用主義者，也就是說，只要能維護中共統治，不管什麼措施，他都有可能實行，這就是目前反腐與打壓政治反對派二者，他並不偏廢其中任何一項的原因所在。
 
從現實狀況來看，習近平今後的主要工作就是維穩，即維護紅色江山的穩定。只有當他真正感到危機來臨且改變有益時，才有可能做出改變，而且這改變也未發就如普世派所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