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刻為止，《台灣生死書》書寫的一切，從中共強權咄咄逼人的謀台戰略，到日益逼近的台灣國家大危機;從國民黨權貴與中共政治經濟利益的一體化，到「謝長廷現象」對自由台灣主權和國格的背叛，似乎都把結論指向絕望。但是，我不是為絕望而書寫——從來都不是。
在強者的視野中，絕望的意境並非悲泣和哀嘆的故鄉，也不是「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的淒清荒涼，而是凝結著巨大機遇的嚴酷挑戰。真正的希望從來都不可能產生於庸人的慾念或者弱者的幻想——真正的希望必定是強者從絕望中榨出來的血。既然如此，就讓我們從頑石般的絕望中榨出血來，並用那頑石的殷紅之血，書寫屬於自由台灣的希望。
當前國際社會中，自由台灣生存權的唯一威脅來自中共強權;中共是唯一一個把剝奪自由台灣的生存權作為首要的「核心國家利益」的政治強權。所以，自由台灣的命運自然與中共強權的命運緊密相關，儘管這種關聯性意味著時代的政治悲劇——時代居然將自由人的命運同極權專制連繫在一起，並打上了一個死結。
在目前狀況下，看到或者理解中共強權在經濟軍事等物質性領域的強盛，既不需要洞察力，也不需要智慧;相反，只有智者才能夠透過豪華的物質外形，洞察中共強權精神領域跳動著一顆已經腐朽的、正在破碎的心。
學界的愚夫愚婦和市井的庸人俗物一起，同聲艶羨讚嘆中共的強勢崛起，智者卻已經開始研究中共敗亡的具體方式——是如毛澤東曾經預言的那樣，「血雨腥風」，天下震盪，還是能像前蘇聯那樣，以較為「溫柔」的方式瓦解。無論未來的歷史將作出怎樣的回答，我現在就能夠清晰地聽到，習近平在中共權力意志之巔踏出的孤獨腳步聲，與中共末日的喪鐘在同一個節律中迴蕩。我預言，中共強權步蘇聯共產帝國後塵，一朝覆亡的歷史進程的倒數計時已經開始——那命運的時鐘正掛在蒼穹之巔;兩者的不同之處可能只在於，中共強權的崩潰需要血海淚滔來殉葬。
自一九八九「天安門血案」以來，各種不同版本的中共強權短期內就將土崩瓦解的預言，猶如雨後稻田裡的群蛙鼓譟，其情亢奮如沸，其聲似欲震破天穹。從流亡海外的原中共體制內的大小「智囊」人士，到美國、歐洲的「中國問題專家」或者「漢學家」，都痴迷於這種預言，一心以為「有鴻鵠之將至」。
然而，事實卻像一個眼高於頂的刁蠻富婆寡婦，傲慢地拒絕所有這些預言春情蕩漾的求愛。中共不僅沒有短期內崩潰，反而強勢崛起，有橫空出世之態。於是，預言中共即將覆亡的鼓譟偃旗息鼓，斂聲屏氣，如晚秋之蟬一片死寂。緊接著，中共將如日中天，主宰二十一世紀時代精神的預言，又甚囂塵上。許多原來持中共即將崩潰觀點的學者文人，幾乎沒有經過任何失戀的苦痛，便移情別戀，加入向中共強權獻媚的合唱，活脫脫一副勢利小人嘴臉。
當時，在中共強權短時間內就將崩潰的問題上，仿佛整個世界都錯了。相關的預言之所以受到事實的嘲弄，其思想基點的錯誤，主要表現為兩方面。
其一，所有作出前述預言的學者文人都持「經濟決定論」的歷史觀點，並以這種歷史觀作為判斷中共強權命運趨向的思想基點。
當代西方教育體系像製造制式漢堡一樣，大量複製「制式」的學者文人，其「制式」的特徵之一，便是這些學者文人幾乎無一例外地堅信「經濟決定論」的歷史觀——這或許是物性功利主義哲學主宰現代西方文化精神的可悲結果之一。
各種關於中共即將崩潰的預言，儘管表述方式可能顯示出某些個性，但是，都遵循同樣的思維定式，即以「經濟決定論」為思想起點，以中國經濟危機必然引發全面社會危機為過程，以中共政治崩潰為終點。但是，這個思維邏輯過程是錯誤的，因為，它起步於錯誤的思想起點，「經濟決定論」。
只能聽懂物慾召喚的功利主義哲學雖然可以製造出屬於一個時代的思想謬誤，卻無法改變人類宿命：人本質上是心靈的存在;人類歷史的決定性力量是意志，而不是經濟。極權政體的靈魂在於政治，極權社會的主宰力量是政治意志。可見，以「經濟決定論」為思想起點判斷中共的前途，不可能得出正確的預見——起點錯了，思想走得越遠，便越深入謬誤的荒野，越遠離真理的綠洲。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中共急於創建現代軍事工業，因而橫徵暴斂，竭澤而漁，毀林而獵，造成三年之內四千萬農民餓殍蔽野的浩劫。那可謂空前絕後的經濟危機了。然而，中共強權卻依舊如鐵鑄的墓碑，立在屍山白骨之上，毫無崩潰的跡象。
極權北韓，一年之內曾餓死百萬居民，至今仍然以飢餓的國度著稱於世，但是，金氏共產世襲王朝卻沐浴在兩千餘萬北韓政治奴隸感恩的淚雨中，保持鐵殼的蟑螂般堅硬的存在。
上述兩個事例足以證明，「經濟決定論」距離歷史客觀的邏輯有多麼遠，儘管它離只相信物慾的學者文人那顆庸俗的心很近。
曾經作出中共即將崩潰的判斷的各種預言，還表現出第二項共同的思想基點的錯誤。這項錯誤在於，根據民主國家的自由經濟的規律，去判斷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趨向。
為數眾多的庸人學者，以中共的「經濟改革」為根據，論證中國經濟已經走上自由資本主義的道路。然而，作出這種論證者，不是受到中共欺騙的蠢貨，就是想要欺騙世界的心懷叵測者。中共「經濟改革」，意在為強化極權政治提供更有效經濟體制基礎，即由原來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改變為權貴市場經濟。權貴市場經濟的實質內容就是，以腐敗權力為軸心，以權錢交易為潤滑劑而運行的市場經濟。
顯然易見，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體系同民主國家的自由經濟，在政治基礎、運作機制、法律原則等所有方面都不相同;在有些重要的領域，甚至可以說風馬牛不相及。所以，用自由資本主義法治經濟的規律，來判斷人治的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命運，就像根據人類的醫典判斷母牛也會得愛滋病一樣可笑;這也正是國際間諸多關於中國將出現經濟危機的預言總在現實前黯然銷魂的原因——因為，母牛不可能得愛滋病，至少迄今為止是如此。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起，「中共即將崩潰論」成為時尚理論的過程中，我一直孤獨地——像荒涼的風留在時間之外的足跡那樣孤獨——向世界講述：中國民主的實現如同在鐵鑄的黑戈壁上撒種自由一樣艱難;中共強權的崩潰，是仍然需要中國人作出長久努力才能實現的歷史正義。
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前，關於「中共強權強勢崛起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主題」的種種論說，又由於國際間庸人學者像綠蠅逐臭般的吹捧，再次成為關於中國命運的顯學。現在，我願又一次孤獨地向歷史預言：中共強權的崩潰即將成為時代的政治主題——中共的極權主義全球擴張可能使人類不得不用一次浩劫來為其送葬，但是，無論如何，中共強權末日的喪鐘即將撞響，而撞響中共強權喪鐘的不是別人，正是竭盡全力試圖挽救中共強權的習近平。
我這次的預言依舊孤獨，孤獨得像掛在枯枝上的最後一片紅葉。不過，歷史已經證明，我上一次的孤獨是與真理同在。我相信，這次的孤獨也將證明，我的預言是真理的信使。
現代史上，中共曾至少有兩次瀕臨崩潰。
一九七六年初秋，毛澤東的生命隨第一片枯葉凋殘。毛澤東通過文化大革命培育起的中共新權貴，與毛澤東試圖徹底整肅的中共老權貴之間的矛盾一觸即發。只是由於以毛澤東夫人為政治核心的中共新權貴，唯有潑婦的勇猛，卻無權奸的老謀深算，深藏不露，故而在一次宮廷政變中束手成擒。中共新老權貴間的生死之決因此沒有演變成血涌萬里的社會動盪，中共強權也隨之逃過一次崩潰之劫。
一九八九年，以藏人浴血抗爭為先導，「六•四」民主運動，一次針對中共當局的全民反抗浪潮，涌動在東亞大陸之上。當時我在北京大學任教，不僅親歷整個過程，而且處於歷史的中心。根據我的直接感受，當年各階層民眾以不同方式參與的全民反抗的社會能量，足以顛覆中共暴政;不是由中國，而是一年後由蘇聯拉開共產主義運動全面崩潰的歷史帷幕，其原因主要有兩個：
其一，中國的知識分子缺乏英雄意志，不敢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果斷地將全民反抗引向摧毀中共暴政的全民大起義;其二，趙紫陽雖有大仁之心，不肯行屠戮萬民，血洗北京之事，但是，卻沒有如葉爾欽【注1】那樣的大勇之氣，缺乏挺身於歷史刀鋒之上，與中共暴政作生死訣別的膽識。
正由於上述兩個原因，遂致血漫北京，自由民主又成一夢;中共僥天之幸，再次免於死劫。一九八九，中國也把一個血寫的真理留在歷史上：「沒有英雄的意志，就沒有自由的史詩;沒有英雄的意志，就沒有高貴的歷史。」
上述中共強權幾近崩潰的兩次危機，雖然發生的時代背景具體條件有巨大差異，但是，卻講述了一個共同的經驗，即中共極權首先是政治的存在，因此，其致命的危機也必然是政治的——政治道德的崩潰意味著政治體制崩潰危機的先聲。
當前，中共政治道德的崩潰危機已達窮途末路，回天乏術之境。習近平面對的困境是一種無可解脫的歷史宿命——人可以改變命運，卻沒有能力改變宿命，因為，命運屬於人謀的領域，宿命則屬於天道的範疇。
鬼谷子有訓：「度以往事，驗之來事……則可決之。」為幫助世人理解習近平深陷中共強權的末日困境，需要首先作必要的歷史回顧;所謂宿命，就是歷史運行的邏輯結成的命運的死結。
以一九六六年為起點的「文化大革命」，禍亂中國十年。這十年既是毛澤東為自己造就共產主義之神的聖殿的過程，也是毛澤東最終淪為萬夫所指的孤家寡人的過程。十年彈指一揮間，可謂「其興也勃，其敗也忽。」
「文化大革命」中，悖逆天理人倫的政治慘案堆積如山，人神共憤;陰險詭詐的政治權謀發揮到極致，日月無光。因此之故，毛澤東一旦殞命，竟成億兆民眾額手稱慶的喜宴——儘管在暴政屠刀威逼下，民眾面露悲悽，眼泛淚光，甚至故作號天哭地，痛不欲生之狀，但是，絕大多數中國人心底里都樂開了花——竟能用國家恐怖主義暴力迫使天下盡成偽類，毛澤東可稱萬古第一獨夫民賊。
毛澤東是共產主義之神，是中共強權的上帝。他的人格破產自然也意味著中共一夕之間淪為政治道德的破設籍。毛澤東死後一段時間內，中國億萬人之心如動盪的大海，中共政權似驚濤惡浪上一艘千瘡百孔之巨輪，險象環生。
毛澤東時代，中共運用共產主義初臨中國的「理想主義」欺騙能量，實行「以天下奉一家」的國家資本主義——在保密制度的鐵幕後面，中共寡頭集團窮奢極侈，花天酒地，堪比王公貴族，數億中國人卻清貧度日，鴞腹求生，萬眾盡為苦行僧，無人不是清教徒，而農民則往往衣衫襤褸如乞丐，破床蔽屋似野人。
中共的政治道德隨毛澤東生命的朽壞而崩潰之後，繼續用虛假的理想主義欺騙天下，讓數億人心甘情願過苦行僧的日子已經沒有可能。鄧小平為挽救中共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遂設計實施權貴市場經濟。為此而進行的「經濟改革」，雖然允諾改善人民的物質生存的狀況，不過，它的起點和歸宿都意在挽救並強化中共的極權政治存在。
本質決定效果，目的決定進程。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本質表現為強化國家權力一黨私有的極權存在，它就不可能具有促進社會正義的效應，而必然以財富和權利的兩級分化作為結果;中共權貴市場經濟以鞏固中共獨裁的權力結構為政治目的，官員的權力就必定成為經濟運作的主軸，權錢交易式的腐敗也就同時成為經濟運作過程的主題之一——中共權貴市場經濟天生具有腐敗的基因，它不可能不是一種腐敗經濟。
一九八九年的全民反抗大潮興起的原因，既是出於億萬人心對於大良知者胡耀邦先生曾經力主思想自由政策的敬意，也表現出社會對於國家權力腐敗的憤怒，儘管當時權貴市場經濟必然引發的權力腐敗，還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鄧小平揮動數十萬大軍將那次全民反抗淹沒在血海中，同時，也意味著中共強權用鐵與血的方式宣示，中共絕不會允許中國自由，中共將不惜把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極致，推進權貴市場經濟，以強化維護國家權力中共權貴階層私有的極權政治。
江澤民成為最高權力意志的人格象徵，似乎是上蒼有意對中共的羞辱。江澤民種種俗不可耐、醜陋不堪的人格秀，早已成為國際笑柄，足可令蛆蟲由於噁心而狂嘔不止——難道上蒼也有黑色幽默的情懷，百般無奈之際，只能用這樣的方式表達對中共暴政的天譴。但是，江澤民卻是維護和延續中共極權政治存在的「功臣」，而且「厥功至偉」。
「天安門血案」之後，天地含悲，民心已死，中共政權的政治道德基礎又一次徹底崩潰。經過一番思想忐忑，在鄧小平的教訓下，江澤民基於精明的上海小男人對人性低俗至極的理解，決意全面推動權貴市場經濟，他準備運用讓中國社會在物性貪慾中腐爛的方式，度過這次中共政治道德崩潰的危機——社會良知在物性貪慾中腐爛，歷史就會忘卻中共的反人類罪行，因為，記住罪惡，需要良知。
為擴大中共統治的「社會基礎」，江澤民不僅縱容權錢交易，通過推動「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的進程，強化權力和資本的關係，而且著意用物慾浮名收買知識分子，於是，迅速形成腐敗的權力、骯髒的資本和墮落的知識，這三項最具社會能量的要素之間的「神聖同盟」。
我曾有文曰：「江澤民主政十五年，人心腐爛，道德淪喪，民權凋殘，官權勢張;貪官污吏肆行無忌，狠如虎狼;奸商惡賈強取豪奪，氣焰燭天;財富與權利兩極分化，弱勢群體水深火熱，社會資源盡歸權貴豪門，黎民百姓唯有仰人鼻息;自然環境慘遭塗炭，神州大地竟成污水毒氣之鄉，風沙蔽天之野。」
江澤民時代，中共以權力腐敗為支點，徹底完成了向「政治黑手黨」和秘密警察統治的轉型，與之同時，社會總體危機也呈「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然而，由於腐敗權力、骯髒資本、墮落知識三者結成「神聖同盟」，三足鼎立，全面壓制社會，故尚能維持中共極權表面上的繁榮和危局中的穩定。
江澤民之後，被稱為中共「第四代」的胡錦濤、溫家寶主政。對於中共「第四代」，我亦曾有文推介：
「就多數而言，皆貪鄙不堪，庸碌至極之小人。他們文不足安邦，專事奉迎;武不能定國，只功媚笑。數十年來，或者縮頸垂首，低眉斂目，循循奔走於豪強權貴之門，形如家奴走狗;或者逆來順受，屏息噎聲，惶惶侍奉於高官左右，仿佛舔痔之佞臣。他們奴性天成，媚骨內涵，早已精神陽萎;他們賣笑取勝，阿諛成功，盡失陽剛之氣。」
「中共『四代』，一代『奇人』。奇在無須大智大勇，即可問鼎中原;只靠逢迎媚笑，就能爬上權力之巔。……精神陽萎，是為政治太監;盡失陽剛之氣，是為政治二奶。二奶當權如溫家寶，慣會親民假笑，垂淚買憐，卻無鼎革布新，福蔭天下之大義;太監主政如胡錦濤，雖有狐鼠之智，陰柔小計，卻無雲帆滄海，鵬舉萬里之大策。」
正值中共統治危機重重，國運艱凶之際，中共主政的「第四代」胡錦濤、溫家寶之流，其人格和政治能力素質竟如上所述，猥瑣至極，衰草枯葉，一片頹敗之像。故胡錦濤主政期間，自知無回天之術，因此，除了在謀台戰略上野心勃勃，盡顯強權者蠻橫之意，試圖「統一台灣」，「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身前生後名」，在內政問題上則不思建樹，一幅混吃等死的坐困愁城之相，用胡錦濤的一句話自慰，叫作「不折騰」。
二〇一二年秋，以中共十八大為標誌，習近平率太子黨勢力全面主導中共權力意志。不過，在他面前展開的，不是等待收割的金燦燦的麥浪，從天際湧來，而是胡錦濤留下的政治遺產：由於胡錦濤無所作為的「不折騰」國策而逼近爆發臨界點的社會全面大危機，以及千萬貪官污吏組成的腐爛入骨而又喪失治國之能的政治黑手黨。
中共太子黨的父兄創建了東亞大陸上的共產帝國，太子黨也將親手為中共極權送葬——生死循環，仿佛宿命前定;冥冥之中，莫非真有天意。
注釋：
【注1】葉爾欽(1931年2月1日-2007年4月23日)，葉爾欽在蘇聯最終解體中起了關鍵作用。作為俄羅斯在共產主義時期結束後的首位民選總統，他促使俄羅斯走向民主和市場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