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春夏之交，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因在「六四事件」中，因同情學生和反對武力鎮壓，而招致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和李鵬等人不滿，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最終在軟禁中度過了生命中最後15年，於2005年逝世。作家劉曉波在2005年趙紫陽去世之際發表長文《悲情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在《趙紫陽的局限性》一節中，劉曉波指出，在大陸的體制下，趙紫陽所實施的一切重大決策都要有鄧小平的背後支持才可能進行，這既是他成為改革的前台主角的原因，也是他的政治悲劇的最後根源。趙紫陽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或者說對專制政治的遊戲規則的不重視，以及他喜歡張揚的個性，則是他的悲劇的次要原因。
這篇關於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長文，動筆於2001年，後斷斷續續，其中有些部分也先後在不同的雜誌上發表過。十五年前的1989年春天，胡耀邦含冤而去;十五年後的2005年嚴冬，趙紫陽在軟禁中走了。儘管，我對本文還不太滿意，並不準備現在就全文發表，但紫陽的離世讓我悲痛，官方封鎖紫陽亡靈的無恥令我憤怒。所以，也不管自己對本文是否滿意，我決定提前發表，以示對紫陽亡靈的悼念和敬重。
1989年5月19日，趙紫陽在溫家寶陪同下對學生發表談話
序言
拒絕歪曲歷史和掩蓋罪惡的官方記憶不可否認，談論中國改革的歷史，不能不談鄧小平，但也決不能只談鄧小平。對後毛時代的黨內改革派的巨大作用給予充分的尊重，並不意味著鄧小平就是改革派的唯一代表，也不意味著對民間自發動力的故意無視，更不意味著鄧小平在後毛時代的作為皆是「偉光正」的。因為，一種新舊交替的歷史性轉折，肯定不是單一力量所能完成的，無論這力量有多大;更不是某一歷史人物個人所能推動的，無論這歷史人物的個人貢獻多麼傑出。所以，回顧偉大歷史事件也好，紀念偉人也罷，任何把全部功績都獻給一個人的回顧和紀念，即便不是別有用心的惡意，起碼也是不尊重歷史真相和極不公平的。然而，在由官方主導的鄧小平百年誕辰紀念活動，仍然重複著歪曲歷史和掩蓋真相的造神運動，而對於胡耀邦和趙紫陽在改革開放上做出巨大貢獻則隻字不提。
實際上，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黃金時期，從高層改革派的角度看，「鄧、胡、趙」曾被公認為驅動改革車輪的三駕馬車，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惡、平反冤假錯案、思想解放運動的主持者，趙紫陽是經濟改革(農村的包產到戶和城市的企業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動者，甚至可以說，趙紫陽在八十年代樹立的「溫州模式」，為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指出了方向。更重要的是，胡、趙二人還是抵制黨內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先後阻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等整人運動的泛濫。
然而，被神話為改革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從整肅「西單民主牆」開始就犯下一連串的重大錯誤。他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默認極左派發動的「清污」和「反自由化」;他通過非程序化的人治強權罷免胡耀邦，間接導致了胡耀邦的含冤而死;胡之冤死又成為八九運動的導火線。面對反腐敗、促改革和要民主的民間自發運動，鄧先是了聽信了李鵬等惡吏的誤導性匯報，口述了強硬的「4·26社論」，把完全自發的學運誣衊為由一小撮長鬍子的人操縱「動亂」;在趙紫陽的「五四講話」和「亞銀講話」之後，如果按照趙提出的「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官民對立，運動決不會繼續升級。但鄧堅持「4·26社論」的錯誤，致使運動升級為「5。13大絕食」的抗爭;接著，鄧拒絕了趙的溫和政策，宣布軍事戒嚴，故伎重演地罷免了趙紫陽，致使運動進一步升級為徒手民眾與武裝軍人之間的對抗;最後，鄧又把對學運的定性由「動亂」升級為「暴亂」，命令全副武裝的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在一個國家的首都、在全世界媒體的注視下，釀成了震驚中外的六四大屠殺。
現在，雙手沾血的鄧小平卻成為中國改革的「唯一人」，而有功於八十年代的改革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不但前者冤死十五年、後者軟禁十五年，而且兩人的名字也在中國改革史上消失了。
從推動改革的社會力量的角度看，在政治、思想、經濟這三大方面，中國改革的最初動力都並非開始於任何官方決策，而是來自城市的民間和農村底層。只不過，來自民間的自發要求和行動得到了高層改革派的默認在政治上，至少從林彪事件開始，民意已經自發地醞釀著社會變革。1976年借悼念周恩來之名而出現的「四五天安門運動」，是民間要求結束文革和進行改革的第一次公開的響亮吶喊;接著，「西單民主牆」運動又第一次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並受到鄧小平、葉劍英等高官的肯定。可以說，「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為鄧小平的重掌最高權力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
基層農村的自治性民主試驗的最初發源，絕非中共突發善心的自上而下的單向恩賜，也不是知識精英的自覺設計，而是農民的自發訴求及其實踐——為了社區的穩定和安全而自發創造出來的。遠在20世紀80年代初，正值新舊制度交替的時期，當城裡的精英們還在為冤案平反而高呼感恩戴德的口號之時，零星的自發的民選村官的政治嘗試，幾乎與小崗村的經濟制度創新的大包幹同步進行。最早的試驗發端於廣西壯族自治區宜山縣三岔公社合寨大隊(今宜州市屏南鄉合寨村)，時間是1980年。因為，隨著人民公社制度的崩潰，國家權力對農村基層社會的控制出現真空，公共管理陷於癱瘓。為了避免秩序失范的無政府狀態，出於對公共安全的需要，村民們產生了自我管理的意願，民主選舉村委會的試驗由此開始。該大隊的兩個自然村的六個生產隊率先行動，每隊提名一個候選人，125戶每戶派一個代表參加投票，最後韋煥能以全票當選村主任。顯然，村民自治是人民公社制失敗的必然結果，也是農村生活的實際需要激發了農民政治創造力的果實。官方對村民自治的支持和規範，更多是出於填補基層農村的權力真空和便於管理的目的。也就是說，中共高層所做的，不過是基於特定歷史條件而肯定了民選村官的試驗，隨後又把村民自治寫入憲法，並通過具體法律使之規範化制度化。
在思想文化上，「四五運動」中出現的一系列詩文和演講，迅速傳遍了全國各地，特別是那句「秦皇的封建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的口號，已經具有了民間自發啟蒙的作用：「西單民主牆」的言論更是民間啟蒙思想的大匯集，特別是對民主、人權和言論自由的呼籲，為中國改革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最早的引導;鄧麗君等人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說和《今天》詩歌對大一統的革命文化之衝擊，也是來自民間自發的創作、引進和傳播。即便是「思想解放運動」，也不能只談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理論務虛會，而不談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的自發投稿，為思想解放運動提供了最早的理論資源。而在鄧小平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鎮壓民主牆運動之後，仍然是民間思想推動著的啟蒙運動，而官方則不斷發動打壓民間的自發啟蒙(如清污、反自由化等)。
在經濟上，奠定中國經濟改革基礎的農村改革，最早來自農民求溫飽的自發動力，「包產到戶」和鄉鎮企業等的制度創新，帶有純粹的底層性和草根性。之後，由企業改革開始的城市經濟改革，企業的「獎金激勵」和「承包體制」，商業中的「個體戶經濟」和流通領域的「價格雙軌制」，也是先有地方企業、民間個體的自發嘗試和地方的開明領導人的支持，而後才有中央政策的形成和全國性改革的展開。
而且，這一切民間自發動力的出現都帶有逼上梁山的性質，是忍無可忍之時的鋌而走險：「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是對極端獨裁及其文革的忍無可忍，曾被定性為「反革命動亂」和「反革命思想」：「包產到戶」和村民自治是對「人民公社體制」的忍無可忍，也曾被定性為「復辟資本主義」;鄧麗君的歌和《今天》的詩是對假大空的意識形態灌輸的忍無可忍，也曾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和「資產階級文學」，許多人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他們作為先知先覺者皆為改革付出了不同程度的個人代價，理應被歷史所銘記、被今天的改革受益者所尊敬。
必須明確的是，中國改革，能夠被境內外媒體看到的更多是官方主導的表層邏輯，而真正推動改革的深層邏輯則是民間的自發動力。然而，這一深層邏輯，不但在本土被中共壟斷的話語霸權所壓制，而且也往往被境外輿論所忽視。事實上，正是這種自下而上的民間自發改革動力，在後毛時代得到黨內開明派自上而下的默許、鼓勵和支持，才開啟了難以抑制的改革大潮。
現政權借鄧小平百年誕辰之際，之所以要全力凸出鄧小平對改革的主導作用，一方面意在把改革的主要功績僅僅歸功於中共政權，並把現在的當權派標榜為改革的正宗繼承人;另一方面完全抹殺民間的自發動力對改革的基礎性貢獻，也抹煞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人對改革的巨大貢獻。
客觀的歷史事實是：鄧小平在經濟上甚至意識形態上是開明派，而鄧在政治上無疑是中共高層最大的保守派。在此意義上，一種只屬於鄧小平的改革，顯然就是被江澤民所固守的改革——由獨裁權力所主導並優先服務於權貴階層的跛足改革，是無視公正、弊端叢生、危機四伏的改革，也是持續積累底層仇恨和動亂因子的改革。這種改革奠基於鄧小平重掌權力後的1979年，它通過重申「四項基本原則」的獨裁教條，通過「清污」和「反自由化」的意識形態整肅運動，也通過先後廢除兩任中共總書記的人治手段，更通過鎮壓「八九運動」的血腥屠殺，使國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一黨獨裁的恐怖政治之下，使改革走上跛足而行的特權主導下的「強盜資本主義」歧路，小康承諾下的兩極分化、經濟高增長下的腐敗泛濫和生態破壞、大眾文化下的道德墮落和信仰真空……現在的中國，既是暴富的權貴家族的天堂，又是廣大無權無勢者的地獄;既是誠實經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詐投機者的陽關;是沒有社會公正和商業信譽的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其血腥和野蠻、無恥和厚黑，遠遠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罪惡。
中共現政權談論的鄧小平改革，既是對歷史的極大歪曲，也是對有功於改革的其他個人和民間努力的極大不公。說明了中共獨裁政權在書寫歷史上的一貫的權力自私：通過歪曲歷史和掩蓋真相來進行自我標榜，利用話語霸權來壟斷所有功績和推卸所有的罪責。正如毛澤東時代編寫的抗日戰爭史一樣：真抗戰的蔣介石被歪曲為假抗戰的民族罪人，而假抗戰的毛澤東卻被塑造成真抗戰的民族救星。
中共現政權可以歪曲歷史和掩蓋真相，但民間記憶決不能對這種制度性謊言保持沉默。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領導人執政的年代，鄧小平自稱第二代，是企圖以此抹煞真正第二代的歷史地位。事實上，從中共歷史傳承的角度看，在50年代就成為中共高層核心七人之一的鄧小平，顯然屬毛、周一代，即中共第一代。因此，本文把胡、趙作為中共第二代的代表加以評述。
八十年代，有一種對中共高層權力結構的通行說法，即「鄧、胡、趙三駕馬車」。的確，鄧小平作為中共改革戰略的後台支柱，與作為前台領軍人物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之間，曾經有過相互合作的蜜月期。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大陸中國政壇上的崛起，沒有鄧小平在幕後的全力支持，是不可想像的;而鄧小平在國內外如日中天的聲譽的取得，沒有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鼎力相助，也是不可思議的。然而，從另一個角度講，胡、趙後來的政治悲劇，也早已隱藏在鄧小平的全力提攜之中。
趙紫陽的局限性
在大陸的體制下，趙紫陽所實施的一切重大決策都要有鄧小平的背後支持才可能進行，這既是他成為改革的前台主角的原因，也是他的政治悲劇的最後根源。趙紫陽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或者說對專制政治的遊戲規則的不重視，以及他喜歡張揚的個性，則是他的悲劇的次要原因。
1、急於求成的心理和過於張揚的個性
趙紫陽的最大悲劇在於：既要藉助鄧的權威來排除黨內高層的阻力，又要屈從於鄧的太上皇嗜好和獨裁體制的慣性而隨時自我收斂。然而，趙紫陽畢竟不太像中共體制下的政客，而更像大變革時代急於求成的政治家，他喜歡公開化和透明的個性，在其他政治制度下無疑是優秀的為政之德，但在中共體制下就會變成張揚或傲慢，遂使他最終難為鄧小平所容。
趙紫陽的急於求成，表現在經濟改革上，是他在時機還不成熟之時，就全力執行鄧小平的硬闖物價關的決策，過早提出「加入國際大循環」，導致了黨內和社會的普遍不滿;表現在高層權力鬥爭中，他在不該韜晦時韜晦(胡耀邦下台問題上)，在應該韜晦時又不韜晦(十三大他剛剛出任總書記之後)，他沒有把胡耀邦的命運作為前車之鑑，從中汲取教訓。他對其幕僚提出「新權威主義」，對明顯帶有把他塑造成新權威的電視政論片《河殤》及其「走向藍色文明」的價值取向的公開肯定，在中共體制下皆是犯忌的行為，很容易被心懷叵測的陰謀家所利用。而此時，正值他個人處在十三大剛結束後的權力峰巔，境外媒體又把「新權威主義」和《河殤》解讀為「擁趙倒鄧」，自然會引起鄧小平等元老的猜忌。
雖然，據當時的「新權威主義」的主要提出者吳稼祥先生記述，在「新權威主義」正式出台之前，趙紫陽就徵求過鄧小平的意見並得到了鄧的首肯(參見：吳稼祥的《走卒隨筆》)，然而，中共的傳統是獨裁者自己可以隨心所欲地臧否，但其他人卻不能輕易表態，特別是處於接班人地位的人說出同樣的話，就會被太上皇懷疑為「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在這點上，鄧小平與毛澤東沒有實質性區別。只不過，毛澤東對終生權力貪戀基本上是言行一致的，而鄧小平對終生權力的貪戀是言行不一的。像晚年的毛澤東一樣，正是鄧對自己權力的貪戀導致他對周圍人的病態敏感，無論真的權力挑戰是否存在，只要他主觀認定了來自接班人的某種威脅、哪怕是因過渡恐懼而自我虛構的威脅，翻雲覆雨就是他的政治權謀的必然。
所以，無論趙紫陽在內心深處是否肯定自己已經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向鄧的權威進行挑戰，這樣明顯的政治信息都會被鄧視為權力挑戰，肯定要招致鄧小平的不滿，為早已對他不滿的保守派提供得心應手的口實，也為他自己後來的下台做了鋪墊。在此意義上，從政治智慧的角度講，無論是胡耀邦還是趙紫陽，在太上皇還牢牢控制著最高權力之時就鋒芒畢露，是有政治幼稚病之嫌。在極權制度轉型期的現實中，沒有足夠的政治韜晦修養(耐心)是無法成就劃時代的偉業的。在這點上，與結束了前蘇聯的極權體制的戈巴契夫和葉爾欽相比，胡、趙二人既缺乏戈氏的韜光養晦之耐心，在最高權力沒有到手之前就已經鋒芒畢露;也缺乏葉爾欽身處政治逆境時的政治氣魄，在下台後又過於潔身自好和沉默寡言。
2、官僚習性葬送了八九運動提供的大好時機
八九運動與五四運動相比，二者之間最大不同有三：首先是在運動的動員規模和政治訴求上，「八九」都遠遠走在「五四」前面，五四的主要訴求是「民族主義」性的，而八九的主要訴求是「民主主義」性的。其次是執政集團對社會控制程度的巨大差異，五四時期的軍閥政權無力對全社會實施全面的嚴格控制，而八九時期的中共政權則牢牢控制著全社會的主要資源。再次是中國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完全不同：五四時期的世界動盪不安，中國的四周充滿了緊迫的威脅;而八九時期的世界基本是和平的，中國的外在環境正在向越來越友善的方向變化。
可以說，八九時期中國所處的內外環境，有利於進行可控制的大規模社會變革——八九運動的大規模動員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政府控制力仍然很強和友善的國際環境為社會穩定提供了基本保證。也就是說，在當時的中國進行可控制的社會變革，在政權內有身居要職的開明派，在精英界有支持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識界及工商人士，在民眾方面又有已經自發動員起來的巨大民意支持，三者同時具備的有利條件，可謂中國百年現代化歷史上的前所未見，使大規模的民間自發運動不會造成權威真空的無政府式的混亂。如果這三者之間保持著必要的觀念上、信息上的溝通和策略上、行動上的合作，其結果肯定會比缺乏控制的社會更積極。或者說，如果黨內開明派能夠把握時機、比較好地處理了運動的每一環節，自下而上的民意支持和自上而下的善意應對，完全能夠在基本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開創出中國走向自由社會的新局面。
大多數人皆承認，中國大陸完成社會轉型的代價最小的方式，顯然是在強大民意支持下的執政黨主動推進政治改革，形成民眾、社會精英階層與執政黨內開明派之間的良性互動，以避免人為隔駭造成某一方做出單方面的錯誤判斷。而在政治改革風頭正盛的八十年代，體制內外確實有一股巨大的合力推動著政治改革。當時，以胡、趙為代表的黨內開明派與自由知識界和民眾之間，在總體立場上有著基本共識。而八九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在運動的全過程中，種種複雜的人為阻力，使學生組織、知識界自由派和黨內開明派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互動與合作。
事實上，在此之前，黨內開明派並不是對出現大規模民間運動全無準備。據在六四後被關進秦城監獄的趙紫陽智囊們中的一些人說，在1988年下半年，趙紫陽的智囊們已經預見到中國可能出現自發的大規模民間運動，並制定了在大規模民間運動還未出現之前就開始實施積極的對話和溝通的應對策略，以防止不可控制的街頭政治的出現。但是，這種主動溝通、對話的策略卻被莫名其妙地擱置了。在八九運動開始時，甚至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跪呈請願書，不但在當場沒有得到官方的善意回應，而且在之後也沒有啟動對話、溝通機制，反而弄出個致使運動進一步升級的「4·26社論」，致使運動發展成了聲勢浩大的「4·27大遊行」。
這之後，官方才開始被迫實施對話策略。但是，第一次對話，官方派出的袁木、何東昌等保守派官僚，擺出教訓晚輩的權力傲慢姿態，除了就事論事的敷衍詭辯和教訓學生之外，那場對話再無任何實質性內容。後來，黨內保守派頑固堅持「4·26社論」的定性，再次導致運動升級為「5·13」群體大絕食，黨內開明派才為了控制衝突升級和事態擴大，更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中蘇峰會，派出開明的閻明復與民間進行極有限的實質性對話。另一次有點實質內容的對話，是在新聞界因對「4·26社論」的強烈不滿而組織了5月4日的大遊行、並向新聞出版署遞交要求新聞自由的請願信之後，胡啟立才於5月11日到《中國青年報》召開了一個關於新聞改革的座談會。
1989年5月13日晚，閻明復在統戰部主持了官民對話會。遺憾的是，閻明復並不是決策者，他出面召集對話是奉命行事，所要達到的目的也極為現實、明確：要求學生在戈巴契夫到京前撤離廣場。顯然，由於長期以來官方對民意的忽視、不尊重，對民間異見進行迫害與鎮壓，更由於此前袁木等人出面的對話，給學生們留下了過於惡劣的印象。這種主要由官方製造的人為隔膜，使民間缺乏對官方的起碼信任。何況，大絕食開始之後，官方主動與民間的溝通以及對話，既是極端實用主義的又是不平等的。這種對話，即便由閻明復這樣的開明人物出面主持，即便在現場說服了大多數學生和知識分子(用當晚王軍濤發言時的話說就是：「閻部長的真誠感動了上帝」)。
當然，閻明復在對話中無法滿足學生的合情合理的要求，與開明派在黨內的實力不夠強大有關，但也不能否認，即便是黨內開明派也無法擺脫「官權」高於「民權」、長官意志主宰民意的官本位傳統。首先，此次對話的目的不是出於解決官民對立的問題，而主要是為了戈巴契夫訪問中國大陸問題的實用目的;其次，對話的基礎不是出於對民意的真正尊重，而更多是官方居高臨下的要求;再次，對話的方式不是雙方平等協商的妥協式合作(學生的要求沒有一個得到了實質性滿足和兌現)，即便在閻明復的回應中有一定的妥協，也帶有自上而下的恩賜性質;所以，在當時的氣氛下，官民雙方不可能產生有效的良性互動，就帶有必然性。
在此意義上，即便八十年代是黨內開明派和社會上的自由派的蜜月期，也無法抓住八九運動提供的大好時機，善意地引導支持改革的民意，將官民兩種改革力量發展成良性互動的共識。
不可否認，趙紫陽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制局面，在黨內已經竭盡全力了，他的開明也已經是中共歷任黨魁中的極限。但是，同樣必須承認的是，中國的長期政治傳統和中共幾十年的壟斷性特權地位，已經養成了執政者居高臨下的「父母官」人格，即便開明和肯傾聽異見如趙紫陽者，也不習慣於放下執政者的架子，以平等的姿態面對民意。如果黨內開明派從運動的一開始，就不是只在黨內力爭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而是通過某種方式保持與學運、知識界之間的信息溝通和策略共享，其結果可能就會完全不同。比如，在趙紫陽發表「亞銀會議講話」之前，通過某種渠道向學生充分解釋黨內開明派的意圖，而不是在黨內鬥爭失敗、趙自己的政治悲劇命運已經決定之後才親赴廣場，大概就不會有運動走向大絕食的升級，支持黨內開明派的民間運動，也不會起到所謂的「幫倒忙」作用。在此意義上，「幫倒忙」的決不是學生們，而恰恰是開明派及其幕僚自身。
以六四的血腥悲劇結局而落幕的八九運動，真正證明的：不是學生的不成熟和特權意識，而是黨內開明派的不成熟和特權習慣;不是學生們的居功自傲、盲目輕率，而是自由知識界的名流意識和盲目輕率;不是學生們幼稚的英雄主義和非理性激進，而是自由知識界懦弱的犬儒主義和機會主義。嚴格的講，八九運動的失敗，不是學生及廣大民眾的失敗，因為他們已經為這個社會提供了足以改變歷史進程的民意基礎，他們做的最多、付出的鮮血也最多，而是黨內開明派和自由知識界的整體失敗，因為他們沒能有效地珍惜和利用這寶貴的民意資源。
儘管如此，中共用刺刀戳穿了年輕的身體，同時刺刀尖也翻轉地刺向政權合法性的心臟。年輕學子們用鮮血積累起來的道義資源，仍然是我們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的最大資本;中共政權的野蠻鎮壓，仍然是執政黨不能不加以正視的難以癒合的傷口，它的陣發性疼痛將繼續令這個表面穩定的政權不時地抽搐。
八九運動給中華民族的最大啟示：無論是處理偶發性的棘手事件，還是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一味對抗，致使本來溫和的矛盾不斷升級，直至達到雙方在心理上(因為現實往往並非如此，而是人為的內心恐懼使然)的毫無退路的激化狀態，然後動用強制力甚至暴力暫時解決問題，不僅在道義上是野蠻的，更是在實際效益上代價最大的方式，而且其效果往往是本末倒置的，對具有道義性合法性的被鎮壓者如此，對失去道義合法性的鎮壓者更是如此。而在大陸中國，民間與執政者的衝突，無論是對抗的產生、激化，還是解決衝突的方式的粗暴和野蠻，其責任主要應由制度本身的暴虐性來負。
八十年代的年輕大學生們，曾經為中國社會的整體變革提供了絕佳的民間舞台和百年不遇的歷史時機，但是，由於長著鬍子的人們的整體不成熟和懦弱，使年輕生命所付出的代價和提供的時機至今沒有結成正果。中國人還會有這樣百年不遇的時機嗎?還會有八九運動那樣有序而理性的民眾運動嗎?如果有，但願長鬍子的人們能做的好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