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老虎」的說法源出於1948年的蔣經國。蔣經國當年的原創口號是「只打老虎，不拍蒼蠅」，與習近平的口號「老虎蒼蠅一起打」略有不同。
1948年蔣經國到上海「打老虎」，並不是為了國民黨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而是為了克服金融危機，挽救中華民國。當年的國民政府不僅在內戰中節節敗退，政治、經濟上也是一塌糊塗：派系惡鬥，腐敗橫行，百業蕭條，物價飛騰，不得不緊急推行幣制改革。為保障改革成功，蔣介石委任其子蔣經國到上海「協助督導」經濟管制。蔣介石在日記里吐露心聲：「我曉得這個職位可能使經國遭到忌恨，甚至斷送前程，但是我必須派他去。經國是可以承擔此一任務的惟一人選。」知子莫若父，蔣經國的特殊優勢除了獨一無二的「太子」身份，還在於他做事認真、為人正派、敢於碰硬、勇於犯難、不輕易服輸的個性，這使他既不會被奸商利誘收買，也不懼怕貪官打擊報復，這樣的品格在那個風雨飄搖的黨國官場裡確實非常罕見。
蔣經國信不過已經高度腐敗的地方官僚系統和軍警特機關，他命「太子系」親信部屬從各地齊聚上海，調派由他親手創建的戡亂建國總隊第六大隊赴滬執法，並將其擴充組建為「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正是這支「太子親兵」率先喊出了「只打老虎，不拍蒼蠅」的著名口號。在接受任命的當天，蔣經國就在日記里寫道：「要嚴懲，就應從『壞頭』開始。」他向上海人民公開表白：「本人此次執行政府法令，決心不折不扣，決不以私人關係而有所動搖變更!」說明他早已做好了「打老虎」、打硬仗的心理準備。他在上海體育場發表演講，與數千群眾高唱「兩隻老虎」歌曲，帶頭呼喊「打倒豪門資本」、「掃除腐敗勢力」、「搞革命，雙線作戰」等口號(註：「雙線」指反共和反腐兩條戰線)。蓋因金融危機已深，亡黨亡國在即，已沒有時間從容整治，只能採取「不惜以人頭平物價」的革命手段了。
蔣經國的上海「打老虎」運動雷厲風行，令人側目。蔣動員全民檢舉，舉報查實者可獲沒收款物三成的重獎。他自己和下屬經常連夜審閱檢舉函。蔣經國幾乎每天都要約見財經大亨，每天都有政商名流被帶走調查，每天都有突擊檢查、就地查封。60多名「奸商」被抓捕，其中包括米、棉、紗、油、紙等各行業商會的會長，還有青幫老大、「上海聞人」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杜家總管萬墨林，就連宋子文參股的永安公司經理也不能倖免。杜月笙向蔣介石私下求情(傳說二人年輕時曾是拜把子兄弟)，但蔣介石將回電公諸報端：「我兄若能協助經國在上海經濟管制工作，無任感荷。」言辭雖然客氣，卻意在提醒杜家必須無條件服從蔣經國的指令。蔣經國甚至大開殺戒，將頂風作案的林雪公司經理、上海警備司令部的兩位軍官，後來還有憲兵大隊長處以死刑。蔣經國說：「不管你有多少財富，有多大的勢力，一旦犯了國法，就要毫不留情地送你進監獄、上刑場。」這一系列鐵腕行動效果良好，一個月下來，飛漲的物價明顯穩定，政府信譽亦大有好轉，市民、外僑和國內外輿論均對蔣經國大表讚佩，譽之為「蔣青天」、「活包公」、「中國的經濟沙皇」。
然而好景不長，僅僅風光了一個月，「打老虎」運動就開始走下坡路了，轉折點是著名的「揚子公司案」。直接原因是蔣經國對孔令侃(孔祥熙與宋藹齡之子)及其揚子公司「不能嚴辦」，致形象受損、威信破產;間接原因則是軍事潰敗、內政糜爛，一時一地的「打老虎」運動不足以良性運轉、自力維持。孔令侃不是好人，仗著自己是「皇親國戚」，做了不少巧取豪奪的非法生意，蔣經國必定都是知道的。蔣氏父子對孔家的聚斂行為大概也並不認可，1945年蔣介石曾因「美金公債舞弊案」撤了孔祥熙央行總裁之職，並在日記里大罵孔祥熙「可恥之至」、「貪劣不可救藥」、「庸人不可與之再共國事矣」，但罵歸罵，最終還得放他一馬，因為蔣介石擔心「夜長夢多，授人口實」，懲辦孔祥熙比放過他更加有害黨國。
正值「打老虎」關鍵時刻，感到受了選擇性執法之欺的大亨杜月笙在蔣經國出席的座談會上當眾將了小蔣一軍，他懇求蔣經國一視同仁，到囤積居奇最多的揚子公司也去查一查。杜月笙還向蔣提供了一份其他豪門家族和高級將領在上海經濟犯罪的證據材料，這讓蔣經國很是下不來台。蔣經國不得不派人查封了揚子公司，大概也打算逮捕法辦孔令侃。一時間「謠言」滿天飛，媒體把「揚子案」炒得沸沸揚揚，好事者們都以熱烈期待的心情關注「孔老虎」的下場——正如不久前全國人民熱烈期待「周老虎」現形一樣。據說是宋美齡出面以「你們是手足，不要爭鬥下去」阻止了蔣經國查辦孔令侃，也有人說是蔣介石親自干預，並在接見上海文武官員時以「人人都有親戚，總不能叫親戚丟臉」的理由公開為孔家開脫(這樣的說詞出現在公開場合極不可信)。但受傷最深的人似乎是蔣經國，他心灰意冷，痛苦難言。
「揚子案」的詳情一直是一個謎，蔣經國自述中也多有迴避，他寫道：「XX公司的案子……因限於法令，不能嚴辦，引起外界誤會，……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地推動了」，並大發感慨：「今天不怕敵人，而只怕自己人拆台。」蔣經國乘興而來，鎩羽而歸，離開上海時，他向上海市民公開道歉，在廣播電台念道歉信時禁不住潸然淚下。
無論如何，蔣經國上海「打老虎」之旅輸得很慘，是一場沒有任何贏家的多輸博弈：蔣經國損傷了政治信譽，原先讚美他為「蔣青天」的公眾感到大失所望，曾經將他視為「挽救黨國的最後王牌」的輿論界轉而公開嘲諷他「只拍蒼蠅，不打老虎」;孔家、杜家雖未被嚴懲，但畢竟繳了罰款，關了生意，不僅在上海失勢，更從此家道衰落，灰溜溜出奔境外;那些遵守法令、信任政府、服從蔣經國指令的上海中產階級輸得更慘，他們把辛苦攢下的金銀和美鈔換成了兩個月後一錢不值的「金圓劵」，血本無歸，欲哭無淚;而國民政府透支了它的道義資源，比它打下來的「老虎」們壽命也長不了幾天，隨著它在大陸最後一次嚴肅認真的改革行動宣告失敗，其土崩瓦解之勢也就無從阻擋了。
習近平既然襲用蔣經國的「打老虎」比喻，想必很清楚那一段苦澀的反腐歷史。蔣經國「打虎」止於孔令侃，因為兩家是親戚;習近平的「打虎」之路也有同樣的障礙，打下了徐才厚、周永康這些政治上的對手，接下來，與蔣經國當年的處境相似，周永康們勢必會攀扯習近平的盟友和親戚，比如溫家寶，比如習家兄弟姐妹，事實上周系人馬早已向海外媒體有所披露;當然，困獸猶鬥的「老虎」們也可能會咬出習近平不想動、也不敢動的那些「老老虎」，比如江澤民、李鵬、曾慶紅。如果說打下周永康讓習近平感到興奮，那麼處理周永康必定會讓他感到煩惱，不然他怎麼會說出「個人生死毀譽，無所謂」的悲壯之語，《人民論壇》怎麼會發出「『大老虎』們或聯手反撲」的警告呢?
崇禎即位，打倒魏忠賢，肅清閹黨;嘉慶親政，誅殺和珅，追斥福康安。魏忠賢、和珅均是「一人之下」的權臣，若論後世統治者「打老虎」的成就，還沒有什麼「老虎」比這兩位虎界先驅更大、更厲害。崇禎、嘉慶都曾以整頓吏治揚名立威，可是，崇禎終究是亡國之君，嘉慶畢竟是平庸之主，史有明證，無復多言。
習近平雖然打下了周永康，但縱向比較下來，其「打虎」手段並不見得比崇禎、嘉慶更銳利，亦不見得比蔣經國更高明。當年蔣經國背棄法治原則，以專制、人治、「革命」、甚至多少有一點恐怖的手段「打老虎」，尚有戰亂當頭、金融危機為藉口;如今習近平依然動用專制、人治、黨治、「政治運動」的過時手法「打老虎」，實在是離當代政治文明落伍太遠。即以蔣經國失敗教訓觀之，習近平的「打老虎」運動也必定是不可持續的，或止於人事，或止於政勢。當然，以人治專制手法，即使再多打幾隻周永康式的「老虎」，於反腐敗大業而言也意義有限，蓋因自然界的老虎已瀕臨滅絕，而中國官場的「老虎」與政治體制兩相適應、相得益彰，其繁衍無限、活力無限，豈是嘉慶、崇禎、習近平輩應付得了的?(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