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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念斌的這段話令我深感悲哀!

福建的念斌,被指控謀殺,四次判死刑,坐了8年牢,終於獲得無罪釋放!

他出獄後,給已經去世的爸爸寫的“感謝書”十分感人。他對南方都市報記者解釋自己當年為什麼會認罪,說:“他們(警察)用竹籤往我的肋骨之間插,用小榔頭墊書敲我,‘隔山打牛’,我痛不欲生。他們還說要把我老婆也抓進來。因為扛不住刑訊逼供,我就咬舌自盡。最後實在沒辦法就認了。他們還說,只要我承認放老鼠藥只是想讓對方拉肚子,就可以了,頂多判個幾年。”

他與警察和官方並無過節,卻被屈打成招。

就是這樣一個人,記者問“你在看守所里最大的感受是什麼?”他的回答是:“孤獨、生不如死,晚上睡不著。因為我是冤枉的,我和別人不一樣,我沒有犯罪。”

——就你是受冤的,“別人”就不可能是冤枉的?

這話太令我吃驚了!你難道認為審訊人這樣對待你只是特例,是存心要跟你過不去,或者他們發瘋了?他們對“別人”審訊時就很文明?

我曾說過這樣的話:“(很多人)只有冤案壓到自己及親友頭上他們才控拆公權力失控。甚至對野蠻的‘強拆’,也是只有自家或親屬成了直接受害者,才覺得‘天地不公’,否則就會為所在城市的‘巨變’感到自豪了!”

現在看來我高估了中國老百姓,他們根本沒有“無罪推定”的意識,念斌這樣吃過嚴刑逼供的人,也沒有質疑“公權力”本身,而是只恨某個具體的人。

以下是我的一篇舊文。發表於1990年初。

論“我冤枉”

從前,我很容易受感動。而最能教我有動於衷“珠淚漣漣”的,是那句用哭腔拖板吟叫的:“我、冤——枉——啊!”

我發現這個“我冤枉”是舊戲曲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台詞。清官戲中是必有的,或披髮跣足擊鼓喊冤,或踉踉蹌蹌攔轎喊冤,或公堂猛然轉首凄然一呼;忠臣戲裡是必有的,或面對昏君恨不能剖心掏肺,或面對權奸發誓化為厲鬼雪恥伸冤;一些鬼戲如《李慧娘》(其祖本是明人的《紅梅記》)少不了喊冤;一些別的不好歸類的戲也有大喊“我冤枉”的,如京戲《野豬林》(祖本是明代的《寶劍記》)中林沖在高俅的白虎堂被擒後,一邊“甩髮”一邊唱道:“萬不想被陸賊引入陷阱,到如今這冤屈何處能伸”(西皮散板),就曾令我感極而泣。

可以說,“我冤枉”的主題幾乎涵蓋了中國文學藝術史上相當大多數有“人民性”的作品;而這些作品正是中國民眾可憐的生存狀態的真實反映。那些呼天搶地的“悲憤詩”、“感遇賦”固然喊的是“我冤枉”,那些吟詠“知音難覓”、“美人遲暮”的雅歌也無非好貨沒賣好價的幽怨之聲。從屈原的“離騷”仰天訴告“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到當代小說《血色黃昏》中主人公林鵠的義憤填膺,一脈相承,都是“我冤枉”的古調。從那些呼喚“理解”,傾訴不得知己為之而死的新聲里,我聽出的也都是“我冤枉”的旋律,不過是變奏而已。

恐怕不能說愛喊“我冤枉”的人是利用人們同情弱者的心理,在賺觀眾的眼淚或故作清白無辜之態誘人憐惜。“我冤枉”,實在是國人遇到社會不公時一種接近本能的條件反射,是一種代代相傳的思維定勢。這種反應,這種思維模式,只關注“我”的命運,彷彿真是偶然的因素造成了陰差陽錯,或個別心術不正的小人顛倒了本來昭如日月的是非。

所以,他們總是把希望寄托在“明鏡高懸”的法官身上,總是把希望寄托在“洞察一切”的明君聖主身上。所以,他們即使身受過暴虐和欺騙,但對別的“罪犯”的犯罪是並不懷疑的:“世上人千千萬萬不去冤枉,偏偏要冤枉他?蒼蠅不叮無縫的雞蛋!”“他要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怎麼會驚官動府呢?”至今,許多人還信守著“屈死不告狀”的古訓,總認為沾了官司的就不是好人。這種觀念與“我冤枉”的思維可謂殊流同源。這也正是“我冤枉”可怕的另一面:“你”不冤枉!“我冤枉”,其實往往並不冤枉:無辜小民被冤正是以言代法、生死繫於個別官吏的清濁智愚的必然結果;“忠臣”被斥正是國家大事聽憑獨裁者的喜怒哀樂發落的必然結果;個人的不被“理解”就冤抑終生正是人身依附條件下的必然結果……

那還是在“文革”以後兩三年,我觀看外國電影《基督山恩仇記》,其中有段台詞強烈地震撼了我的心。是法利亞長老在伊夫堡的地牢里對青年囚徒鄧蒂斯講的。鄧蒂斯悲憤地對法利亞說:“沒想到我會有這樣的遭遇!”法利亞輕輕地搖搖頭,平靜地說:“正因為你和許多人沒有想到,所以災難就降臨了。”這位博學睿智的學者和愛國志士的思維的確高人一籌。我理解他的話至少有以下幾層意思:“沒有想到”往往是“我冤枉”的前奏曲;在不懷疑現存秩序和規範(自然有整體結構與局部和細節之別)的大前提下,捶胸頓足的鳴冤未免滑稽;只有大家想到現存制度可能有紕漏,並努力完善它,減少可能發生的弊病,才能避免蒙受不白之冤;如果盡其在我了而一時尚不能杜絕悲劇發生,我們也就用不著悲憤滿腔了。

我想以此言贈給那些已喊將喊或想喊而終於未喊“我冤枉”的同胞,不一定是涉及刑事案件的。(原載1990年7月14日《大公報》)

2010年6月27日附記:選編本書時,剛讀了《南方人物周刊》上楊礦生的口述《給文強當律師》。這位北京知名律師坦言,他在李庄入獄後繼續接受文強家屬委託為文強辯護,承受了來自官民兩方面巨大的壓力。2009年12月6日《新京報》披露他接案的消息,當天某家網站僅一天,就有76482條評論,批評、謾罵他的帖子超過九成。經過這麼多年的普法教育,溫家寶總理也在正式場合講要“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但是絕大多數人仍然無保留地擁護所謂“從重從快”的“嚴打”,對“無罪推定”等程序正義似乎充耳不聞。只有冤案壓到自己及親友頭上他們才控拆公權力失控。甚至對野蠻的“強拆”,也是只有自家或親屬成了直接受害者,才覺得“天地不公”,否則就會為所在城市的“巨變”感到自豪了!

前些天聚餐,北京的X教授在席間說,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30年、50年遭受暴君、暴政統治,我們可以譴責統治者,同情國民的不幸;如果300年、500年、1000年、3000年還得忍受暴君暴政,那麼就要想一想這個民族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只配有這樣的命運。(大意)我感覺他的話語很沉痛也頗中肯。看來,魯迅的批評“國民性”還是有點道理的,“啟蒙”的任務至今仍然沒有完成。我相信有充分的表達自由是“啟蒙”成功的必要條件。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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