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會好嗎?
對於生活在晚清社會的思想者來說，這是一個令人亦憂亦喜的問題。
一方面，晚清之際，國門洞開，鐵路、汽車、火輪、電燈、電報等新鮮事物早已涌了進來，並重新塑造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在二十世紀的伊始，清政府又宣布新政，還拿出了一個「預備立憲」的路線圖，作為地方議會過渡的各省諮議局與作為國會過渡的資政院，也相繼成立了。儘管人心急躁，但大清國在未來建成一個自由的立憲國，似乎還是可以預期的。總而言之，世界仿佛正在向晚清人展開了無限可能性。
大概正是在這日新月異的世道人心鼓盪之下，就在北京資政院開院議政的1910年，上海灘有一個叫做陸士諤的青年作家，寫出了一本預言性質的小說《「新中國」》。小說寫道：「我」做了一個夢，醒來後，發現上海已是一派全新的繁華景象——原來，「我」來到了未來世界。
小說有個情節，說「我」遇到了一位叫李友琴的女士，兩人開始了對話：
話說李友琴女士聽了我問，微笑不言。我問：「你笑什麼?」
女士道：「我笑你還是四十年前的知識呢!國會開了，吾國已成了立憲國了。全國的人，上自君主，下至小民，無男無女、無老無小、無貴無賤，沒一個不在憲法範圍之內。外務部官員，獨敢違背憲法，像從前般獨斷獨行嗎?」
我暗想：「立了憲，有這樣的好處!怪不得，從前人民都痴心夢想，巴望立憲。」
又聽女士道：「當時，外務部尚書與各國公使，連開幾次談判，終沒頭緒。後來，皇上特派專使到各國，與各國外務部直接交涉。事也湊巧，吾國這年南北洋海軍，齊巧成立。各國一因屈於公理，二因憚吾兵力，就此應允下來，許把領事裁判權廢掉、租界交還。不過，要求著要與吾國人民雜居貿易。吾國欽使，也要求各國，許中國人民雜居貿易。要與各國人民，一般看待，不能獨設苛律。各國究因理短，辯不過我們，只得也答應了。於是，外人僑寓在吾國的，氣焰頓時消滅了。與吾國人民一般地納稅，一般地遵守中國法律。不過，各項選舉權、被選舉權享受不著是了。吾國閩、粵兩幫人，僑寓在南洋群島、新舊金山各處的，也與歐洲各國人一般地享著權利了。」
小說中，「我」與李友琴女士對話的時間為「四十年後」，即發生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那時確實已經出現了一個「「新中國」」。與現實的「「新中國」」相對照，小說《「新中國」》有些預言說對了，如西方列強「把領事裁判權廢掉、租界交還」，「外人僑寓在吾國的，氣焰頓時消滅了，與吾國人民一般地納稅，一般地遵守中國法律。」大致已經成為現實。
但陸士諤先生以為「四十年後」的大清國會變成一個「立憲國」，則顯然是做白日夢了。因為在他寫完《「新中國」》後才兩三年時間，辛亥革命就爆發了，然後南方各省紛紛宣布獨立，然後南北交戰、和議，然後北洋軍閥袁世凱挾迫清帝遜位。清王朝等不到國會召開，已經自取滅亡，「出師未捷身先死」。不但清王朝滅亡了，延續二千年的帝制也終結了，從此之後中國再也沒有君主，晚清立憲派追求的「君主立憲國」自然也如泡沫破滅。
歷史的演進路徑無疑超出了小說家陸士諤的想像。陸士諤以為世界會變得更好，但歷史偏偏跟他開了一個玩笑。許多跟陸士諤生活在同個時代的晚清人，對於未來的想像要比陸士諤悲觀得多。——不必奇怪，因為晚清社會除了讓人看到日新月異的一面，也頑固地展示出暮氣沉沉的一面，官場的腐敗，吏治的潰壞，權貴的顢頇，讓敏感的人無法相信，這樣的統治者能夠許人們一個美好未來。
就在陸士諤埋頭寫他的小說《「新中國」》時，晚清重臣張之洞已經不相信垂死的清王朝能夠變好了。宣統元年(1909年)，垂垂老矣的張之洞得了重病，跟他病得一樣重的還有整個大清國，只是彼時監國的攝政王載灃不相信。載灃前來看望張之洞，安慰說：「中堂公忠體國，有名望，好好保養。」張之洞向載灃諫議：「不可以一人之見而反輿情，輿情不屬，必激變。」載灃說：「不怕。有兵在。」載灃離開後，張之洞對他的親信陳寶琛說，「國運盡矣!」兩年後，大清國運果終，而發難的恰恰就是湖北新軍，而湖北新軍，又恰恰正是張之洞訓練出來的。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數。
另一位體制內官員——雲南學政葉爾愷也對他生活的世界失望透了。大約光緒末年，他在致友人汪康年的書信中大發牢騷：「弟嘗謂作官者非良心喪失，人格墮落，不能為也。縱觀中外情形，敢斷言中國不亡，必無天理。」葉爾愷並不是反清的革命黨，相反，他在雲南當官時，還時常監視革命黨的動向，向雲貴總督匯報，可見他是不希望大清滅亡的。然而，清末官場之腐敗，又讓這位體制內的官員意識到大清王朝已經喪盡合法性，不亡無天理。
有一則政治笑話說：「一人問道：『比基尼泳裝和我們的政府有什麼不同?』另一人答：『沒有不同。每個人都想知道它維繫的是什麼，但每個人都希望它維繫不住。』」清末政府面對的，大約就是這樣的「比基尼困境」，雖然它有意「預備立憲」，想許人們一個未來，但人們已經不抱希望了。
所謂「這個世界會好嗎」，說到底，無非是一個人心所向的問題。「千夫所指，無疾而終。」——便是清末政府命運的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