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個周末，我沿著胡同到前門商業區轉了轉。這裡曾經是北京的商業中心，許多享譽全國的老字號還在這裡。橫街「大柵欄」已經被翻修成了一條「老北京」式的街道：臨街的建築不高，立面裝飾得有點太誇張，但那些著名的百年老店仍在銷售著布鞋、藥材、帽子和糖果。雖然俗氣，但這些建築多多少少還是真的，店裡擠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顧客和遊客。
然後，我轉入了前門大街，這條主幹道北起天安門廣場南端，南至天壇。我知道前門大街被翻修過，但之前只是匆匆一瞥。這次我從頭到尾走了一遍，竟有種不知身在何處的感覺。
走在前門大街上，我沒有發現一棟老建築，倒有點象拍攝電影的片場。街道兩旁是清一色兩三層高的小樓，全是新的，正面是仿古的灰色石牆。樓里是人們太過熟悉的國際連鎖店：H&M、ZARA和勞力士，更加重了這種淒涼。只有一家商店讓你感覺到這是中國。那是一家售賣奧運紀念品的商店，根據國際奧委會的規定這是違法的。但是在一個幾乎所有東西都被盜版的國家，從書本、電影到汽車和航母，它讓人感覺是真貨。
走到街的盡頭，轉身回望：在這些嶄新建築的後面是大片的空地，被拆除的院落和商店廢墟散落其中。這裡曾經是胡同和街道縱橫交錯的街市，一個北京最鮮活大氣的地方，現在大部分都被推土機夷為了平地。我站在那裡，有一對夫婦經過。男的操著濃重的北京口音問那女的這是什麼地方。女人答道：「前門」。男人衝口而出：「不可能!前門怎麼會變成了這個樣子?」
《嘹望》周刊42歲的記者王軍，他最近被翻譯成英文的一本書回答了這個問題。《嘹望》是新華社辦的。對於一名獨立記者，為新華社工作看起來可能有點奇怪，但新華社能獲得內幕的地位長期以來為撰寫調查報告提供了一種掩護，尤其是觸及到中國共產黨清楚它無法忽視的問題。
城建規劃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在過去20年裡，它已經成為廣泛社會動盪的根源，數以萬計的的公民聯合起來提出集體訴訟，反對征地。政府最終禁止了這種訴訟，但該話題仍然是中國最敏感的話題之一。
我在1990年代末曾經見過王軍，當時我正在寫一本關於中國草根階層騷動的書。每隔幾個月，他似乎都能從檔案中找到新發現，看到當前北京的許多問題都有著長期的歷史背景。作為記者，他專注於當前事件之間的聯繫，但他的工作也凸顯了更深層次的問題，譬如共產黨對如何讓中國現代化狹隘的眼光。
2003年，王軍出版了《城記》，並出人意料地成為暢銷書，現在已經是第九次印刷。如今，這本書被翻譯成「Beijing Record」，書里展示了在1950年代拆毀北京城的過程中一些罕見的圖片。書中記錄了建築學家、城市規劃師梁思成為挽救這座古城的奮爭和最終徒勞無果的故事。通過梁思成的故事，王軍不僅展示了共產黨統治者對北京的侵害，也展示了他們如何失去了許多中國人對這個新政府的良好願望。
20世紀初，中國知識和藝術界星空璀璨，梁思成便是其中的一顆明星。梁思成的父親梁啓超是清王朝偉大的改革者之一，他提倡君主立憲、現代教育和新聞自由。和他的父親一樣，梁思成曾出國求學，並把現代的研究方法帶回了中國。他的夫人是他在賓州大學的同學、美麗迷人的建築學家兼詩人林徽因。
當1949年蔣介石的軍隊在中國的內戰中失敗後，梁思成的許多同仁逃到了台灣，但也有些人留了下來，希望共產黨能夠兌現承諾的溫和政策。梁思成和林微因留了下來，他們悲傷的結局也是可以預見的。
起初，雙方試圖彼此合作。共產黨希望把這對伉儷吸引到新政權的工作中去。梁思成和林微因幫助設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裡面含有天安門，那裡是通往故宮的正門，也是毛澤東宣布成立這個共產主義國家的地方。他們還幫助設計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
但梁思成的煩惱馬上就來了。他反對在國徽設計里包含天安門，因為這會把北京(城牆以內的)古城區變成這個新建國家的焦點，成為行政中心所在地。梁思成認為應保留北京古城，將行政中心西移(到西郊月壇以西)。正如巫鴻在他的書《重建北京》(Remaking Beijing)里清楚解釋的那樣，梁思成的方案註定會失敗，因為共產黨的領導人要把這座城市重新歸零，要把北京的中心從紫禁城裡的皇權寶座搬到天安門前的廣場上，這就要拆掉所有通往天安門廣場的建築和城門，在天安門前建造一條巨大的東西軸線，即今天的長安街。關鍵是，這也意味著會把整個政府機構置於內城，而不是另闢一個新的行政區域。很快，最高領導人們便搬進了鄰近紫禁城的一系列皇家園林。
蘇聯顧問最先支持把新政府集中在北京老城。但即便是他們，也對中國同行對「宏大規模」的痴迷感到震驚。一切都要求大：天安門廣場、長安街，以及為慶祝中共接管十周年紀念日以「多快好省」為口號建起來的「十大紀念性建築」都是如此。梁思成預言說：「五十年後，有人會後悔的。」
《城記》詳細記載了這些令人嘆息的往事是如何一步一步發生的，打擊如何一個個接踵而來。最令人心碎的莫過於慶壽寺的命運。這座建於十二世紀的古廟有一對獨具特色的雙寶塔。當蒙古入侵者在現在的北京定都時，為了保存該寺，他們讓城牆繞道。但當共產黨要修建東西向的大道時，指明要拆毀位於現在西單北京書城的慶壽寺。王軍記敘了梁思成如何懇求保留該寺廟，但這一懇求於1954年被毛澤東的工程師們否決了。慶壽寺被拆毀後，梁思成陷入了更受排擠、更加絕望的狀態。
1955年林微因患肺結核去世後，梁思成又遭受了另一個打擊，他被劃成了「右派」，不得不一次次上交令人羞辱的認罪書。在「批鬥會」上，他公開譴責朋友和同事，不清楚這是他的選擇還是他已經崩潰了。他後來又結了一次婚。他的第二任妻子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襲來、紅衛兵在病床上不斷折磨他時，為他提供了一定的支持。1972年，70歲的梁思成因肺原性心臟病去世。
在梁思成的故事中穿插著王軍從檔案中挖掘出來的舊事。其中一個描述了拆除北京最大的城門之一——西直門。書中還收錄了這些巨大的城門被剝得只剩木製骨架的罕見圖片。
是什麼造成了這樣的自毀?到1970年代末毛時代結束時，北京的面貌仍然可辨。1984年，我第一次住在北京時，儘管北京已經被剝過了皮，但仍然有數千條胡同連接著四合院。居民們的舉止仍像林語堂在他1961年出版的《帝國京華：中國在七個世紀裡的景觀》裡描述的一樣。他們吃著同樣的食物，有著同樣的愛好，操著同樣犀利、精準的口音。一切都顯得衰敗，年久失修，但仍然可以想像在毛時代退去後北京的復興。
後來發生了什麼?對過去的仇視(至少是忽視)仍然發揮著效應，但共產黨現在試圖通過宣稱它是中國文化的保護者來確立自己的合法性。至少，政府官方是支持舊城保護的，但破壞仍在繼續。
不受約束的國家權力解釋了在北京見到的建築風格的轉變。1950年代初，象北京展覽中心這類新建築採用的是史達林式風格，以展示對盟友蘇聯的忠誠。後來，象人民大會堂這樣的紀念性建築里加入了民族元素(通常是琉璃瓦和坡屋頂)，來展示與蘇聯老大哥的決裂。如今，政府又邀請明星建築師們展示對全球資本主義的許可。於是，我們看到了Rem Koolhaas設計的中央電視台新址，和Herzog及de Meuron設計的奧運會體育場「鳥巢」。
雖然這些建築看上去與那些1950年代的建築風格迥異，但它們都反映了共產黨需要從這些宏大的建築項目中確立自己的合法性。這些建築本身的功能幾乎都是儀式性的，它們的主要目的是來炫耀這個國家。正如人民大會堂不是一個真正的議會所在地，鳥巢不是一個真正的運動場，一旦奧運比賽結束，它作為體育設施的臨時身份也結束了。如今，它是廣受中國遊客喜愛的遊覽地。香港學者洪長泰在他的書《毛的新世界》(Mao’s New World)里說，「為了維持對人民的控制，共產黨領導人把中國變成了一個進行宣傳的巨大裝置」。
(本文譯自普立茲獎得主IAN JOHNSON(中文名：張彥)於2011年6月發表在《紐約書評》上的文章，題為「新的北京，高昂的代價」。譯文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