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世人都沒有想到，地處中原的山西，在幾日之間掀起了一場堪比周永康案的官場風暴。北京時間9月1日，山西省召開領導幹部大會，吉林省前省委書記王儒林接替袁純清擔任山西「一把手」，袁純清被賦閒職，擔任中央農村領導工作小組副組長。王儒林留下的吉林省委書記一職由吉林省省長巴音朝魯接替。
消息報導前，海外已是傳聞不斷，消息出來後，各方解讀更是爆棚。從王儒林為何「救火」，到袁純清能否平安落地，從劉雲山常委護航幕後含義，到「政治生態」文字解讀，「盛況」頗似當時薄、周兩案。若將此次吉林、山西兩地書記易主喻為一幕大戲，袁純清、王儒林無疑為兩位主角。二人戲份不同，感慨不同，有得志，有失意，有長鬆一口氣，有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種種情緒，不足為外人道。細細梳理，這兩位位地方大員身上實際上有著一個潛藏的共同之處，那就是都有共青團工作經歷，簡而言之，就是坊間傳聞的「團派」。同為「團派」，為何王儒林能夠被中央信任「臨危救火」，受中南海器重，而袁純清則只能「敗走麥城」，共青團出身官員的政治性格在這一次官員換任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曾被忽視的王儒林：穩健之餘魄力不足
普遍認為，「團派」幹部從人生經歷到性格有一些共性，如多出身於平民階層，無甚背景，因而比較貼近普通民眾，政治可靠度相對較高;學歷多為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在學生時代就是學生會骨幹，思想活躍，容易接受新事物;邏輯思維能力較佳，謹慎且不張揚;其政治主張多為減少貧富差距，關心貧苦地區，抑制高收入階層，社會發展均衡等等。但正因為他們出身、背景和升遷經歷，也造成了「團派」官員在實際施政過程中被批評為過于謹慎，不善變通。而這些性格和特點，在王儒林、袁純清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成也此處，敗也因此。
在現下中共幾十位封疆大吏中，王儒林並非名聲在外。就像大多數今日「少壯派」幹部一樣，王儒林也有過知青經歷，自1969年十六歲之時，以知青身份到吉林省撫松縣露水河鎮後，40餘年來便一直工作在吉林。1975年，王儒林前往吉林省直機關第一期青年幹部班學習。學習班結束後，22歲的王儒林成為了省農林辦公室幹事。1984年3月，王儒林從省委下到基層鍛鍊，一年多後升任前郭縣副縣長。1986年11月，33歲的王儒林回到長春，擔任共青團吉林省委副書記，後任共青團吉林省委書記、黨組書記，最終官職吉林省委書記。可以說，沒有「跨省」工作經驗的王儒林，很難被冠上「政治新星」之類的帽子。
但是王儒林也並非沒有政治資本。外界將其歸功於其「團派經歷」。胡錦濤掌權時「團派」大將多有在東三省任職者，如李克強當過遼寧省委書記，吉炳軒任職黑龍江省委書記。很長時間，東三省是「團派」的「人才基地」。當然亦有評論對此表示不同，認為團派的成員應該只包括擔任過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團中央高官的部分人員，而不應該包括那些共青團省委書記和副書記，因為省級共青團實際上是中共省委的附庸而不受共青團中央管控，其書記和副書記更多由中共省委來決定。因此王儒林很難說沾得上「團派」的光。
且不管物議紛紛，王儒林在個人性格和執政風格上可謂帶有明顯的「團派」特徵。無大錯，有小功，步步為營。正如在9月2日大陸甚火的一篇陸媒文章，解讀王儒林調任山西原因那樣——溫和穩健，治下無省部級高官落馬。
「溫和穩健」一詞於中共官員而言，雖為褒義，但也並非完全的溢美之詞。以王儒林而言，就存在過於「穩健」之憂，甚至可以說在很多時候邁不開步子。就以王在吉林政績而言，雖然有觀點認為其掌吉期間，親歷老工業基地轉型升級，這種經驗可以幫助同樣為煤炭大省的山西，向現代產業大省轉型。但事實卻是，吉林在過去幾年間的轉型難言成功，國有企業沉重的歷史包袱、改制企業遺留的債務問題、就業再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傳統產業比重大核心競爭力欠缺等問題也沒有在王儒林治理下得到有效解決。無論從經濟結構的調整還是GDP的增速，遠不如兄弟省份遼寧。究其原因，當政者性格中的謹慎與「穩健」難辭其咎。
在世人看來，還有一事更能彰顯王儒林作為「團派」官員政治性格中的確定，就是「兩會念稿事件」。2014年兩會期間，王岐山在參加全國兩會吉林代表團審議並發言後，王儒林按流程作總結髮言時，被王岐山要求「講短點」。王儒林由於要照本宣科已經列印好的演講稿，便回答「可能短不了」。王岐山便批王儒林「形式主義」，引發網絡熱議。這不能不說也與其謹小慎微不逾矩的性格有關，其刻板的「官性」在雷厲風行，不按部就班的王岐山面前被一針戳破。「穩健之餘魄力不足」或是王儒林幾十年宦海生涯最形象的象徵，不過對於動盪之中的山西官場來說，或許也更加需要這樣一個「守成」之將來穩定軍心。
嫡系袁純清：謹小慎微終至今日
中國政壇向來是有人歡喜有人愁，當王儒林收穫他穩健經營而收穫的權位時，袁純清便如同演義中的關羽一樣，仕途生涯最後被扣上了「敗走」的帽子。與王儒林不同，袁純清是「根正苗紅」的團派，不僅是李克強的大師兄，更是在北大畢業後直接進入團中央工作，可謂「團派嫡系」。
與大多數共青團出身的幹部一樣，袁純清也有一個「貧苦」的童年。1964年，袁純清進入湖南省漢壽縣第一中學學習，受「文革」影響，學校停課，他被迫回鄉務農。袁純清曾經回憶，自己是地道的農家子弟，小學的時候都是光著腳去上學，放學後還要幫家裡打豬草、砍柴。後來，他進入漢壽縣百祿橋公社中學讀書，這所高小離他家有十里地，袁純清只能每周回一次家，生活相當清苦，其時的飯菜通常只是些蘿蔔、白菜。1977年2月，即將25歲的袁純清作為最後一批工農兵學員，赴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習，成為李克強的師兄。大學期間曾擔任北京大學團委副書記、學生會主席，全國學聯副主席等職務，這也為他隨後進入共青團中央，步入政壇做出鋪墊。
學生時期培養出的口才和思想開放，也體現在他隨後的執政過程中。例如在中紀委擔任新聞發言人，在進入地方擔任西安市委書記時，不遺餘力地向外界推介西安，並多次邀請各類媒體去體驗、宣傳西安，以至於在2004年，袁純清被人民網評為年度「全國最受關注的市委書記之一」。
天不隨人意，這個被海外冠以「團派四大金剛」之首的中共高官，沒有完整的走完仕途最後一里路。人民網解讀劉雲山在山西省委書記換屆的講話認為，其「山西省委主要負責同志職務調整，是黨中央從大局出發，根據工作需要和幹部交流精神，以及山西省領導班子建設實際，通盤考慮、慎重研究決定的」、「中央高度重視山西存在的問題，高度重視山西領導班子和幹部隊伍建設，決定對山西省委班子作重大調整。」表明中南海已經對山西省委出現的問題極為不滿，認為其自身已經不能解決，中央需要出手。
而且整篇講話未提袁純清，按照慣例，通常在此類大員交接時，會對前後兩任官員進行一個基本肯定，說明在中央層面，袁純清已經失去信任，而且其問題也被歸咎到「用人不察」之上。「用人不察」問題的出現，恰恰反映出袁純清作為傳統「團派」官員，尤其在山西官場這樣一個地方勢力盤根錯節的地方，因為背景不深，缺少魄力，過于謹小慎微，唯恐一步走錯，對仕途造成影響。
綜合王儒林和袁純清兩人的政治命運和性格，可以發現雖然二人一個得志，一個失意，但是兩個人作為共青團系統出身的官員，都是因為他們的穩重、謹慎而造成今天的不同的政治命運。王因穩重臨危受命，而袁純清同樣因為「過於穩重」而導致用人失察，反腐不力。
團派官員要警惕「為官不為」
有王儒林和袁純清作為樣板，觀察整個團派在當下中國政治生態中的存在價值。既然共青團系統出身的官員有著這樣「可成可敗」的政治性格，那他們在習近平所要求的「第五個現代化」中，他們又是否符合要求呢?
以存在地位而論，共青團作為中共官員培養基地的地位不會改變。十八大後，作為過去二十年間政壇重要力量，從石油系統出身、地方派系官員紛紛因為反腐、年齡原因落馬或離開，地方幫派結黨現象也隨著中國政治走向現代化逐步告別政壇，若論毛澤東是「團結派系」，習近平則是「打破派系」，中國開始進入「無黨無派」時代。但是這並非意味著「圈子」徹底消失，僅以「團派」而言，共青團作為中共「根正苗紅」的青年幹部培養組織，自其誕生之日其就背負著為中共輸送「新鮮血液」的職責，是中共黨內最為正式的官員接班梯隊，代表著黨內幹部年輕化的要求和趨勢，名正言順，光明正大。
以群體數量而論，「團派」官員仍將是構成中國中高級別幹部最主要的群體。據統計，僅以2013年3月兩會作為時間截點，中國大陸31個省份中，擔任省級行政區黨委書記、省級行政區政府首長的同屬共青團出身之人物已有二十五位，在經由第十二屆全國人大表決通過的李克強內閣的二十五位部長中，有七人曾經有擔任共青團工作經歷。因為時代的原因，這一批當年胡錦濤提拔甚至鄧小平、胡耀邦親自提拔過的「團派」官員已經紛紛邁過了省部級的門檻，這才造成了今天「團派」官員集體上位，盛況遠超胡溫時代。而王儒林、巴音朝魯、袁純清實際都被認為是第二梯隊，真正在政壇一線的官員包括李克強、劉延東、劉延東、劉奇葆、李源潮、胡春華等政治局委員。
雖然具備存在地位和數量，但是以政治性格而論，必須要承認，在「全面深化改革」亟需破除藩籬、反腐需要大刀闊斧打破利益集團的大背景下，傳統「團派」官員如袁純清，過于謹慎、缺乏魄力的政治性格顯然不符合決策層的要求。雖然習近平用人更喜務實、穩健的官員，但大膽有為，不束手束腳也是重要的選官要求。即使作為所謂「團派老大」的李克強，也一再警示官場「為官不為」的情況，要求政策要走完「最後一公里」。如果其餘共青團出身官員繼續這樣不敢大步邁進，進行改革與反腐，就必定註定「團派」官員在未來會伴隨中國官場大變局而被淘汰，這並非危言聳聽，袁純清即是案例。 (王雅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