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建國以來，黨內反貪反腐的政治運動就沒有中斷過。不過以其「打老虎」的大張旗鼓而論，毛澤東在1951年年底發動的「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習近平近年來的「反腐」，大約是其中聲勢最大的兩個。因此，簡單地對比一下這兩場運動倒是一件饒有興趣的事。
就毛、習自述的運動動機而論，似頗為相似----救黨。一開始，毛澤東就把如果不進行「三反運動」提高到「共產黨就會變成國民黨」的程度，並揚言：「全國可能需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習近平則不僅認為這是關係到中共生死存亡的大事，還打出了「為自己準備一口棺材」的聳人聽聞的悲情牌。風暴乍起時，它們還都得到了民眾的支持。在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時，中共剛剛掌權：內百廢待興，外則處於朝鮮戰爭之中。黨內高層也有人認為這類整肅應當推遲一點，但毛澤東卻力排眾議。以中共剛剛執政就向自己人下重手反腐的決心，一下子贏得了廣大民眾尤其是民主人士的滿堂喝彩。另外，和後來文革中揭發政敵的「腐敗史」(如劉少奇的婚姻史)的權力鬥爭手腕不同，毛澤東當年還真是比較純粹的反腐敗。習近平的「反腐」目下雖然也在國內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但它卻始終擺脫不了派系和權力鬥爭的質疑和陰影。比如，為什麼只整薄熙來-周永康哪一派?為什麼只整「官二代」而不是「紅二代」?
平心而論，和今天相比，中共「三反運動」前的腐敗還並不嚴重。比如，想在當年中央政治局委員或中央委員一級打出「老虎」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因為當時這些高級幹部都是「供給制」。他們雖有特權，但軍事共產主義的制度障礙了他們直接接觸到貨幣，更奢談在國外銀行開帳戶了。就是當年被登報公開槍斃的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劉青山，「貪污挪用」金額也不過是兩百萬人民幣。而這些錢也只是非法轉入機關的小金庫而已，為個人出差、送禮所用的則不過一、兩萬。當年貪腐的大都是進城後的中下層涉商幹部(尤其是軍隊後勤幹部)。面對當時占全國30%左右的私有經濟，他們的「革命意志」瞬間就被燈紅酒綠的城市生活風化了。而今天的中共，且不說中下層已無淨土，連打出一個政治局常委一級的億萬美金的「大老虎」，公眾都早已經是波瀾不驚、意猶未盡了。
從運動的力度和廣度來看，毛澤東的「三反」要大大地超過習近平的反腐。據中紀委1952年7月給毛澤東的一個報告，被認定有貪污行為或貪污分子有近150萬之多，其中16.5%是黨員幹部。總計判刑近4萬人，被槍斃的和死刑緩期的有51人之多(當時的黨員人數，大約只有今天的幾十分之一左右)。除此而外，基本上全國所有機關幹部都要經歷嚴格的「打虎」審查，一一「交代和資產階級的關係」。甚至還在前線剿匪的各大軍區和在朝鮮作戰的志願軍總部，都轟轟烈烈地開展了「打老虎」運動。而至今為止，習近平都不敢公布自己和官員的財產，還倒行逆施、把呼籲公布官員財產的許志永判了四年徒刑。在軍內，習更不敢全面地開展反腐，只是搞了已經退休的將領而已。
無疑，毛澤東和習近平都是用獨裁的手段，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反腐。這種「人治」和「政治運動式」的反腐，效果常常是短暫的，且有極大的副作用。據後來的黨內甄別統計，在「三反」期間，有30-40%的「老虎」是逼供信下產生的假案和冤案。當然，整肅強化了毛的個人權威和獨裁，使他發動了更多的政治運動。另外，這種擴大化的鬥爭方式又為黨內林立的宗派和權力鬥爭提供了契機。結果黨同伐異、陷害報復便如瘟疫般地流行起來。三反運動剛過，幹部貪污的情況好了一些，但腐化，尤其是在兩性關係上的道德敗壞卻越演越烈。為此，毛澤東不得不在「三反」剛剛結束就又發動了一場「新三反運動」來遏制「違法亂紀」--「腐」和「反腐」在毛時代就如此循環不已了起來……
因為不肯承認一黨專制其實是腐敗的根源之一，毛澤東就把中共的腐敗全部歸罪於「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進而向當時中國僅存的私營經濟發動了「五反運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最後以「公私合營」為名全部侵吞為國有。由於封關鎖國和計劃經濟的確立、以及對奢侈品生產和消費的控制，儘管它們在整體上妨礙了國民經濟的發展，但同時也在中共的幹部和金錢與奢侈之間設立了一道壁壘。 從表面來看，貪污的數額和腐敗的程度在毛時代並沒有急劇上升，但對中共幹部而言，其實質是「非不為」，而大都是「無可為」也。
以毛澤東的魄力和治理的力度，尚且無法在一黨專制下以「打老虎」的形式來遏制中共的腐敗。而在經濟和世界接軌、中國已到處是「花花世界」的今天，習近平還想憑籍毛式政治運動來解決中共病入膏盲的腐敗問題，前景並不樂觀。當然，危險的副作用仍然存在：一黨專制下的「打老虎」會極大地強化習的個人權力和獨裁，中國的國家治理有可能再次陷入政治運動的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