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兩副嘴臉如何捍衛?
陳佐洱領導的「全國港澳研究會」月前在北京召開座談會，該會副會長齊鵬飛指出，中央要把一些過往講得「不全面」的事說明白：回歸前港人對一國兩制有很大疑慮，所以中央特別強調「高度自治」;現在，中央強調「全面管治權」，只是指出過去無講清楚的事。
據此，有些人批評北京「背信棄義」。嚴格而言，此說並不確切;本來就無信無義，何來背、棄?所以，筆者並無興趣就此事與北京算帳，反而想向梁振英舊事重提。這並不是筆者以為此君有能夠反省自己過往言行的德性，而是想藉此事提點公眾：以梁為例，京港當權派一向謊話連篇全然不可信，如今又高唱「袋住先」，聲言按人大框架定義的特首產生方案「並非終極方案，以後還可優化」，無疑又是故技重施：先甜言蜜語說人入局，然後惡形惡相迫使就範。
2009年，梁振英以行政會議召集人之身，挑起與筆者的一次筆戰。事緣筆者的一篇文章指出，九七之前，北京不遺餘力推銷「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回歸之後特別是2003年港人民主訴求變得迫切清晰之後，口風一轉，改為強調「高度自治非自治」，露出兩副前後不同的嘴臉：之前落足嘴頭欺騙港人支持回歸，回歸之後港人要求北京兌現民主承諾，北京卻反臉不認，叫港人不要痴心妄想。梁氏發表網文，大罵筆者「信口雌黃」、「指鹿為馬」，說北京的提法一貫，從來都是「高度自治並非完全自治」，並謂自己從政二十餘年，從未聽過「高度自治非自治」;終了還高調質問筆者：「高度自治非自治」的講法，「出自何人」、「出於何處」?
筆者於是一連舉出幾個精選例子，包括「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的官方文宣、全國人大常委會屬下「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的多個講話文本網上版等資料，證明當時的標準講法已經從1997年之前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變成「『高度自治』並非自治」。如此「人贓俱獲」，梁振英馬上掛免戰牌。
大家現在可以看到：一、九七之前之後，北京在香港自治問題上說話出爾反爾被筆者指出，當權派因此氣急敗壞由梁氏出馬試圖否認，顯示當時的京港當權派其實知道那種在如斯重大問題上前言不對後語乃是大眾心裡公認的醜惡事，尚可謂多少有點羞恥之心;二、上述齊鵬飛的說話，實乃不打自招，再次證明梁氏2009年那次表演之拙劣荒謬，但更重要的是顯示出，北京已經覺得毋須再為自己先前的掩眼法掩飾，於是乾脆把醜行說成正當事，行騙就可以理直氣壯、理所當然。
筆者因此想問梁氏，既有今天齊氏所言，如何評價2009年那場筆戰中自己的立場和表現呢?是繼續堅稱北京對香港自治的提法絕對一貫，還是決定今年要「辯證」地轉移到齊氏的那種本來就有、只不過現在不以為恥的說法上去呢?
二、閒瀏偶拾：想想也心寒
「政改」遊說開始了，京港當權派喉舌一字排開，形成一個完整光譜;一位朋友如此生動形容這個陣勢：左邊是哼，右邊是哈，既有董建華伯伯的苦口及羅范椒芬姨姨的婆心，理解學生青年的民主渴求，懇請大家把人大框出的政改方案袋住先，又有特首辦發言人的惡煞和《環球時報》社論的凶神，么喝美帝英殖縮手收口，警告占中三子要被打成人民公敵。兩極之間，還有善於說文解字的知識分子如劉兆佳叔叔、從港英而黨國的人版Rita范和Maria譚兩位大媽、善解人意幫港出聲的周或張融帥哥等等。此外，還有腰纏萬貫的商界翹楚、是又不是黨員的政界奇才。妙!
當權派將要推出什麼的政改方案，已是呼之欲出;大處北京管，小處據說還有廣大空間作二輪諮詢，好讓港人快意一下，民主民主。不過，老實說，人大框架之下，上述合唱團推銷領導人說的那塊「美玉」或者那個「美人」，並不吸引，因為假的就是假的，塑膠美玉不是美玉，整形美人難充美人，那麼篩選普選怎麼會是普選?論理，合唱團成員本身毫無說服力;然而，論情，他們都是愛國的，因此國家選擇通過他們教大家如何搞政改。問題是，這個國家搞政改的履歷有多少份量多少斤両?
日前閱報，留意到一個名字：羅韶宇。在大陸的搜尋器上瀏覽一下，便知此人梗概：三十來歲(一說五十來歲)，中國首富之一，身家少說也有人仔十幾二十個億;履歷上別的不說，尤其有趣者，是他的第一桶金，乃「剛巧」抓到政策機會，一蹴而就的。百度百科說，1997年，黨國忽然保全，「強制推行把普通運輸車改成防彈運鈔車」，有此政策推動，防彈運鈔車市場需求大翻幾番，羅韶宇抓得的，就是這個政策機會。於是，「由羅韶宇之母彭啟惠控股83.33%的廣州和騰實業與羅韶宇共同出資組建中奇公司(迪馬股份的前身)，主打防彈運鈔車和警用車」。
一對母子得風氣之先，合共全資搞掂一個保全維穩業，為父者大概也非等閒之輩，不過百度這個詞條沒有披露此人是誰。事實上，找遍.cn的網站，也無半點線索。不過，朝非.cn網站的方向找，資訊卻多得看不完，而且都指向同一個響亮的名字：羅干，以及兩個有關連的說法：一說羅韶宇是羅乾的兒子，另一說是他的侄子。那麼，羅干是誰?前政法委周永康的前任是也。果若是，這就很好解釋羅韶宇為何能夠抓到先機搞防彈運鈔車產銷而發了大財、發了維穩大財。
當然，這還不完全是官方或官方認可、網警不刪的消息;官方的東西通常慢兩年。薄王徐周事件一一由網絡小道傳出，然後一一由官方證實。
(還未由官方證實的)腐爛透頂的國家及其代理要教我們香港人如何搞政改?
三、食材之第三世界化
2011年鬨動大陸的生產及行銷地溝油秘技，原來早已於去年先於《服貿協議》、甚至比《貨貿協議》更早登陸台灣。兩個無良油商把地溝油賣給兩百多個食品生產商，影響所及，不僅「台灣品牌」貶值，連本港不少食品商也大為狼狽，不得不把大量食品下架。地溝油肆虐台灣，並非第一次，六十年代就曾經有過(記憶中乃從日本傳入，東南亞諸國亦不能倖免);七十年代後期，台灣更發生過一起嚴重得多得的PCB污染食油事件，筆者當時還以特派記者身份到當地採訪;此後，食品生產監管嚴格了，類似的事件便少發。
台灣如是，東南亞各國經濟發展了之後，也是如此。不過，這次台灣再出事，實有其必然性——莫說台灣，連一些本來有極高品牌優勢的發達國最近也出問題(不一定是「生產商無良」，有的表面上是疏忽或嚴重疏忽所致，例如去年紐西蘭恆天然奶粉含菌事件)。
已發展國家食品市場出現這種惡性返祖現象，有兩個機制。其一，是開發中國家以低廉成本生產食品，通過自由貿易機制銷往已發展國家，後者的生產商面對競爭要壓低較高的總成本，但無法削減人工、地租和各項交易成本，惟有以隱晦手段降低原材料質量，以至鋌而走險，生產出甚至比從落後國進口貨的質量更差的產品，造成惡性循環。其二，落後國對某些先進國生產的食品的需求激增，後者的生產商難以及時提高產量套取商機，管理層於是但求速度、疏忽掉生產過程里的正常質量管控，有的甚至為了短期利益而犧牲品牌聲譽也在所不惜。此二機制，首先影響與開發中國家商貿往來最多的已發展國家，然後才是別的已發展國家;如此輻射出去，遠至全球。兩個機制一個結果，可用一句話概括：發達國的食品生產和消費呈現第三世界化。
當然，受害者往往是已發展國家中的中下階層消費者。例如在香港，年前發生一連串從大陸進口劣質有害食品事件，受害的，是一般超市和濕市顧客;至於少數養尊處優的權貴，則全然不受影響，因為他們吃的，與大陸高幹一樣，來自「特供」渠道，質量管控極嚴格。
解決這個問題，依賴市場的正常競爭機制，當無可能，因為出現問題，正正是消費者無法得到充分的質量資訊這個市場失效導致的。由政府主導改善和加強食品生產監管、要求更嚴格的成分和來源地披露，似乎是唯一辦法，但也並不一定有效，因為會出現經濟學家所謂的「政府失效」或「監管失效」問題。比如在香港，京港當權派推動港陸全面融合的政治路線，導致食品監管機構及立法會愈來愈向大陸政商勢力低頭，難以有效制止紅色資本的非法行為。因此，一些大陸食品進口商(特別是那些有高幹家族背景的大型國企)，在一個對他們愈來愈有利的「定向寬鬆」環境裡，干起壞事來，是很難阻止的。
——原載:香港《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