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從三個層面來認識胡錦濤時期中國法治去「去周永康化」的努力：
一是周永康個人在2012年5月中旬即被常委會勒令交出手中權力，只在形式上依舊保持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法委書記的掛名。更少有人知的是，在移交政治權力後，周永康還接受了組織問話，內容主要圍繞他在王立軍事件和薄熙來事件中的角色和錯誤，包括他在重慶唱紅掃黑期間無原則支持薄熙來和王立軍「黑打」的錯誤。直到2012年8月底或9月初問話結束後政治局形成決議，周永康在9月下旬，才掛著政治局常委的空名在護衛「陪護」下出訪新加坡、阿富汗和土庫曼斯坦等三國。這是在個人權力層面「去周永康化」的努力。
二是中央政法委書記被趕出最高決策層——政治局常委會。這主要是因為在周永康時期，政法系統採取的暴力維穩措施和不少政法人員的橫行不法，不僅產生了一系列在全球影響惡劣的政治案件，更破壞了中國司法系統僅存的一點制約機制，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嚴重敗壞了中共和中國政府形象。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央政法委的錯誤定位，大肆擴權，把政法系統搞成了不受監督的政治山頭和國中之國，破壞了中共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原則。這是在制度設計層面「去周永康化」的努力。
三是為了解決周永康治下的政法系統產生的惡果，也是為了解決中國在社會轉型期遇到的大量矛盾糾紛，胡錦濤提出了「社會管理」的理念來進行柔性調整。但遺憾的是，這些有針對性的「去周永康化」的努力並未取得預期效果。已經尾大不掉的周永康不僅對胡錦濤提出的「社會管理」建議置若罔聞，反而曲解「社會管理」本意，更授意他的鐵桿親信時任湖北省政法委書記、公安廳廳長吳永文發明了法西斯特色的「網格式監控管理制度」，把「為民服務」變成了「監控人民」，周永康還親自前往視察，為吳永文打氣鼓勵。
在胡錦濤執政第二任期末期，中國法治「去周永康化」的努力僅限於在個人層面和制度設計層面去掉了周永康的「外在印記」。周永康個人成功著陸，以周永康為首的利益綜合體仍在正常運轉，體現了周永康意志的組織體系和暴力維穩思維仍在發力。中共對周永康的處理止步於此即受制於客觀證據，也受制於當時的客觀形勢。因為十八大召開在即，權力交接緊張進行，最高層必須保持政治穩定，時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個人特質和最高層當時的權力格局也是這樣做的重要原因。
這種情況在進入習近平時代後才被真正扭轉。獲得黨內高層各派廣泛支持的習近平在上任不久就展現了不一樣的權力基礎和政治魄力。2012年12月初，在十八大上才剛剛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坐席未暖，就被在同一次全會上剛剛當選為總書記的習近平利索拿下。落馬後的李春城在中紀委辦案中心很快就將自己的政商關係網和盤托出，內容令人瞠目結舌，引發中央高層震怒，中央決定一查到底。王岐山在習近平的支持下順藤摸瓜，更多的四川貪腐官員很快浮出水面。2013年初，中紀委掌握的各條線索匯集後指向周永康之子周濱等人，在對周濱的人脈網進行深入摸排的同時，有越來越多的線索又開始指向其父周永康。
在接下來的一年時間內，中紀委在中石油、四川省、政法系統等周永康直接領導過的地方和海南省、山西省、江蘇省、宣傳系統等周永康手伸到過的地方啟動全面調查，周永康的家屬、近親、秘書、下屬等紛紛落馬，周永康整個派系被連根拔起，何時對周永康做出處理只剩下程序問題。
全文見下頁：
十八屆四中全會將於10月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的主題是「依法治國」，習近平將為全會做的報告應該已經收尾。國內一些相關部門和媒體高層也已經開始準備相關選題。有高層對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定位建議，要求在宣傳報導時要把十八屆四中全會當成是習近平時代中國法治建設的里程碑。
對於這樣的定位，相信很多人會暫時持保留態度。因為在會議決議還未出台，在未經受社會公開評議和具體實踐檢驗之前，就把這次會議稱為是習近平時代中國法治建設的里程碑並不能令人真正信服。除非這次會議通過的決議能像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改革決議一樣在中國法治建設過程中具有了劃時代意義，而且最高層也能像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一樣突破官僚體系施加的阻力，強力推進「依法治國」在全國上下真正落地實施。
否則，如果與法治相關的思維模式、制度設計、法律條文還停留在原來的「人治」模式，執政手段、治理方式還像原來一樣僵化粗暴，司法體系還像原來一樣受制於利益集團和黨政部門長官意志，公權部門還像原來一樣淪為某些官僚惡棍或強力部門挾私報復的幫凶打手，司法不公和司法腐敗還依舊普遍存在，全社會也沒有形成法治思維和法治意識，那麼這次會議就是一次失敗的會議，它所通過的報告和決議也不過是一張廢紙。
我們當然不希望這是一次失敗的會議，也不想看到這次全會通過的報告和決議變成一張廢紙。相反，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習近平等中共新領導層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魄力和決心，以及為推進深化改革實施的制度和手段創新，都給了我們以信心，使我們相信這次會議應該「有機會」成為習近平時代中國法治建設的里程碑。也正有鑑於此，我們希望中共高層不僅要重視這次全會將要通過的以推進「依法治國」為主題的報告和決議，更要注重全會決議的落地實施和效果監督，要以實際行動和效果，讓人民看到中共推進「依法治國」的能力和誠意。
在上述目標達成之前，我們只能先謹慎地給四中全會進行定位。我們的定位是：四中全會是中國政治社會進入習近平時代後推進法治建設「去周永康化」的最後一役。
為什麼說是「進入習近平時代後」推進法治建設「去周永康化」的戰役?是因為中國法治建設「去周永康化」的努力，其實在胡錦濤執政時期就已經開始，只是成果還不夠顯著。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認識胡錦濤時期中國法治去「去周永康化」的努力：
一是周永康個人在2012年5月中旬即被常委會勒令交出手中權力，只在形式上依舊保持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法委書記的掛名。更少有人知的是，在移交政治權力後，周永康還接受了組織問話，內容主要圍繞他在王立軍事件和薄熙來事件中的角色和錯誤，包括他在重慶唱紅掃黑期間無原則支持薄熙來和王立軍「黑打」的錯誤。直到2012年8月底或9月初問話結束後政治局形成決議，周永康在9月下旬，才掛著政治局常委的空名在護衛「陪護」下出訪新加坡、阿富汗和土庫曼斯坦等三國。這是在個人權力層面「去周永康化」的努力。
二是中央政法委書記被趕出最高決策層——政治局常委會。這主要是因為在周永康時期，政法系統採取的暴力維穩措施和不少政法人員的橫行不法，不僅產生了一系列在全球影響惡劣的政治案件，更破壞了中國司法系統僅存的一點制約機制，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嚴重敗壞了中共和中國政府形象。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央政法委的錯誤定位，大肆擴權，把政法系統搞成了不受監督的政治山頭和國中之國，破壞了中共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原則。這是在制度設計層面「去周永康化」的努力。
三是為了解決周永康治下的政法系統產生的惡果，也是為了解決中國在社會轉型期遇到的大量矛盾糾紛，胡錦濤提出了「社會管理」的理念來進行柔性調整。但遺憾的是，這些有針對性的「去周永康化」的努力並未取得預期效果。已經尾大不掉的周永康不僅對胡錦濤提出的「社會管理」建議置若罔聞，反而曲解「社會管理」本意，更授意他的鐵桿親信時任湖北省政法委書記、公安廳廳長吳永文發明了法西斯特色的「網格式監控管理制度」，把「為民服務」變成了「監控人民」，周永康還親自前往視察，為吳永文打氣鼓勵。
在胡錦濤執政第二任期末期，中國法治「去周永康化」的努力僅限於在個人層面和制度設計層面去掉了周永康的「外在印記」。周永康個人成功著陸，以周永康為首的利益綜合體仍在正常運轉，體現了周永康意志的組織體系和暴力維穩思維仍在發力。中共對周永康的處理止步於此即受制於客觀證據，也受制於當時的客觀形勢。因為十八大召開在即，權力交接緊張進行，最高層必須保持政治穩定，時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個人特質和最高層當時的權力格局也是這樣做的重要原因。
這種情況在進入習近平時代後才被真正扭轉。獲得黨內高層各派廣泛支持的習近平在上任不久就展現了不一樣的權力基礎和政治魄力。2012年12月初，在十八大上才剛剛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坐席未暖，就被在同一次全會上剛剛當選為總書記的習近平利索拿下。落馬後的李春城在中紀委辦案中心很快就將自己的政商關係網和盤托出，內容令人瞠目結舌，引發中央高層震怒，中央決定一查到底。王岐山在習近平的支持下順藤摸瓜，更多的四川貪腐官員很快浮出水面。2013年初，中紀委掌握的各條線索匯集後指向周永康之子周濱等人，在對周濱的人脈網進行深入摸排的同時，有越來越多的線索又開始指向其父周永康。
2013年3月，在「兩會」上接過國家主席職務的習近平成為中國黨政軍體系最高首領，習近平時代正式開啟。隨著習近平權威加身，同時也隨著越來越多的線索指向周永康，一個要求依法查處周永康在系列「窩案」中所起作用的意見也開始在高層內部醞釀，並很快得到了越來越多高層的積極回應。覺察到這種趨勢的周永康坐臥不安，在積極公關無效同時，也開始為自己準備「後事」。2013年4月，周永康回老家無錫省親，在和親友老鄉們會面時，已經預感到大難將臨的周永康感慨的說了句「這可能是他最後一次看望大家了」。2013年8月北戴河會議期間，最高層達成一致，決定啟動對周永康進行調查，多維全球首家報導了這一消息，周永康的命運已被確定。習近平時代中國法治「去周永康化」的努力邁出了最關鍵的一步。
在接下來的一年時間內，中紀委在中石油、四川省、政法系統等周永康直接領導過的地方和海南省、山西省、江蘇省、宣傳系統等周永康手伸到過的地方啟動全面調查，周永康的家屬、近親、秘書、下屬等紛紛落馬，周永康整個派系被連根拔起，何時對周永康做出處理只剩下程序問題。也正是在這一年之內，在習近平的主導下，以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國家安全委員會、網絡安全與資訊化工作小組、中央軍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等相繼成立，習近平親自擔任組長或主席。中國回歸威權社會，習近平成為繼毛鄧之後中國最有權威的領導人。一切準備就緒後，北戴河會議召開前，北京時間2014年7月29日，習近平輕鬆一彈指，在十八大前被削權問話卻僥倖平安著陸的周永康被正式立案審查，中國法治建設「去周永康化」努力在組織人事上取得重大勝利。
對政治、歷史有認識的觀察家都知道，對任何政權而言，要建立一種新的執政模式和執政理念，就首先要打破一種舊的執政模式或執政理念，這在西方被稱為「解構」和「重構」，中國人稱之為「破」和「立」。而無論是「解構」還是「破」，都是為了「重構」和「立」。中國法治「去周永康化」的過程就是「解構」和「破」，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建立起新的法治模式，這個工作也只有習近平才能完成。
在這個「解構」和「破」的過程中，胡錦濤進行了積極嘗試，習近平決意踐行到底。對決意重構中共政治「新常態」的習近平而言，在政法系統解決完與人相關的組織路線和結構體系還只是重啟中國法治建設的第一步。毛澤東說過「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要徹底肅清周永康暴力維穩思路和氣長期貪腐瀆職對中國法治造成的不良影響，還必須要解決更根本的思想路線問題。十八屆四中全會就要起到這樣的作用，就是要在思想上、理念上徹底肅清周永康給中國法治體系遺留下來的惡劣影響，樹立起新的法治思想和法治理念，要為新的制度建設去掉思想認識上的阻力，這其實就是中國法治建設中的「解放思想」。
如果說十八屆四中全會真有里程碑意義，那麼其里程碑意義就在於它正好處在了「破」與「立」的拐點位置，起到了人們認識上的「解放思想」作用。對於習近平時代的中共來說，也只有先做好這一步，才能保證未來的中國法治建設會有個好的開始。也因為這些原因，我們可以在四中全會召開之前，將之謹慎定位為是中國政治社會進入習近平時代後推進法治建設「去周永康化」的最後一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