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阿里巴巴在紐約股票交易所成功上市，市值超過2300億美元，成為僅次於美國谷歌的世界第二大網絡科技公司。馬雲本人則以218億美元身家，將擁有860億元人民幣財富的前中國首富遠遠地甩在後面，這成了大陸媒體近日熱議的話題。馬云為什麼能夠創造這個財富神話?媒體基本上沒有探討，但中國政治經濟的大秘密卻藏在其中。
很多人可能會將馬雲的成功與網際網路概念、電子商務甚至網際網路泡沫聯繫起來，馬雲站在了「時代前沿」，所以發了財。電子商務在中國又特別市場廣闊，加上美國投資者包括日本軟銀始終高看網際網路科技公司一眼，這就使得阿里巴巴一路順風順水。現在人們只看到了一個事實：阿里巴巴成功了，而且是一家中國本土企業。
搜狐CEO張朝陽近日在一個論壇上說，中國網際網路的成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他把網際網路在中國的成功歸功於：一是政府比較寬鬆的監管環境;二是政府在保護智慧財產權等方面做出了很多很有效的工作，使得人們現在敢於創新;三是鼓勵風險投資;四是允許企業到境外上市，引入國外資本。
中國網際網路成功是這樣一個事實：在世界企業500強榜單上，中美兩大板塊實際上是中國壟斷央企與美國私人資本力量在比大比強，雖然現在中國巨富已經很多，但中國獲得世界承認的民營企業，也就是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幾家網際網路公司。
對於網際網路，中國政府的監管「比較寬鬆」?這可真的未必。看看大陸網際網路上那麼多敏感詞，你就知道中國政府可不寬鬆。有時候甚至連江澤民、胡錦濤都可能成了敏感詞，與政治有關的事實真相也不允許見光，這可是已經敏感得有點病態了。谷歌受不了這一套監管規則，也不理解其中的病態邏輯，幾年前寧願放棄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網際網路市場。我不知道中國網際網路企業家的感受如何，但我確實知道，中國網民可真的受不了。
雖然如此，中國網際網路企業還是相當自由的，我是說，與中國其他企業相比而言。中國雖然自稱市場經濟國家，而實際上，一切資源都掌握在政府及其官員手中。土地、礦產資源是國有的，官員們想給誰就給誰;銀行是國有的，政府及銀行官員願意貸款給誰才貸款給誰;政府還掌握著各種各樣的審批大權，甚至以戶籍、教育、社保等多種政策工具控制著人力資源的市場供給。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創業者要麼自身就是權貴，要麼必須與權貴交媾，否則就沒有出路。經濟學家吳敬璉說，中國的市場經濟本質是「權貴資本主義」。
中國的前任首富是萬達的王健林，王健林的「前任」是娃哈哈的宗慶後，他們是不是權貴資本主義企業家，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些線索可供揣摩。去年9月某日，宗慶後女兒宗馥莉公開感慨「和官員打交道太累」，她喊話道：「我覺得政府需要面對我們這一代，我們這一代人永遠不可能像我老爸這一代一樣。」一番抱怨之後，她威脅有可能將娃哈哈搬到國外去。王健林則曾經公開表示，「不能跟政府的官員勾搭得太緊」。所謂「聽話聽音」，兩任中國前首富到底跟官員「勾搭」了沒有，我們可以心知肚明矣。
而網際網路企業天生有一種自由的天性，被政府抓在手中的把柄不多，從而獲得了一般中國企業所沒有的自由發展空間。本來，國資也大量進入了網際網路，但它們全部忙於建意識形態宣傳網站，不要說壟斷網際網路行業，就是自身的生存都艱難。阿里巴巴、騰訊、百度進入一片藍海，他們的創新和創造是在虛擬空間進行的，貪官污吏與政府的專制思維想要插手其中，迄今尚未找到好的形式與方法。
我們再來想一想王健林、宗慶後們的無奈，我們就不能不承認在中國創業之難，不同行業難處不同，但難是一樣的。王健林搞的是房地產，企業首先得搞到土地，而土地控制在政府官員手中，也許王健林未親豫其事，但其手下大將們必定是與各地官員打交道的老手，利益輸送不可避免。宗慶後是賣飲料的，對資源的依賴相對較少，但娃哈哈原是一家校辦企業，這就涉及到產權問題。在四川，就算農民在河道里挖出一根烏木，政府都會聞風而至，強行據為己有。所幸宗慶後是在浙江創業，那裡的政府鼓勵私人產權，使他順利地得到娃哈哈的產權，否則哪還有機會?
中國網際網路企業能夠取得成功，與其說是因為「政府比較寬鬆的監管環境」，還不如說網際網路遊走在中國制度環境的「夾縫」中，始有發展機會。他們靠一個好的市場定位，加上境外風險投資，從而無求於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力。他們活在虛擬空間裡，迄今也沒有賺到很多錢，甚至政府迄今還沒有向電子商務徵稅。馬雲曾經炮轟他的風險投資人孫正義「蚊子大腿上找肉吃」，中國掌權者固然貪婪之極，但又能夠拿馬雲們怎麼辦?
再來看中國的非網際網路企業，那麼多國企央企圈地為王，那麼多公章設關立卡，那麼官員張著欲望的血盆大口，難怪宗馥莉們一心夢想逃到國外去。就是阿里巴巴，也一度將總部設在上海，但因為當地政府只愛世界500強，幾年前不得不黯然重返杭州。正是權力製造的不「寬鬆」，註定普通創業者不可能複製馬雲式傳奇。
中國網際網路的成功表明，中國民企是多麼需要一個寬鬆自由的發展環境!沒有自由，不可能有中國企業和中國經濟的未來。
來源：香港東方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