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0月11日的兩則新聞，放在一起來看頗有嚼勁兒：其一是沉浸了多日的中紀委宣布江蘇省委原常委、省委秘書長趙少麟被立案調查;其二是為期兩天的全國黨委秘書長會議在北京閉幕。「打鐵記」當家人羅昌平將此兩則新聞放在一起對比後勾勒出了一幅秘書長的權力譜系，緣由在於優秀的秘書長必須深諳政治遊戲的規則，甚至參與規則的制定，以幫助領導疏通同級官員和上級官員的各個關節。這一行權過程中，實際存在兩種權力：一種是由上派生出的權力，可謂決策權的延伸;另一種是由下演化而來的權力，因為秘書處於行權者和受權者之間的關口，是接近「權力核心」的必經通道。
的確。作為中間人，秘書有時候確實可以一手遮天，可以壞了一鍋湯。因提出「一人一票、萬劫不復」之論而成為輿情阻擊對象的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曾公開薦書《二號首長》，在這部官場小說中，領導人身邊的秘書被描述得神乎其神，坐擁隱性權力，周旋於政商之間。作為最貼近中國高層領導人的群體，加上耳濡目染的歷練，對他們贏得仕途的長跑大有裨益。而十八大至今，「秘書長」接二連三落馬的事實，也間接證明了這種隱性權力背後的巨大隱患。諸如四川的李崇禧、郭永祥;江西的趙志勇;山西的聶春玉、杜善學;以及剛剛加入黑名單的趙少麟。
有人感嘆：一個腐敗集團的倒掉必定存在一個秘書部落。現實例證俯拾即是，陳良宇案中，秦裕、孫路一等秘書系統人員紛紛跌落;周永康案中，秘書幫的集體淪陷更是一度成為大陸媒體報端的高頻字眼，其專職秘書郭永祥、冀文林、李華林、沈定成、余剛，甚至包括警衛秘書談紅，悉數落網，無一倖免。而且蔚為壯觀的是，在「你懂的」尚未揭盅之前，每一位秘書的落馬，總能勾連出一系列背後大老虎的風雲故事和政治遐想。循著此邏輯和路徑，那句感嘆不妨倒過來重新演繹一番——如果秘書部落倒下了，其背後必定窩藏著一隻只碩大的老虎。
因為秘書落馬早已不再新鮮，故而當全國黨委秘書長會議閉幕的消息出來後，不僅大陸主流輿論場靜悄悄，連同網絡輿論場也基本無人問津，「秘書幫」一詞還罕見地成了敏感詞慘遭屏蔽。唯一被提取出來的「亮點」，來自於習近平在會前的一則批示，此也不失為這次會議的核心要義。「狠抓落實是我反覆強調的。如果不沉下心來抓落實，再好的目標，再好的藍圖，也只是鏡中花、水中月。中共十八大以來，黨委辦公廳系統為落實中央決策部署做了大量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次全國黨委秘書長會議又專題研究抓落實問題。希望各級黨委辦公廳(室)更好地發揮基本職能作用，投入更大的力量、採取更有力的措施推動中央精神的貫徹落實，確保中央政令暢通、決策落地生根。」結合習於1990年3月與地縣辦公室幹部談心時的講話，要求秘書「不能認為機關牌子大、領導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無恐，更不允許濫用領導和辦公室的名義謀取個人私利。」概而論之，各級辦公廳及秘書長作為承上啟下傳遞政令的主要負責機構和負責人，在「政令能否出中南海」的問題上起關鍵性作用。
為何秘書被稱為「二號首長」?為何秘書一旦出事就是大事?新華網早前送上的「圖解領導人專職秘書」，更為詳盡地解釋了為何二號首長「一旦出事，就是大事」的內在邏輯。首先，秘書是如何配備的?早在1980年中辦即下發《關於中央領導同志機要秘書工作的暫行規定》，規定正省部級以上領導可以配專職秘書，正省部級以下領導配備專職秘書皆為違規行為。其次是挑選秘書的標準?暫行規定提出的要求一籮筐，包括成分好、政治歷史清白、社會關係單純、政治上絕對可靠、作風正派等等;到了1986年的進階版，要求也隨之微調，專職秘書應由組織部門會同領導同志所在部門的辦公廳(室)審查調配，領導也可自行推薦，不過所薦之人不能是親屬、不適合做秘書工作的不行。其三是領導秘書的權責?送閱文件、向領導提供情況和建議、傳達領導的意見、經領導授意起草文稿和批示等。其四是習近平談秘書工作「五不」，即不自恃、不自負、不自詡、不自卑、不自以為是。
為改觀秘書長的權力場，中共的舉動不可謂不多，卻也淪為治標不治本的面子工程。周永康秘書幫集體淪陷後，多地取消專制秘書的舉動連連，但並未把准脈搏。因為問題的根由，不在於秘書，而在於秘書背後領導的權力是否受到約束。彼時，也有人提議「一刀切」，以徹底斬斷領導貪腐的鏈條。《環球時報》社評給出了不同的解答，因為「減少」並不等同於「取消」。比較可行的做法是，今後一個時期最重要的恐怕還是要把秘書從「官」還原成「職」，首先取消圍繞秘書這些年形成的隱性權力，重新確立秘書服務功能的本來面目。無論多高領導的專職秘書，其「專職」的各種色彩和涵義都應淡化。其次，中國須通過摸索，建立一整套有助於提高行政效率、又能促進官員廉潔奉公的秘書工作機制。
13日，《人民日報》圍繞習近平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上的講話系列評論進入第四篇，《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將成為從嚴治黨新常態》以設問形式將此前官方披露的習內部講話進行翻炒。「這些年，為什麼一些地方自由主義、分散主義、好人主義、個人主義盛行，為什麼一些單位出現了搞團團伙伙、幫幫派派，搞利益集團、利益交換?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少了嚴肅的黨內生活。」如果將習講話中98次提到的「嚴」和最早論述時集中於經濟領域的「新常態」與其對秘書幫的治理思路捆綁在一起，那麼如何做才算是「嚴」?「嚴」到什麼程度才能保障政策出得了中南海?作為「二號首長」的秘書們又需要回歸到怎樣的狀態才是習眼中的「新常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