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港關係從六月中旬起經歷兩次較大波動，至九月下旬趨於緩和。九月二十三日，香港工商界頂尖級人士在京與習近平會面，習示以「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政策沒有變，也不會變」。語雖模糊，但四天前人民網以「香港電」的形式放風，習此語緩和暗示已為各界所悉。
九月十九日，人民網放風曰：「據了解，特區政府正考慮儘量放寬特首參選人的『入閘』門檻，也有意為每名參選人爭取提名委員會准薦設上限。」顯然，北京試圖緩頰排除公民提名候選人所激起的強烈對抗。
三屆協調小組利益格局
習近平無法直接否定全國人大的決定，暫不會與張德江發生正面衝突，但其確實沒有與港方人士談及人大決定。九月二十三日的會見場合，張德江等負責香港問題的左派以列席身份參加，值得注意的是習在香港問題上的最主要助手李源潮亦列席。李是國家副主席，但其職份還有「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一項。該議事機構的首長(組長)是張德江，習近平在任國家副主席時是組長，習的前任是曾慶紅(為首任組長)。
微妙的是，該小組未冠以通常的「領導」名號而以「協調」面目出現，以至議事項目的決定權最終還在國家元首那裡。當初之設是江系安排的曾對胡的分權手段，但胡最終決定該小組為「協調」而非「領導」性質，強力反制江系意圖明顯。北京最高權力層在香港政策上的內部權力鬥爭十分激烈，並與經濟利益密切相關。曾慶紅負責「協調」的四年多時間，國企利益集團在港坐大以至六年多後習不得不以反腐形式收權。是為華潤集團「出事兒」的最主要原因，繼續查處駐港央企腐敗也是今後反腐的一項重點。
人們不禁要問：「習在其五年多的組長任期內有何作為?」答案是：在曾胡二人之間搞平衡──對曾在香港的利益擴張「忍無可忍還須再忍」，以便保證太子黨內不撕破臉;對胡則示恭謹態度，小事亦以大事形式請示，自己只做個「穿皮鞋踢足球」的角色而已。而今情勢不同，習雖無法一下打翻江系在香港問題上的盤子，但總還能以最後定奪者的身份出來緩和局勢。如此，李源潮在香港問題上的態度就有了「關鍵一票」的權重。北京高層甚至傳言說：「習胡對李源潮的副主席職位安排用意深刻，不惜用不進常委的方式防止江系全控香港政策。」此說很有道理，若劉雲山依曾慶紅之例出任國家副主席，則「關鍵一票」不會掌握在習手中。
白皮書頗含司馬昭之心
九月二十三日的會見，陸方另一位重要人士楊潔篪沒有出面。楊是兩位副組長之一，位在李源潮之後。三位組員有兩位到場，是為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駐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未到場的則是白志健。白職任駐澳中聯辦主任，有本職而未到場可以理解。至於楊潔篪因何未到場，北京方面有消息說楊「已轉到東南亞事務方面去」，在港澳協調小組中處於掛名狀態。但是，也有消息稱「因楊是江系人馬而未被安排列席」，云云。
最高權力層在香港政策上的利益格局複雜性越來越高，因此，各相關方使用的手段也越來越詭秘。比如說，在八月三十一日張德江主導的人大決定出台之前，劉雲山實控的國務院新聞辦(其主任歷來由中宣部的一位正部級副部長兼任)之前搞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白皮書」。作為攪亂香港局勢的投石，白皮書確實起了應有作用，引出了全港「公投」抗爭。人大決定火上澆油，催生占中行為。眼見局面失控，習一方就不得不做出九月十九日的「省悟性」放風，策略地變化了特首參選人提名的規定。對於九月十九日的放風，北京分析人士對照四天後習的「不變說」，言之：「哪裡是『沒有變』?簡直是天翻地覆的變呢!」習在香港政策上的策略性調整得到民間自由派的支持，也讓紅二代歡呼不已。
從「六一○白皮書」以來，紅二代稱張德江是在「借港亂習」。此說現在無從證明，但習張在香港政策上的矛盾是胡曾矛盾的延伸無疑。張爭的是名實相符的權力與聲望，而文宣系配合張的舉動亦自有圖謀。陸人均知「六一○」是個敏感機構的代稱(源自成立日期六月十日)，其專司宗教鎮壓，而國新辦在六月十日發出「六一○白皮書」，其司馬昭之心昭然可見。張德江也是以「反邪教」勁頭與「香港背後的力量」較量的，堅稱反擊西方勢力插手香港事務。但西方勢力具體指何人與何種組織或國家，張派人士並無提及。
新疆壓力發揮微妙作用
北京可靠消息稱：在香港問題上，習派密使與美方進行了非公開接觸，希望美方保證不過度施壓而致反對派達到「借港亂習」目的，美方則要求中方在「伊斯蘭國」問題上予以美國道義和輿論的支持。
與江系有密切聯繫的香港左派不會替習近平考慮新疆因素，對習關於香港政策的暗中調整亦不以為然，想當然地判斷習當局「不再以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為唯一底線，而是從國家安全與主權的高度審視香港問題」。在北京，新疆問題已是香港政策的一個決定性影響因素，因此，一些紅二代私下罵張德江「與暴恐分子是一丘之貉」，亦有論曰：「腐敗勢力推翻習的策略就是讓香港亂到不可收拾，讓新疆炸得滿目瘡痍。」話雖激憤，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習當局統籌疆港兩大問題的難度。也可以預見，明年習張必然會在香港政策上攤牌。攤牌之前，現任駐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或被換掉。
在醞釀過程中，李源潮的作用越來越大。李作為沒有常委銜的國家副主席，要承擔港澳事務的大部分責任，是為對張德江的分權;作為國家副主席又等於擠掉了劉雲山的一個位置，且要防止劉干預政府事務。能否成功地平抑張劉權力，決定著李在十九大時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