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會的《決定》幾乎回應了所有關於中國法治改革的問題，尤其針對西方關於「黨的領導」、「憲政」、「三權分立」這三大質疑，習近平不僅沒有迴避，都全面給出了回應，並且給出了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而非僅僅停留在談問題、喊口號上。只是這些回應具有明顯的「習式特徵」，回應的內容，也不能令持有西方意識形態和法治觀念者滿意。
一直以來，基於西方意識形態的法制觀對中國的法治改革抱有三個期望。
第一，認為法治必須擺脫「黨的領導」。在西方的傳統價值觀中，法律是上帝定下的規則，天然具有至高無上、不可逾越的權力，因此中國要依法治國就不應當預設任何前提，包括「黨的領導」。然而，中國人歷來是不信上帝的，只信「大人」。從古至今，事無巨細，全以「大人」的英明決斷做數，法只是個量刑工具，不能指望它明辨是非。誠然，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中國法治幾千年來一直存在「權大於法」的弊端，但如果因此就陷入「黨大於法」與「法大於黨」的二元思維，將中國法治改革理解為「權」與「法」的簡單對立，則難免從「權」的極端步入「法」的極端。
在「權」的極端中，「黨大於法」最終演變為「人大於法」，中國過去不適當地將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集中於幾個書記，使得「黨的領導」變成「各級領導的領導」，造成領導的「權」壓製法、「言」代替法。但「法」的極端同樣有害於中國，眾所周知，倫理道德在中國社會是一套獨立於法律之外、廣泛被接納認可的行為準則，其地位及其對中國人的約束力猶在法律之上。例如在西方，贍養法保障老人能夠得到子女在物質上的供給，社工給老人精神上的安慰;然而在中國，僅有贍養法保障的物質和社會的關心並不能令老人感覺幸福，唯有基於「孝」的天倫之樂才被認為是中國人最終的歸宿。又如在西方，親朋之間的利益衝突不忌諱對簿公堂，然而在中國這個人情社會中，鬧上法庭等於和一系列社會關係決裂，所付出的成本十分巨大。換句話說，在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中，法治體系雖是重要部分，但並非核心部分，更不是唯一部分，而其他部分仍有賴執政當局建立。因此，在中國特有的社會文化中，既要解決偏激的「黨大於法」問題，又不能簡單的用「法大於黨」來處理中國問題。
四中決定對這個問題給予了明確的回答：黨大還是法大是個辯證的關係。一方面，要「堅持黨的領導」，以確保能夠全面建立適合中國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另一方面，要「促進黨員、幹部帶頭遵守國家法律法規」，「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幹部重要內容」。可以說，這一回應，既從大方向上否定了將西方價值觀照搬進中國，闡明了中國對法治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定位，並表明「堅持黨的領導」正是為了保證能全面推進這一國家治理體系的建設，也給出了解決當下中國「權大於法」的「人治」弊端的方案，即一旦法治體系建立起來後，所有的黨員必須在法律框架下活動，不僅要通過黨內法規從嚴治黨，而且要將守法納入官員考核體系。
第二，認為法治必須先「憲政」。前文說過，在西方的傳統價值觀中「法最大」，這一價值觀今天表現為對「憲政」的強調。「憲政」已不僅僅是將憲法作為基本大法，用於規範其他法律法規以及執政者的行為，而更是一種意識形態，帶有上帝的味道，成為西方的信仰。
然而中國人從來沒有這種信仰，也不必要現在強加這種基於上帝的法律信仰。因此四中決定對來自西方意識形態的「憲政」期盼的回應是，強調「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憲治國首先要依憲執政」，將憲法還原為現實中的基本大法，所有治國、執政、行政的具體行為要在憲法的框架下進行，保證憲法擁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並不賦予憲法神一般的至高權力。
第三，認為中國司法改革必須「三權分立」。在西方的意識形態中，由於法律是上帝為人類定下的規則，因此上帝是最高裁判，摩西代表上帝當裁判，耶穌主持最後的審判，作為裁判者的法官自然擁有崇高的至尊地位，不受外部權力干擾，人人必須服從、無可置疑。在這一意識形態下，「三權分立」成為西方對中國司法改革固執的期望，認為若不「三權分立」則所有司法改革都是掩耳盜鈴。
然而回歸中國社會實踐，不論是從當下最急迫的問題，還是從長遠的社會治理來看，「三權分立」都不是必要選項。
誠然，中國法院判案容易受到權力的干擾，法官也沒有將地方政府官員的干預置之不理的能力。司法機構不能免於政府官員權力干擾導致了司法不公，司法不公對社會公平產生了致命的破壞，成為當下司法改革最急迫的問題。然而，這一問題並不必須由「三權分立」解決。四中決定對此給予了明確的解決方案：「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優化司法職權配置，推動實行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試點。」如果這一解決方案得以真正實施，那麼審判權和檢察權的獨立以足夠消除大部分的司法不公。
從長遠的社會治理來看，解決司法不公的問題也不是僅靠「三權分立」賦予法律絕對的權力所能辦得到的，相反，在法律的絕對權力之下，司法同樣會產生新的不公。兩千年前，蘇格拉底在以身殉法捍衛了法的絕對權威的同時，也昭示了在法的絕對權威之下，即使是偉大的哲人也對法的不公無能為力。今天，在市場萬能成為一種價值觀浸入西方社會的方方面面時，財富的差距也轉化為法律的不公——金錢決定了律師的好壞，左右了官司的輸贏。對這一弊端，四中的決定也提出了預防方案：「構建社會律師、公職律師、公司律師等優勢互補、結構合理的律師隊伍。」
綜上所述，對西方意識形態的要求，四中決定從中國實踐操作的角度一一予以回應：西方的要求不合中國的現實，決定不迴避、不盲從的態度表明，解決中國法治改革的問題不在於別人怎麼看、怎麼說，而在於找到自己真正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