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巴金的《隨想錄》看「文革徵文」
最近才發現，里也有一個文革博物館，而且搞了一個文革徵文活動。讀了幾篇徵文後發現,絕大多數作者要麼站在一個受害人的角度控訴文革，要麼完全以一個旁觀者的眼光，看待一個似乎是另一個星球上發生的奇聞異事。
的確，文革時期發生的一樁樁悲劇和荒誕劇在今天的人看來真是匪夷所思，難怪80、90後們都幾乎把文革往事當笑話看。這也不能全怪這些娃娃，因為有關文革的回憶鮮有觸及靈魂般的深刻。
這讓我不由得想起了巴金的《隨想錄》。提到巴金，不能不說他是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倡導者，但是很少人注意到，提議建立「文革博物館」只是《隨想錄》中很小的一部分，隨想錄的意義遠不止反思文革和建立文革博物館。
巴金晚年用其全部人生的感悟傾心創作的《隨想錄》實質上是一部「懺悔錄」，飽受文革磨難的巴金其實是最有資格控訴的，但是他沒有，相反他打開自己心菲，真誠地懺悔：
「我對自己的表演，也感到噁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後人原諒我。」
巴金不愧是一個戰士，更是一個勇士，他勇於解剖自己而不是控訴別人。那麼巴金究竟對自己怎樣的「表演」感到愧疚呢?其實這不是秘密，文革中許許多多的受害者反過來也是施害者，中華民族的鬥爭哲學畢竟延續了幾千年了。
早在「反右」運動中，巴金就參與了批判丁玲的「一本書主義」，批判馮雪鋒的「凌駕在黨之上」，批判艾青的「上下串連」。尤其是在批「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時候，巴金寫的《必須徹底打跨胡風反黨集團》一文對胡風等人的命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隨想錄》中的「懷念胡風」也就成了巴金最深的痛。但是巴金畢竟是勇敢的，當年對胡風落井下石的豈止巴金一人!那些爭先恐後表決心站隊的幾乎囊括了文藝界的所有大腕：
茅以升《揭下胡風派的騙人外衣》，老舍《看穿了胡風的心》，焦菊隱《個人野心家永遠是我們的敵人》，田間《胡風——陰謀家》，侯外廬《胡風——反革命的灰色蛇》，冰心《我看出了胡風的陰謀》，巴金《必須徹底打垮胡風集團》，高玉寶《繳下胡風的劍》，曹禺《胡風，你的主子是誰?》，程硯秋《擁護全國文聯和作家協會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風的決議》，陳垣《我們絕對不能容忍》，丁玲《敵人在哪裡》，豐子愷《肅清陰險的反革命分子》，趙丹《我的憤怒已達極點》，林巧稚《趕快從人們隊伍中清除胡風》，剪伯贊《堅決反對胡風集團的罪行》，馮友蘭《胡風和胡適「異曲同工」》，錢偉長《決不容許胡風繼續欺騙人民》，馬思聰《胡風——蛀牆腳的白蟻》，常香玉《堅決鎮壓胡風》，於伶《「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王光英《工商界人士應該警惕》……，
請問：有幾個人站出來反省自己了?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人們事後不都是以受害者的面目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控訴別人嗎?不都是恨不得把當年批鬥自己的人也批倒批臭再踩上一隻腳嗎?是啊，文革都是毛澤東一個人的罪，都是林彪四人幫搞的鬼，「我」苦大仇深啊!
巴金說道：「我們不能單怪林彪，單怪『四人幫』，我們也得責備自己!我們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貨色，林彪和『四人幫』販賣它們才會生意興隆。不然，怎麼隨便一紙『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
幾千年的封建基因早就侵蝕了每一個人，中國人的窩裡鬥是一種樂趣，文革不過是提供了一個平台而已，也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土壤，文革才能在中華大地上鬧的轟轟烈烈。
舊時代過來的巴金當然不能免俗，他在「文革」里寫的檢討書和揭發信就有20萬字之多，以至於當文革後這些材料退還給他後他一直不敢看，但是他囑咐：「等我死了之後再發表、出版」。
但是巴金畢竟還是有勇氣懺悔自己，他用《隨想錄》塑造了一個自我懺悔的形象，書中的「我」，不僅僅是巴金自己靈魂深處悔悟，更是概括了一種普遍的社會文化和心理現象，所以巴金的懺悔也不單單是自我批判，而是喚醒人們對於整個民族災難的反思和批判。
巴金通過自己的懺悔反思自己早年批判過的「覺新性格」和「奴隸意識」,並強調這種「覺新性格」和「奴性意識」正是封建專製得以盛行的土壤。《隨想錄》其實提倡了兩樣東西：
1.建立文革博物館，2.全民族一起反思「文革」，為自身的奴性和幫凶行為贖罪。可惜，這兩樣願望都沒有實現。對於文革，今天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站在道德高度對他人的批判和指責。
「要清除垃圾，淨化空氣，單單對我個人要求嚴格是不夠的，大家都有責任。」巴金意識到，解剖不是他一個人的事，需要全社會的加入。
可惜的是，有巴金這樣勇氣的文人畢竟不多，即便有，有的人也沒有機會反省自己了。我想到了老舍。
從50年代開始，老舍一馬當先地參加了文藝界所有的政治鬥爭：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適、批判胡風、批判「丁、陳反黨集團」、批判章伯釗、羅隆基、徐燕蓀、吳祖光、趙少侯、劉紹棠、鄧友梅、從維熙等右派。老舍不但積極發言與「黨和人民一致」還在報刊上公開發表措辭激烈的批判文章。
以批胡風為例，老舍以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的名義發表文章，擁護「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
「胡風的反革命面貌和手段，是何等的陰險和令人不能容忍!我們要求依法取消他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資格，開除他的中國作家協會會籍，撤銷他所擔任的一切職務!我們要求大張旗鼓地把鬥爭進行到底，徹底搞清胡風的政治背景」。
老舍在《看穿了胡風的心》裡，就對這個交往了二十年的老友下了這樣的結論：「心地褊狹，目空一切」。老舍還揭發胡風「是要鎮壓革命，去作文壇的暴君」!有「一顆極端狂暴狠毒的心」。
老舍又接連寫了《掃除為人民唾棄的垃圾》和《都來參加戰鬥吧》，批判胡風集團「是一夥牛鬼蛇神，為人民唾棄的垃圾!他們天天吃著人民供給的糧食，卻仇恨人民民主專政的一切，幹著顛覆人民政權的罪行。這些破壞人民事業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應依法予以嚴懲」!
此外，老舍批吳祖光、批吳祖光、批從維熙都一樣毫不手軟。文人的筆用來大批判，夠狠的!
What comes around goes around，終於，大批判的狂風颳到了老舍自己身上，他想不通了，在朗讀了一夜的毛澤東詩詞後，第二天一早老舍毅然向太平湖走去……。
如果老舍活下來，會不會成為第二個巴金呢?
這就是文革的荒誕之所在：人人都可能是受害者，人人也可能成為施害者，甚至受害和施害都可以同時在同一個人身上發生。那些被殘害致死的，不過是沒有機會作惡罷了。曾經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的賈植芳說過，「胡風要是做了周揚，比周揚還要周揚」!
多麼可怕的一幕!我們這個民族如果不能像《朗讀者》裡描述的那樣，對每一個平庸的人的「平庸之罪」(Banality of Evil)做深刻的反省和懲治，而一味地把罪惡都推到一個死人和抽象的黨身上，中國人永遠挑不出災難的深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