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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紀委被查官員 涉向周永康通風報信

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11月1日在全國人大新聞發布會上透露,周永康案還沒有進入司法程序,但關於周案的相關消息卻不斷被披露。11月2日,有媒體爆出,5月初落馬的中紀委第四紀檢監察室主任魏健,涉及在查辦四川貪腐案期間向周永康通風報信。

山西交通廳廳長段建國被查前,山西交通系統已有多人落馬。窩案背後,牽出試圖在中央紀委“撈人”的紀檢掮客。《財經》雜誌11月2日報道稱,對於山西省交通廳時任廳長段建國來說,2013年8月28日是忙碌的一天。

這天上午,段陪同交通部領導在晉北的大同檢查完工作,把領導送至晉蒙交界處後,驅車返回4小時車程遠的省城太原,中午接到省紀委的電話,讓他下午到某賓館協助調查。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在此前的幾個月,山西交通系統一片風聲鶴唳,段建國的下屬及前任紛紛被帶走接受調查。

當年4月,他曾經的副手、省交通廳原副廳長王志民最先被查,緊接著,業已退休的前任廳長王曉林、該廳綜合規劃處原調研員王蕾(已退休)、省路橋集團常務副董事長賈建民被帶走。此外,被帶走調查的還有省交通運輸局局長李華中、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紀委書記馮朝輝、忻阜高速建管處處長馮建剛。

一個非同尋常的細節是,王志民、王曉林等人都是被中央紀委調查。

王志民、王曉林和王蕾等前任與舊部被查後,作為山西交通系統“一把手”的段建國,曾寄望於一名在紀檢系統擁有深闊人脈的掮客打探情況。此人正是剛被段建國委任省高管局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職務的馮朝輝。但此時的馮朝輝早已進入紀檢部門調查視野,在上任三日後即被查,他在紀檢系統的“熟人、時任中紀委法規室副局級紀律檢查員、監察專員曹立新也落馬。曹立新曾任中央紀委紀檢監察六室三處處長,分管領域包括山西。

而接近權威信源的人士確認,與曹同期被查處的中央紀委第四紀檢監察室主任魏健,涉及在查辦四川系列貪腐案期間向周永康通風報信。

曾有媒體評價稱,周永康主政四川期間,不僅在實現了人生的重大飛躍,而且離任前還完成了重要的人事布局,在該省的最高權力機構——四川省委常委會,留下了三個舉足輕重的棋子:李春城、李崇禧和郭永祥。然而,三者皆在習近平上任後的反腐風暴中,相繼落馬。

馮朝輝也成為導致段建國被查的因由之一。

2014年8月21日、22日,王曉林、王志民、王蕾三人涉嫌受賄、玩忽職守、巨額財產來路不明案,進入庭審,目前一審尚未判決。段建國案仍在審查起訴階段。

山西交通窩案的爆發,案情交錯縱橫,問題主要集中在高速公路領域,與曾交由民營企業以BOT方式承建的忻阜高速、長臨高速兩條高速公路相關。

據紀檢階段的官方通報,前述四人被“雙規”雖各有因由,但存在一個共同的交集,“工作中玩忽職守給國家造成巨大損失”。這兩條高速公路的共同之處在於,都是在2004年王曉林任上,由山西省政府以BOT模式許給民營企業修建,項目卻延宕多年都未能開工,由接任的段建國將路權收回,交由交通廳所屬國企建設。而為了順利清退前任業主,將不可避免產生違約賠償金。

據悉,前述“玩忽職守”的指控指向一筆一兩千萬元人民幣(1美元約合6.1元人民幣)的資金,這筆資金打到忻阜高速前任業主、民營企業山西中海投資有限公司(下稱中海投資)的賬戶,該公司實際控制人王德生夫婦隨即被控制,並牽出王志民等人。

馮朝輝的貴人

1993年開工、1996年建成通車的太(原)舊(關)高速,全長140.7公里,是山西第一條高速公路。2012年,山西的高速公路長度已超過5,000公里。只是在這20年間,發展的速度並不均衡,而有著明顯的時間界限。從1993年至2008年間,山西建成通車的高速公路約2,000公里;在段建國2008年上任之後的3年多時間內,山西的高速公路里程以每年1,000公里的速度遞增,於2012年突破5,000公里,在全國排名第四。

狂飆突進背後,是一個經濟貧困的資源大省緩解煤運壓力,以及構建公路經濟帶的初心。

太行、呂梁等山脈交錯,使得三晉大地峰巒疊嶂、溝壑縱橫,超過70%的面積為山地丘陵。對於築路,無論資金要求與技術難度都較普通省份要高。

太原市小店區的武宿立交橋中間,有一座太舊高速公路建設紀念碑,褐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鐫刻著時任省委書記胡富國所題“太舊烈士永垂不朽”。為了修建全國第一條山區高速公路,八名築路工人將生命交付於此。

這遠非三晉父老付出的全部。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計劃體制下,5萬人的苦幹,僅用三年就讓這條“出太行”的高速路完工。除了技術因素,資金亦是難題。太舊高速的投資概算為29.34億元,而當時山西省財政收入不過60億元。巨大的資金缺口,曾一度導致工程在1993年奠基後無法順利施工。從1994年起,山西省動員全省百姓捐款捐物,在短短几個月內籌集2.3億元。包括2.3億元捐款在內,山西省最終自籌資金15億元,加上交通部撥款與銀行貸款,最終解決了資金問題。

在這場堪稱壯烈的築路大會戰中,籍籍無名的當地青年馮朝輝躬逢其盛。熟悉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的人士說,太舊高速的兩端分別是太原的武宿與陽泉的舊關,公路建設指揮部設在陽泉,馮朝輝由當時供職的陽泉礦務局系統借調到太舊高速工作,項目完工後又回到了原單位,但他自此與交通系統結緣。

據新華社調查,馮朝輝是陽泉市郊區楊家莊鄉黑土岩村原支部書記之子,真實學歷初中。1990年8月,馮父通過身份、年齡造假,為不到20歲的馮朝輝辦理了陽泉固庄煤礦合同制招工手續和農轉非戶口。不過他並未在該煤礦上班,僅藉此轉換了城市戶口和工人身份。

手續造假和“掛靠單位”,成為馮朝輝日後獲取官職的通用模式。但其每一步的“成功”並非幸得,而是以“手眼通天”的深闊人脈為憑恃。馮朝輝的其中一位“貴人”,即是相交十餘年的老友曹立新。

2000年3月29日下午6時左右,陽泉市第二看守所迎來了一名特殊的“客人”,他在看守所的代號是“0號”。除所長外,所內無人知道他就是曾經的“河北第一秘”李真。在一個多月前對李真執行“雙規”措施後,由中央紀委六室牽頭的“2•23專案組”將他在石家莊短暫關押了一個月。之後,為了保密和保障其安全,將他異地關押在與河北交界的山西陽泉。

在2013年以來的兩次機構調整之前,中央紀委原來分為八個紀檢監察室,前四室對應中央部委,後四室對應地方省份,其中六室對應華北地區(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曹立新即是參與查辦李真案的辦案人員之一。據悉,李真被關押在陽泉二看長達兩年,曹立新在陽泉期間,馮朝輝有意逢迎,於觥籌交錯間,給予曹單調的辦案生活些許慰藉。

無論對於馮氏個人的騰達,還是日後交通系統窩案,這段交情都是關鍵伏筆。

王曉林社會引資

在馮朝輝設法攀附曹立新期間,日後將馮調入交通系統的省交通廳廳長王曉林,此時才剛剛上任,他正在為資金髮愁。

全省人民勒緊褲帶建完太舊高速後,2000年9月,山西又開工修建貫通全省南北的大同至運城高速。省政府希望,以大運高速為軸,修建高速公路網路。時任省長劉振華雄心勃勃地提出,要依託此路構建大運高速公路經濟帶。

截至1999年,全省公路基金歷史欠賬56.4億元,而全長666公里的大運高速總投資是222億元。王曉林手裡僅有的家底,是業已通行收費的太舊高速,但僅靠收費也無法在短期內籌集到天量的修路資金,於是他想到了把路“賣”掉。

太舊路經過評估,資產總值35億元,通行費收入增長勢頭看好。王曉林將太舊路拆分成兩個兄弟公司,用一個效益較好的公司去收購另一個公司。此方案得到工行山西省分行的認可,工行提供了20億元項目貸款,通過併購從太舊路置換出20億元資本金,加上省公路基金、交通部補助和從亞洲開發銀行、國開行爭取到的貸款,得以落實全部建設資金。

2003年10月,大運高速建成通車,這個“不花財政一分錢”建成項目的案例,成為山西高速公路項目融資史上的經典之作。

但大運高速之後還有太長、長晉高速待建,需要更多的資金。經濟學專業出身的王曉林,想到了引入社會資金,兩個引資渠道分別是對外轉讓已建成公路的經營權與BOT模式。

以BOT模式承建忻阜高速和長臨高速的社會投資者,即在此背景之下入場。所謂BOT模式,即“建設-經營-轉讓”模式,是指政府部門就基礎設施項目與企業簽訂特許權協議,授權企業承擔該項目的投融資、建設和維護,在協議規定的特許期限內,企業向設施使用者收費以獲取合理回報,並在特許權到期後無償或有償移交給政府的融資建設模式。

拿下忻阜高速的中海投資,其實際控制人王德生行伍出身,先是在某軍區後勤部服役並升任處長,1993年至2000年任武警部隊總部後勤部上校、大校,在山東中海公司擔任一年多的總經理後,2002年6月在太原註冊中海投資。

註冊資金為1億元的中海投資,註冊之時其實是國有控股,由中國第十三冶金建設公司持股66%、濟南一建集團總公司持股25%、山東中海有限公司持股9%,王德生僅是董事長,並非直接股東。但此後幾年,他通過受讓股權控制了該公司。

在一次接受採訪中,王德生介紹,自己得到了山西省委、省政府和省交通廳的大力支持,於2003年洽談運作忻阜高速項目,取得了省政府的授權,與省交通廳簽訂了BOT合同,因此成為項目業主。

長臨高速的前業主是山西中商交在線有限公司(下稱中商交在線),股東包括北京盈科智聯投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2004年5月,得到了山西省政府、山西省交通廳正式授權後,山西長臨高速公路有限責任公司(下稱長臨高速公司)組建。該公司在拿到省政府授予的特許經營權後,陷入了漫長的跑手續之中,其官網資料顯示,直至2010年3月,國土部才通過了該項目的用地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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