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一向在港為民主發聲吶喊，也曾不顧老弱病在兒子陪同下親到金鐘現場去過幾次，親眼目睹香港人尤其青年學生對民主對真普選的熱切追求，他們的和平、執著、團結、自律給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全世界傳媒雲集香港，各國記者的鏡頭記錄下這一切一切，萬人齊唱「獅子山下」、「試問誰還未發聲，都捨我其誰為我城」，那種萬眾齊心，那種慷概激昂，聞者無不動容，許多人包括外國記者都感動落淚。
我在現場與幾個青年學生聊過，令我覺得難能可貴的是他們明白香港人要面對的不單是小圈子選舉產生的梁振英政府，更要面對他背後那專制獨裁強悍的北京政府，如果大陸沒有民主，香港是不可能有民主的。他們很自豪地覺得，我們利用香港的自由為現代中國民主運動打響第一炮，只要能引起全球的關注，能將信息傳回大陸，喚醒民眾，大家一起待機而起，往後遇適當的時機起來與專制獨裁作鬥爭，只要萬眾一心，就總會有勝利的一天。這樣就算被清場被結束，震動世界、喚醒民眾的目的達到了，就不算失敗而是勝利!因為他們己經勇敢地播下了民主的種子，種子播下了就會有發芽成長和開花結果的一天。
占中運動一年多以前由身為港大講師、基督教會牧師的占中三子籌劃策動，得到港人廣泛認同支持，928正式啟動後主力己轉為926罷課的大中學生，大學生的「學聯」和中學生的「學民思潮」擔負起組織協調的工作，到過現場的人(包括港漂大陸生)都明顯地感覺到運動的自發性和「群龍無首」(見youtube視頻「占中路上的港漂大陸生」)，成千上萬的占中人士都在獨立思考，根據自已的思考和判斷決定自己的行動，有港漂大陸生對記者說：北京和梁振英說占中是外國勢力策動和組織的簡直是天方夜譚，難得的是竟能如此平和有序和自律，足見港人民主質素之高。
50多天有家不歸，吃在馬路、睡在馬路，只為一個民主真普選，容易嗎?本人深表敬佩。這幾天重溫台灣學生占領立法會的「太陽花運動」視頻，對比香港的占中運動，有太多相同相似的地方了。
當然誰都知道占領行動不可能無限期地延續下去，總有結束的一天，台灣學生占領超過200天最後還是退出了會場，本來占領本身就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無論是自己退出還是被清場，這場運動已經引起了全台灣民眾的高度關注，讓他們都去認真地思考馬政府與大陸簽署的服貿協議對台灣的利害得失，為以後的民意表達，維護民權抗爭打下基礎。已達目的、已是勝利;
同樣，香港占中50多天己喚起700萬香港人民的高度關注(報紙天天頭版頭條、電視台天天現場直播)讓700萬港人都去思考真普選和假普選的區別和利害得失，為將來的又一次民意表達和民主抗爭打下了思想基礎，並且信息已經傳回大陸，點燃了大陸的民主火種，這就夠了，己經達到目的，己是勝利了。而那種認為只有「見好就收」主動撤離才是勝利，被清場被入獄就是失敗的判斷和思維不過是大陸共式的功(本網無法顯示這個字，只要用拼音代替，抱歉)利主義和面子思維，己經遠遠落後於今天的香港青年學子了。
(此處引用戴耀廷教授在香港《信報》發表的「勿忘初衷公民抗命」全文，因較長，改為附在文章後面了)
今天見報載占領區後勤物資己撤離，為表示尊重法治，占中三子已定時日自首，學生則紛紛表示堅持到最後一秒鐘，準備集體入獄以表示爭民主真普選的決心。連香港學識豐富的發起人占中三子都表示誰也沒有這個權威和能力來指揮這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高峰時達20萬人)，相信學生的智慧和能力自行決定撤與不撤，總之力求達最佳效果。
胡平先生對香港的情況並不了解，最好還是不要好為人師，指手劃腳為好。
香港新一代青年學生從未受過共產黨的洗腦，在自由和法冶的環境下成長，崇尚個體自由，思想自由、行動自由，每個人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抗拒事事強調集體意志，從不強求統一思想統一行動。故所以前年(2012)15歲的中學生黃之鋒能成功地發動15萬學生和市民參與「反國民教育」群眾運動，迫使中共中止其在香港中小學中推行洗腦式的「國民教育」課計劃(在大陸這種從小被洗腦扼殺個人思想強調集體意志服從指揮統一行動的社會能產生15歲中學生的群眾運動領袖嗎?恐怕胡平先生也想像不到吧。)，今天的香港青年學生己遠非當年北京天安門學生可比，胡平王丹用89學運的老皇曆老眼光老經驗來指導今天的香港占中民運顯然不合時宜，(時間地點都不同了，今天的香港不是當年的北京，習大大再想強行鎮壓也不敢效法鄧小平出動軍隊和坦克了)只會被港人恥笑。
本人一向不欲介入海外民運的內部紛爭，只有恨鐵不成鋼之感。我並不認識胡平先生，對其大作也拜讀不多，只覺得其文大陸味太重，處處易見大陸式思維，有些難以認同和接受。
回憶起來，有幾件事令我對海外民運敬而遠之甚至很反感，其一就是80年代初王炳章先生勇敢地撐起了反共反專制獨裁的民主首義大旗，海內外有志之士都應該團結一致鼎力相助才對，可胡平先生卻把共產黨那一套爭名奪利的內鬥惡習搬到海外，發動內鬥，以「帳目不清」為由將王趕下台取而代之，其後在歷次海外民運的整合中堅持分裂抗拒團結。
本人處局外，對海外民運內部情況不了解，也許批評有錯，但曹長青指責王丹堅拒交代台灣陳水扁政府20萬美金支持大陸民運的「國務機要費」下落應是事實(不論事實如何，拒不回應的態度就是錯的。即使顧及大陸民運人士的安全，也應在各方民運人士推舉的項目調查委員會內交代)而胡卻袒護王丹(王此舉應比王炳章當年的涉嫌更嚴重得多吧?因據報王炳章當年曾作解釋和交代只是胡等仍不滿而已，未知確否?)這就不免令人要問為何同樣的經濟問題，胡卻有雙重標準?請胡平先生向公眾解釋。
其二是前幾年余杰王怡白宮拒郭事件，連最基本的作客禮儀都不懂，居然把中國特色的窩裡鬥演到了美國白宮，演到美國總統面前，這令我想起劉賓雁那句「小毛澤東」，記得當時在香港《開放》雜誌社與金鐘先生談起，金先生曾說：「太惡劣了。」
還有就是余杰不厭其煩地反覆宣傳他和劉曉波的私人情誼，不惜肉麻吹捧，給人的印象似乎劉曉波己成了他的私人物品，談論劉曉波成了他個人的專利，他個人壟斷了對劉曉波的話語權(別人似無資格提劉曉波，更無資格批評他的「無敵人論」、、、、、、)。
所有這些令我看到毛澤東共產黨的影子，令人反感，相信有此感覺的中國人不止我一個。
海外民運人士要搞民運爭民主，首先就要從自身做起，如果自己都不懂民主做不到民主，談何民運?將來即使成功了，也不過在中國再出現一個毛澤東，給國家民族帶來又一次災難;只有大家都懂民主法治了並親身歷行了，中國才會出華盛頓，才會走上民主憲政的坦途。
2014年11月17日於香港
註：李大立為香港作家(原名容國維)，《大紀元周刊》曾以「李大立的尋根與回溯之旅：在紐約書店尋回祖父」專題報導李大立的自傳《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出版，詳見：http://www.epochweekly.com/b5/074/4806.htm。
附：
占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教授11月13日在香港《信報》上發表「勿忘初衷公民抗命」一文，對此清楚解釋說：
有人要為「雨傘運動」定性，說它是「顏色革命」，在搞港獨，這肯定是錯的。我也想為「雨傘運動」定性，它是一場民主運動，更是一場公民抗命運動。雖然在運動中出現了新的抗命形態，但「雨傘運動」的根源還是「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所倡議的公民抗命。因此，即使「雨傘運動」因著香港現在的實際情況而有了不可預知的演變方向，但我還是希望大家勿忘初衷，回到公民抗命的本源。
公民抗命是一個相當弔詭、充滿內在矛盾的意念，但也是因這內在矛盾，令公民抗命可產生出難以想像的政治能量。它是違法的行為，但違法的目的卻是要促使法律變得更公義;它會擾亂社會的秩序，但擾亂當前的秩序卻是為了建立一套更公義的秩序;它會對一些人的生活造成干擾令他們蒙受損失，但他們實時的損失卻能令他們與其它人有機會因實現共同的善而有長遠的得益。
但對公民抗命者來說，更弔詭的是，他們不是透過違法的行為去直接及實時達成得到他們爭取的目標，而是以承擔罪責、付出更多，來促使他們爭取的目標能有機會在他們不能預知的時間達成得到。這做法是違背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ationality)或務實思維(pragmatism)的。付出不求回報，至少不是實時和實質的回報。
對不少抗爭者來說，抗爭行動是要見到實時的果效，起碼要得到一些實質成果，不然是不會接受的。這也反映一種功利主義的思維，所有付出當有實質及合理的回報。公民抗命是不容易與這種功利主義思維兼容的。人們會問抗爭者為何要承擔罪責，而那又如何能幫助運動達成其爭取目標取得一些實質成果?即使長遠來說，由公民抗命者承擔罪責會有可能帶來長遠的改變，但因時間是難以預知，從功利主義的角度看，這盤數是不划算的，故是難以接受的。
要明白公民抗命的力量，就要先明白制度改變的邏輯關係。公民抗命大多不會只是針對個別的不公義事件，而是針對制度的不公義。要改變一個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除非是推翻整個制度，不然就必須是掌權者及既得利益者甘願改變，那才有機會在和平有序的安排下改變得到。
但掌權者和既得利益者是沒有動機去改變現制的，除非他們看到保留現制令他們利益有損而不是繼續得益。這情況只有當社會絕大多數人不能接受現制，令現制難以繼續順暢運作才有可能出現。
這也是說惟有人心改變，是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心改變，不能再接受現制，才有可能促使當權者和既得利益者接受改進現制，變得更公義，以得回大多數人的認受。
但要改變人心，不可能單靠外在的壓力而達到，更重要的是促使人內在良知的自我醒悟。公民抗命者要承擔罪責，意在透過自我犧牲去衝擊其它人內在的良知，促使他們反思原有抱持的價值觀。但人內在的價值轉變，是要經過一個相對長的過程及時間，各人快慢也有別，故公民抗命運動是不可能預知得到制度轉變會在何時發生的。
現在「雨傘運動」已帶來不少港人的覺醒，認同民主普選的重要性，也接受愛與和平的抗爭精神。但社會內還起碼有接近一半的人是不接受「雨傘運動」要求真普選的目標及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手段，而他們不但包括掌權者和既得利益者，也包括很多隻求安定的普羅市民。
「雨傘運動」若只保留現在繼續占領街道的形態，短期來說，相信是不能改變得到這些人的想法。若不能取得另一半人的支持，仍未必可以改變得到現行不民主的制度。
要突破這困局，占領者集體自首，承擔罪責，或可以帶來新一輪對人心的衝擊。能否改變另一半人的心，以及要用多少時間才能改變得到，仍是未知之數，但卻肯定是另類的進擊，或可帶來再進一步的覺醒和轉變。當然集體自首的行動還要配合其它不合作的行動，把民主意識及愛與和平的精神帶到香港每一角落的小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