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吳法憲將軍去世已有兩年多（2006年——編者注），今天我們終於看到這部期盼已久的《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上下冊）。很早就聽說吳將軍身後留下了一部回憶錄的書稿，記述了他自己人生幾十年的經歷，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時期的風風雨雨的歷程。筆者之所以特別關注此書的問世，蓋因這是被中共打倒的所謂「林彪反革命集團」中主要人物首次公開發表的回憶錄。以往的三十多年裡，相關的信息和資料被封鎖之嚴，實為前所未有，即便有一些披露，也多為政治說教，少有可稱得上歷史科學認可的材料。我們聽慣了也看慣了官方就「文革」史和「林彪事件」的一家之言，幾十年來官方的說辭充斥著各種媒體，不少書籍和刊物也是東抄西抄、人云亦云，前後不一，矛盾百出，致使歷史的真相被掩蓋、攪渾，甚至被歪曲，但我們卻從未知悉當年這些身在其中、經歷其事的另一方的主要當事人是如何敘述這段歷史的，他們講述的親身經歷對解開那段歷史之謎無疑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我們有幸閱讀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辦事組副組長兼空軍司令吳法憲將軍的回憶，對澄清那段歷史有著不同尋常的重要意義。筆者願將讀書後的一些心得逐一寫出。當然本人主要是圍繞吳著的下冊而寫。所謂心得也就是一孔之見，未必得當，望讀者不嗇賜教。
本文作者丁凱文，原題為《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以下為部分章節全文摘錄。
1980年，吳法憲在公審大會現場
廬山會議與批判彭德懷
吳將軍的回憶錄下卷開頭是「文革的前奏」，從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說起。1959年的廬山會議是毛澤東在黨內發起的一次維護個人權威、打擊壓制黨內不同意見的運動，它以打倒所謂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為代價，成功地阻止了黨內對毛澤東自發動大躍進運動以來種種嚴重錯誤和倒行逆施的批評、批判，也正是由於這次黨內鬥爭，毛澤東和中共的左傾政策和路線更加變本加厲，泥足深陷不能自拔。廬山會議進行之時吳法憲並未與會，而是和空軍副司令王秉璋赴大連療養，但是吳隨後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有些內容尤其值得我們注意、思考。
據吳的回憶，廬山會議還未結束時，空軍司令劉亞樓給吳打了電話，異常興奮地告訴了吳會議的一些情況，特別是毛澤東決定由林彪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劉亞樓為何對此如此高興？吳認為這主要與彭德懷和劉亞樓之間關係緊張有關，彭主持軍委工作時對劉亞樓和空軍系統有看法，並常持批評態度。吳舉例說，空軍內部丟失了一個筆電，記載了空軍後勤部門一部分的「五年計劃」，彭德懷大為不滿，多次指責批評空軍領導，一次還罵到吳的頭上，彭不僅指責空軍，連負責公安的羅瑞卿也一起罵了，甚至將狀一直告到毛澤東處。如果僅僅丟失了一個筆電何至於彭德懷如此興師動眾地抓住不放呢？吳認為，這是由於歷史上彭領導的紅三軍團與林彪領導的紅一軍團曾經發生矛盾所致，特別是對當時羅瑞卿、劉亞樓這幾個紅一軍團的主要骨幹和代表人物不滿，以致日後彭德懷借題發揮，在彭主持軍委工作時對羅劉等人常持批評態度。
羅劉對彭之態度與對林的態度則決然相反，羅劉在歷史上都是林彪的老部下，都是紅一軍團的主要幹部，在艱苦的戰爭年代就形成了堅定的友誼，林對羅劉二人都大膽使用，充分信任，他們三人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中共建國之後，林羅劉三人雖不在一起工作了，但還是經常見面，關係如故。這種在戰爭年代沿襲下來的友情與關係自然異常穩固。林彪上台主持軍委工作，提議羅瑞卿出任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主持軍委辦公會議，成為軍隊的關鍵重要實權人物，實乃順理成章也，羅劉對林的上台當然高興。
據吳的回憶，軍委擴大會議批判彭黃，也是採取人人發言，個個揭發的方式，劉少奇、陳毅、林彪等相繼發表講話，劉少奇給彭定調為「右傾機會主義」，彭有野心要奪權。然後分組批判彭黃二人。吳對黃克誠的揭發，只有一條對黃頗有傷害。吳認為黃有本位主義，原來黃在新四軍三師工作時，曾有一些剩餘的黃金，後來黃走到哪裡就帶到哪裡，從東北到天津，後又帶到湖南。吳的本意是，黃應將這些黃金上交給上級部門，而不應一直帶到湖南。然而，這一「揭發」日後卻成了黃貪污的證據，令黃痛苦不已，實也違背了吳的本意。吳在回憶錄中再次表示了自己的歉意。
會議開了幾天後，羅瑞卿來到黃克誠組，厲聲責問黃為何造謠說長征途中羅殺了紅三軍團的人，黃說是鍾偉所言，鍾偉時任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為黃作證的確是羅下令將紅軍中掉隊走不動的人打死。吳法憲自己也知道此事，但是當時只有鍾偉一人不避個人前途之安危出面為黃克誠作證。在這種形勢下，吳也不得不「揭發」黃的問題，此後吳還參加了軍委批鬥鄧華、洪學智的會議，吳本人卻沒有再揭發此二人的問題。顯而易見，羅瑞卿在這場批判彭黃的鬥爭中是多麼積極、賣力。這也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
從中共黨內軍內鬥爭的情景來看，所謂揭發的問題大多是牽強附會，欲加之罪，只要「上面」將某人劃為「反黨集團」，別人就不得不群起而攻之，牆倒眾人推，人們只有揭發批判得越狠，越能表現出對黨和對毛的忠誠。吳法憲自己感嘆說：「從這麼多年的黨內鬥爭歷史來看，鬥人的和挨鬥的，不過是一種角色的轉換，今天鬥人的人，明天也可以變成挨鬥的。十年動亂年代更是如此！」真是妙哉斯言，善哉斯言。
七千人大會與林彪的講話
1962年初中共召開了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人來自中央中央、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各地委、縣委等負責幹部，達七千人之多，故稱之為「七千人大會」，這也是中共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超大規模的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要針對建國以來，特別是大躍進以來出現的問題加以總結，以便清理左的錯誤，統一全黨認識，進一步落實「鞏固、充實、調整、提高」的政策。顯然，這次會議即使不是明確針對毛澤東而來，至少也要針對毛澤東的極左路線和政策，扭轉這些人為造成的極左局面。顯然這次大會的主基調就不符合毛澤東的意圖，而劉少奇帶領一班人搞出來的報告更讓毛澤東如坐針氈，由此，毛澤東開始表態反擊，不僅認為該報告只看到現象，沒有分析，更要重新起草報告，當場給劉少奇等人一個難堪。
林彪在1月29日發表了一個講話，對毛澤東大肆吹捧，林彪的講話深得毛澤東的讚賞。林彪這個講話長期以來被人們所詬病，指其為無原則的替毛解圍，實乃為虎作倀。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此事，林彪的講話當然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的正確所為。可是人們往往忽略了一個背景，即林彪為什麼會在這種場合發表這樣一通講話，林彪的真實想法又是什麼？吳法憲的回憶給了我們一個可信的答案。
軍隊作為一個整體雖然有相當一批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但是軍隊代表們的看法與地方幹部就大躍進以來出現的問題有明顯的區別。一來軍隊講究紀律，下級絕對服從上級，沒有上級領導的指示，軍隊代表通常是不會主動發言的。其次，軍隊的主要領導人，包括林彪和幾個老帥們以及羅瑞卿、蕭華、譚政、劉亞樓等人都對軍隊的幹部們打了招呼，要求大家不要亂發言。軍隊並未卷進地方的工作，大躍進、大煉鋼鐵都沒有軍方的事，所以也不存在「出氣」的問題。再次，軍隊的一些主要領導人都希望林彪出面講講話，其中不僅有老帥們還有陶鑄、羅瑞卿、劉亞樓等人。吳回憶說：「林彪起初很猶豫，不願意出來講話。最後包括軍委的一些領導，也都來慫恿林彪出來講話。他們都說，現在別人出來講話都不適當，只有林彪最具備這個條件。他們的理由是：從歷史關係上看，林彪是一向擁護毛澤東的；廬山會議以後，林彪又接替彭德懷主持了軍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在黨內、軍內威望很高。所以，不論是地位，還是威望，或是時機，只有林彪這時候出來講話最適合。否則就難以緩和形勢，維護局面。這一說，就把林彪鼓動出來了。」這些情況都是空軍司令劉亞樓告訴吳的，而當時劉亞樓與林彪的關係非常密切。林彪同意出面講話後，劉亞樓高興地對吳說：「林總願意出來講話了，我們都認為只有他出來講話最好。」
林彪講話的大致內容，現今大家都已知悉，此處就不贅述了。林彪的講話和後來毛澤東的講話成功地扭轉了會議的氣氛，毛澤東雖然作了輕描淡寫的自我批評，但是極左思想的根子並未觸動，當然更談不上從體制的角度予以制約、預防。劉少奇後來重新搞出來的報告實際上已大大後退，但是，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也由此肇始。林彪自己是怎樣看待此事的呢？吳法憲回憶說：「林彪講話後，軍隊的幹部們都很高興，紛紛讚揚林彪講話講得好。只有林彪本人不以為然，他說：『我這樣講是出於無奈，不這樣講，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響，這個局勢就不好維持了。』」由此可見，林彪並非沒有自己的見解，在當時的情況下，林彪完全清楚黨內矛盾的存在，他也意識到毛澤東的失誤所在，但在毛劉關係緊張和中央上層出現裂痕之際，林彪不得不在「忠君」和「黨內大局」的面前選邊站在了毛澤東的一側。林彪的選擇在關鍵時刻，在最大程度上支持了毛，毋庸說這就是林彪的局限性，同時也在歷史上留下了一個抹不去的污點。
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若干活動
文革當中周恩來所起的作用，一直是個引人關注的話題。海外有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國內則有劉武生的《周恩來的晚年歲月》。周恩來在國內一直是個正面形象，對於周恩來在文革當中的活動，國內史學界大都認為周恩來以各種方式抵制了文革錯誤路線，與林彪和江青集團作了堅持不懈的鬥爭，周恩來在文革時期不得不說了一些「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云云。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吳法憲以其親身經歷提供給我們許多事例，有助於人們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討周恩來在文革當中所起的實際作用。
（1）周恩來推薦林彪接替劉少奇在黨內的職務。周恩來在1967年秋天告訴吳法憲，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對準劉少奇。毛澤東問周恩來「看來劉少奇不行了，我對他觀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對鄧小平也觀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劉少奇拿下來，現在怎麼辦？」，周恩來回答說「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劉少奇最合適。」毛說「好，那就把林彪接來北京吧。」1966年8月7日晚吳法憲接到周恩來電話指示，第二天上午派專機去大連接林彪回京。周還特別交代說「要絕對保密。這件事，只准你一個人知道，不能告訴任何人。」當接林彪的專機抵達機場飛機滑行到機場在跑道一頭停下時，周恩來立即登機面見林彪，汪東興代表毛澤東也趕到機場，周汪二人向林彪傳達了毛澤東的旨意。（此處吳的回憶有誤，據《毛澤東傳》，林彪是8月6日被專機從大連接回北京的。）
（2）1966年8月8日周恩來親自向軍隊主要領導人打招呼，傳達毛澤東的「大字報」精神。與會者除吳法憲外，還有楊成武、張愛萍、蕭華、許光達、肖勁光、蘇振華等人。周恩來將毛的「大字報」向眾人連續念了兩遍，並說「現在看來，多年的事實證明，劉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來想培養劉少奇當接班人，現在看來不行了，他辜負了毛主席的希望。現在中央決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劉少奇，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現在先通知你們一下，暫時不要再往下傳，就你們知道就行了。」
（3）周恩來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力支持。1966年10月中央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重點批判劉少奇的錯誤路線。但是由於與會的各地幹部對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對於批判劉少奇並不積極，會議開了許多天卻效果不彰。經文革小組提議，周恩來親自給吳法憲下令，由空軍派出專機，將各地的造反派頭頭們接來北京，一起參加討伐劉少奇的大會。這些造反派頭頭一到北京，就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批劉鬥爭。吳法憲回憶說「我們東北組來的是貴州造反派頭頭，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辦公廳派專車接到京西賓館，神氣十足。他來了以後，周恩來親自到東北組來參加會議，以示重視。他滔滔不絕地一直講了三個鐘頭，專門揭發當時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正林等人是如何破壞『文化大革命』，如何鎮壓學生運動和逮捕紅衛兵的情況。我看到，在這個人講話過程中，周恩來一直在頻頻點頭，讚揚他的揭發。」造反派的與會終於在會上掀起了批劉高潮。
（4）周恩來大力支持紅衛兵運動。紅衛兵運動是毛澤東對付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銳利武器，毛澤東靠著這批「革命小將」的敢打敢沖，迅速擊潰了黨內當權派的勢力。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紅衛兵，周恩來在會上代表中央講話，對紅衛兵表示熱烈支持，周說「現在，全國各地的同學到北京來交流經驗，北京的同學也到全國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事情，我們支持你們。中央決定，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全部和中學生一部分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來。」吳法憲回憶說「每次接見紅衛兵，周恩來都要做大量的具體組織工作。據我所知，這些工作非常繁重，也可以說是中央和北京市各部門一個額外的沉重負擔。接見之前，周恩來每次都要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國務院、解放軍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研究組織和安全工作，布置好警戒。我們這些跟著周恩來做具體工作的，也經常要忙上幾天幾夜。」由於運輸系統的飽和和巨大困難，周曾請示毛澤東對串聯人數加以限制，但是毛澤東卻堅持搞大串聯不變，周恩來不得不召集國務院、北京市和軍隊各部門負責人開會，全心全意「接待毛主席請來的客人」。毛澤東在西郊機場接見紅衛兵，由於機場跑道不夠長，周恩來親自布置，軍隊連夜施工，臨時擴展機場跑道，兩側各延伸250米，並築路修橋，以便大隊人馬順利通過。毛澤東接見完後，由於散場時過於擁擠，有幾十人被擠傷，周恩來立即命令吳法憲將這些人送到空軍和海軍的醫院，周恩來還親率吳法憲等人前往慰問。紅衛兵大串聯到了井岡山，由於山上沒有足夠的糧食，學生出現斷食現象，周恩來緊急動員武漢、南昌、廣州、福州、杭州等人群眾蒸饅頭，做麵包、餅乾和點心，命吳法憲派空軍飛機向井岡山空投食品，前後持續了半個多月，才使大多數學生免於餓死。
（5）周恩來對林彪的大力支持。8月31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周恩來親自安排了檢閱車輛，毛澤東與賀龍為第一車，林彪是乘第二輛車。但這次檢閱的照片要登報時卻出現了問題，即如何在報上予以說明，最後周恩來發明了林彪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一詞，以突出林彪的地位。「親密戰友」一詞也由此傳開，為報刊廣播廣為使用。吳法憲回憶說「在當時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我聽到周恩來不論是會上講話，還是在會下打電話，對林彪都是統稱『副帥』，經常說副帥如何如何。最後，這稱呼成了他的口頭禪，不稱『林彪同志』，只說『副帥』。」周恩來與林彪之間的關係在文革期間也是十分密切的。
以上這些內容僅僅是吳法憲回憶中的一小部分，周恩來在文革期間實際上還作了其他大量的工作。證諸這些史實的目的在於說明，周恩來在文革中絕不是「抵制」和「反對」了文革運動，相反，周恩來是積極參與和大力支持文革的，沒有周恩來所起的關鍵作用，文革運動很難這麼聲勢浩大、如火如荼地展開。我們也實在看不出周恩來是如何與「林彪、江青集團作堅持不懈的鬥爭」的，周恩來積極配合了中央文革小組，起了江青等人起不到的作用。周恩來也絕非「說了違心話，做了違心事」這麼簡單，這一說法無非就是為周恩來的文革所為作開脫。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說，周恩來是毛澤東大搞文革運動的「總參謀長」，是保障文革順利進行的「總後勤部長」。
林彪與軍隊文革之關係
長期以來林彪的形象一直被官方所醜化，似乎林彪利用了毛澤東的錯誤蓄意搞亂全國全軍，以達到其篡黨奪權的目的。這種觀點也是國內史學界最為流行的說辭。然而歷史真是這樣嗎？吳法憲在其回憶中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可信的資料，有助人們進一步釐清這段歷史，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吳法憲回憶說「在軍隊怎樣搞『文化革命』的這個問題上，林彪與中央文革以至毛澤東之間，曾經有過不少矛盾和衝突。」「作為主管軍隊工作的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至少在兩個問題上，林彪的態度是比較明朗的：一個是希望軍隊能相對地穩定下來，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樣搞得一團糟，否則如果敵人乘機入侵，就無法履行保衛祖國的職責，也無法向黨中央和全國人民交代；另一個就是不希望軍隊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認為地方的事，應該讓地方自己去搞。」面對風起雲湧的文革風潮，林彪作為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林彪對軍隊院校師生進京接受毛澤東接見作了三條規定：第一、軍隊院校師生可以分期分批來京接受毛澤東檢閱，但檢閱後必須立即返回原單位；第二、來京後要一切行動聽指揮，要有組織地來並由領導帶隊；第三，來京後由軍隊負責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聯。林彪還於1966年10月上旬授意全軍文革起草了《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這個緊急指示實際上也是被毛澤東和整個形勢逼出來的，該指示雖然也說軍隊院校的文革運動要與地方一樣，按照十六條規定辦，但該指示還說「為了搞好軍隊院校的鬥批改，應當允許進行革命串聯和調查，但軍隊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儘量對軍隊院校師生的文革活動予以限制。
（2）林彪對文革的學生運動群眾運動採取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態度。由於軍隊院校的不少學員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動下衝擊國防部，總參、總政、國防科委等機構，號稱要揪出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副總參謀長李天佑。總政主任蕭華等請示葉劍英後，打算嚴肅處理，對於鬧事的頭頭還要抓捕。但是林彪沒有接受這些建議，而是提出「四不政策」，即對這些學員們「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抓人，不開槍」，做好這些人的思想工作。因為稍有不慎，就會釀成事故甚至悲劇，林彪寧可採取克制政策。
（3）利用開軍委擴大會議之機保護軍隊的幹部。1967年1月上旬，中央軍委在北京的京西賓館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林彪的本意是借開會的名義把軍隊的主要領導人接來北京予以保護。林彪還規定，不經過林彪、葉劍英和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單位，另外林彪也想讓與會者集思廣益商討對策，以穩定軍隊，儘量減少運動給軍隊帶來的損失。林彪委託葉劍英主持會議，葉劍英每天都向林彪作匯報，周恩來也常來與會。會議首先制定的就是《中共中央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通知說「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第二個文件就是著名的「軍委八條命令」，這是林彪口授，並爭得其他幾位老帥得同意後，報毛澤東批准執行。對穩定軍隊起了重要作用。第三個文件就是《中央軍委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得幾項規定》，軍以上機關的運動必須在黨委領導下進行，軍隊領導機關不宜成立各種「文化革命戰鬥組織」，一律不許自下而上奪權。軍以下機關則堅持正面教育，一律不得進行「四大」。此外，會議還制定了其他文件，如《關於軍以上機關進行文化革命的補充規定》、《關於軍隊奪權範圍的規定》、《關於外出人員串聯限期返回本單位的通知》、《關於重申切實執行軍委二月八日決定的通知》等等，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這些文件都是葉劍英向林彪匯報，並由林彪與周恩來共同領導制定，很好地體現了林彪力求穩定軍隊、儘量減少「文革」對軍隊的衝擊的指導思想。
正是由於林彪和軍委其他老帥們的共同努力，軍隊的局勢得到控制，穩定的軍隊後來通過「三支兩軍」穩定了全國的局勢。總的說來，軍隊在如此複雜的環境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既保護了一批老幹部。也使社會秩序趨於穩定，同時也減少了人民生命和財產的損失。穩定的局面使原本中斷的工農業生產得以逐步恢復，使全國的交通、金融、建設等各項工作得以正常運行。事實上軍隊系統正是日後粉碎「四人幫」的堅強柱石。
吳法憲總結說：「林彪倒台後，有些文章說：林彪是個反軍、亂軍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竊取的權力，煽動在軍隊搞全面『四大』，拼命想把軍隊搞亂，等等。這個說法顯然極不客觀，也是極不負責任的。林彪是軍委的主要領導人，他為什麼要一心把自己搞亂？這個說法於理不通，也絕不符合事實。大量事實已經證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終都在注意保持軍隊的穩定，甚至不惜與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發生激烈的衝突。」
僅就穩定軍隊這一點而言，林彪功不可沒！
誰應該對劉少奇等人的被打倒負責？
翻開1980年11月2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查廳起訴書》，我們看到了如下的指控內容：「以林彪、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結，狼狽為奸，憑藉其地位和權力，施展陰謀詭計，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開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種手段，有預謀地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篡黨篡國、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該起訴書列舉了受誣陷的黨和國家名單：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賀龍等三十餘人的名單。似乎這些人的被打倒和被誣陷都僅僅是林彪、江青等人所為。然而歷史真的是如此之簡單嗎？
奪權鬥爭首先是從上海開始的。1967年1月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赫市長曹荻秋被造反派打倒。吳回憶說「上海的奪權，實際上是毛澤東親自支持和決策的。一月八日，毛澤東在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談話中，對上海的全面奪權活動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在毛的號召下全國範圍內開始了風起雲湧的奪權活動。吳說「這些情況都是在我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以後，江青透露給我的。」
與軍隊幹部相比較，從中央到地方的幹部幾乎無一倖免地受到衝擊，而這千千萬萬被打倒的幹部中，最為著名的就是劉少奇等人。吳法憲回憶說「從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開始，劉少奇便處於了一種」等待被徹底打倒「的狀態。但是在一段時間裡，他還是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參加一些公開的活動。這種不尷不尬的狀態，一直持續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從十二月十八日開始，江青、康生、張春橋、謝富治等人，開始相繼公開煽動打倒劉少奇，而且口徑完全一致，可以斷言，這絕不是他們個人的意見。」
關於陶鑄的被打倒，吳法憲回憶說「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就在接見湖北省『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宣布，『陶鑄同志到中央來並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還說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幾天之後的一月八日，毛澤東就在中央會議上認可了江青他們關於陶鑄的講話，並說『陶鑄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毛澤東的這番話實際上是批准了打倒陶鑄。」
關於彭德懷文革中的被迫害一事，吳法憲回憶說「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召開的中央匯報會上，對彭德懷的問題作了如下的講話：『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都是搞兩面手法，彭德懷與他們是勾結在一起的。彭德懷發動的百團大戰，是搞了獨立王國，那些事情都不和我打招呼。』有了毛澤東的指示，戚本禹就親自布置，要北京地質學院和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去四川把彭德懷揪回北京。周恩來聞訊後，派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趕去，將彭德懷接到衛戍區監護起來。」彭德懷被關押在北京衛戍區期間還給毛澤東寫信。吳認為「從這封信的內容看來，彭德懷當時對毛澤東還寄託一線希望，但毛澤東根本沒有去解救他的意思。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懷在北京獄中含冤逝世。」
賀龍元帥是文革中軍內被迫害致死最高級領導人之一。吳法憲回憶說「關於賀龍的問題是毛澤東親自決定的。據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在中南海專門研究賀龍的問題。後來周恩來告訴我，那天，毛主席決定對賀龍採取隔離措施，並要他親自去落實。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區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衛戍區預先作了安排。然後，他把賀龍找到中南海，先是問賀龍：『聽說你身上帶了手槍？』賀龍說：『有一支。』於是，他要賀龍立即交出身上攜帶的手槍。待賀龍交出手槍後，他便要警衛部隊把賀龍夫婦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區。從此，賀龍夫婦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飽受折磨的賀龍在北京三〇一醫院逝世。」
關於賀龍之死，過去官方的喉舌無不歸結為林彪的迫害，可是為什麼林彪要迫害賀龍官方卻一直說不出個所以然，最後只好說賀龍是林彪篡黨奪權的障礙。但是林彪在文革初期就是中共唯一的副主席兼軍委第一副主席，賀龍無論如何也構不成對林彪的威脅，林彪有什麼理由與賀龍過不去呢？再說，涉及賀龍這一級別的幹部只有毛澤東才能決定他們的命運。顯然，賀龍的倒台與林彪的關係並非如官方說的這麼簡單。吳法憲回憶說「至於毛澤東等人為什麼要打倒賀龍，我不得而知，但當時我曾聽說過幾件與賀龍有關的事情。第一件事是總參王尚榮、雷英夫反對楊成武代總長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軍政治學院蔡順禮反對莫文驊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軍蘇振華反對李作鵬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面提到過的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事情。這幾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評論，但關於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屬實的。」顯然，那些所謂的揭發材料也並非全是空穴來風。只是這些「揭發」被專案組上綱上線，擴大成了賀龍反毛的罪證。1968年10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發表了一番講話，也提及了賀龍的問題，毛澤東說：「過去說對賀龍是一批二保，因為他是二方面軍的代表。現在看來不能保了，因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從成鈞、許光達、廖漢生等的揭發材料看來，他是破壞我們這個軍隊的。他背地搞篡軍反黨企圖是有的，但是沒有來得及。」毛澤東特別提及的揭發人不是林彪嫡系四野的人，成鈞、許光達、廖漢生都是賀龍自己的親信。毛澤東的態度最終決定了賀龍的命運，這些又豈是林彪能作的了主的？
中共後來將劉少奇等領導人被打倒被迫害的責任全都歸罪到林彪頭上，實乃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為毛澤東作開脫。林彪文革中並非沒有錯誤和責任，但是將原本不該林彪負的責任加諸在林彪身上當然是極不公正的，這是我們必須予以指出的，而吳法憲的回憶給我們提供了新的可靠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