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共1949年的革命以來，中國歷史上經歷了劇烈的波動，有一樣東西一直恆定不變：當事情發生的時候，外界鮮少明白中國正在發生什麼。
在1958年到1961年的大躍進期間，有3000多萬人在毛澤東製造的饑荒中餓死。西方幾乎毫不知情。
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期間，數百萬人被折磨、內部流放、蒙冤入獄及其他形式的虐待，Paul Hollander在他寶貴的著作《政治朝聖者》（Political Pilgrims）中稱這是一個「破壞性、血腥的狂暴」時期。但是在那個時候，大多數到中國的訪客並不明白中國正在發生什麼。
例如，專欄作家James Reston（訪問中國時）被展示了一些離別城市裡的家，到農村做奴役的人，我們現在知道那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最黑暗的一場強制勞動實驗。Reston以為那些年輕人是自己想「逃離城市，出到鄉村生活」。
今天，我們認為我們又一次明白了中國領導層正在做什麼：反腐敗、收緊政治控制，目的是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加強法治，同時支持國防，讓中國能夠合法地成為世界上的一個大國。
我們會不會又錯了？例如，習近平主席的反腐敗討伐會不會是共產黨內部一場史達林式的清洗，旨在清除反對派系、加強自己的勢力？
中國對外界的開放程度比Reston時期要好得多，中國人自己能更自由地觀察和評論他們的生活，因此，或許不再有可能出現重大的誤判。但是，中共的操作仍然如此不透明，媒體受到控制，作為觀察家來說，我們的記錄如此多缺點，因此，還是應該謹慎。
自由之家一份新的報告嚴謹地研究了中國正在發生什麼，而不是我們認為或希望中國會發生什麼。因此，這份「中國政治局的狀態」這份報告顯得尤其有價值。
周二發布的這份報告，執筆人是Sarah Cook。她去年突破性地研究了中國如何審查和控制海外的媒體報導。上周傳出中國拘捕了自由亞洲電台位於華盛頓一名記者的三位兄弟，這令人震驚地想到Cook的那些研究。
Cook的這份最新報告是基於官方文件，以及對人權團體和其他的採訪和報導，得出了三條基本結論：首先，自從習近平兩年前掌權以來，壓制顯著上升；第二，這種鎮壓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重啟毛主義的方法：恐嚇、思想灌輸和思想控制；第三，但是，這種鎮壓恐怕沒有奏效。報告總結說，「儘管加強了打壓，但是對中共政權的恐懼似乎正在減少」。
加強壓制是全面性的：學者、企業家、律師、基層活動人士和其他人都發現他們的活動範圍在減少，更少自由來表達非「正統」的觀點。
報告指出：幾年前，對內的安全預算超過了用於對外防禦，這一趨勢進入2013年之後在加速，但是在這個時間點上，中國政府十多年來首次停止報告內部安全的總費用。
除了採用傳統的方法——包括監禁和酷刑，這個政權還採用了公開認罪、灌輸和加強同行壓力這類文革後不大採用的方式。自由之家指出：在一些村莊，「和平管理員」追蹤每家每戶，被懷疑有「固執觀點」的人必須每周上交「思想報告」，參加「法治教育班」，「這通常是一種政治灌輸或強制轉化的委婉說法」。記者們面臨「新的思想意識考試……」，該考試是基於一個至少18個小時的培訓課程，700頁的手冊，講述「馬克思主義新聞價值觀」這類話題。
該報告指出，這種壓制帶來了沉重代價：「幾乎每一天，都有人受傷，家庭被弄破碎，有人失去生命。」
但是，該報告質疑當局這樣打壓的有效性。諷刺的是，審查——包括對1989年天安門廣場鎮壓的審查，令許多年輕人並不知道中共殘酷的歷史，因此也不那麼害怕這個政權。此外，隨著對社會化媒體的壓制，使人們更加意識到當局的審查制度，他們更可能去質疑這個黨的合法性，反過來當局需要增加更多的審查。該報告認為：「每一個壓制行動都會產生出需要更多的壓制」。
該報告並沒有假裝知道這種壓制和怨恨的組合可能會把中國帶向何方。該報告說「它可能產生出一個更激進的獨裁專制，或是暴力的劇變，或是一次成功的深得民心的運動，爭取更大的自由。」
（本文譯自Fred Hiatt於1月11日發表在《華盛頓郵報》上的評論文章，題為：在中國的鎮壓中出現的裂縫。）
原文連結：Fred Hiatt: The cracks in China’s crackdo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