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5月1日，毛澤東與林彪、西哈努克親王夫婦、董必武在天安門觀賞焰火
全中國此時處於備戰狀態。毛計劃和美國緩和緊張關係。毛對他的「接班人和親密戰友」林彪越形不滿。九大結束後不久，我在一趟南巡中，第一次察覺毛對林的敵意。
中南海仍由汪東興率領的八三四一部隊負責守衛。即使人數確有增加，也不容易覺察出來。對我來說，從針織總廠回一組後，最令人注意的是毛的女友更多了。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激烈地進行著，毛仍然過著他的一如既往的逸豫生活。
一九六九年五月毛又出巡，一路到武漢、杭州和南昌。招待所的服務員全部換上穿軍裝的女孩子。這次南下，浙江省文工團的兩位女孩成了毛的「密友」。這兩人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分別從溫州、紹興調來，充任毛的服務員。文化大革命時期奉行「簡仆」的生活綱領。但黨的教條越道德化，毛主席私生活越是「資本主義化」。
就在招待所臥室咫尺之外，身著軍服的軍人來回巡哨。這次南下時我就發現，軍隊軍管後，放眼望去，到處都是軍人。從武漢、杭州到南昌，上自省領導，下至服務員，清一色全是軍人。
毛對招待所里換成了清一色的軍人，很懷疑這種作法的動機。他同我說過：「搞這麼多當兵的來作什麼?」毛知道軍人會向上級如實報告他的活動。毛自然痛恨被「監視」。他要這些軍人撤走。
我認為毛對軍人的敵意，來自於他對林彪日益坐大的不滿。我將這話告訴了汪東興。汪說：「這有什麼可以懷疑的。軍隊搞軍管支左，奪了各級的領導權，自然要換上軍隊的人。警衛局沒有軍管，可上穿上軍裝。」汪一向政治敏感度頗高，但他不相信毛、林兩人關係已漸漸出了裂痕。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發生的一椿小事，使我肯定毛對林持有嚴重敵意。九月底回到北京，住了不到兩個星期，十月上旬出發到武漢。十月下旬起，不斷有寒潮南下，氣溫驟然下降。到十一月中旬，已經很冷了。我從多年經驗知道，不開暖氣，毛一定會感冒。但他不同意，認為室溫低，正是鍛鍊身體耐寒的好機會。這時汪東興因病，回北京住院去了。張耀詞怕負責任，打電話給葉群，讓葉將這件事告訴林彪。林也建議要開暖氣。
張將林彪的話向毛講完後，毛一言未發，似乎不置可否。等到張出去以後，毛對我說：「什麼事都向人家報告。人家(指林彪和葉群)放個屁，拿來當成聖旨。」從這句話，明顯看出毛對林已經有了明顯裂痕。
十一月底，仍舊沒有開暖氣，毛感冒了，不肯讓我治療，於是又引起慢性支氣管炎急性發作，不得不接受治療。毛很快恢復了，這才同意開暖氣。
毛叫我給他寫一個書面報告，寫明這次生病的源起和治療經過。他說：「這個報告是說明，我這次生病，起源的責任不在你們，是我不讓開暖氣。」
在此同時，我也替汪東興與林彪的關係日形密切而疑慮重重。我警告過汪幾次，但他不以為然。汪對毛絕無二心，但汪野心勃勃，力求與任何可使他達到政治目的的人建立關係，以擴大勢力。在文革的風聲鶴吠中，汪意圖與林鞏固關係是招穩棋。林彪是毛的親密戰友，林曾說過「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跟林合作也等於為毛做事。這是合理的推論。
但政局又在風雲暗起。這次汪東興竟沒有馬上察覺。
一九七〇年初，一組內流言蜚語，盛傳毛的一位女機要員和毛的某位隨員過於接近。汪覺得這影響不好。汪的私生活毫無可議之處，他對他妻子非常忠心。因此他無法了解毛「哪來那麼大的勁」。毛既然是個特異人物，汪便也不以一般常理來看待毛。但他對一組的人則是一絲不苟。四月在杭州時，汪要我開個會，批評兩人。
我認為這件事辦不得。我喜歡那位女機要員，她是個天真純樸的女孩子。我並不相信那些指控，她和那位隨員只是說笑閒聊罷了。而且，開會批評儘管是好意，但受批評的人，心裡一定不滿意。傳到毛那裡，毛會認為這是指桑罵槐，因為毛本身就有這個毛病。汪不以為然，說我膽子太小，頂多惹得毛不高興了，不在這裡干工作，還可以到別處去干。他是我的領導，我只好奉命了開了會。
事情果如所料，儘管語言和緩，但是批評總使人不舒服。女機要員非常不高興，於是聯合了張玉鳳，到毛那裡去告狀，我不知道她們告些什麼。但不久，我就知道我犯了大錯。
幾天後在從杭州回北京的專列上，毛找我談了一次。毛說：「你太蠢了，不該你管的事，你要管。我看你還是缺少鍛鍊。回北京後，你組織一個醫療隊，到農村搞搞巡回醫療。多接觸社會，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會好一些。」
我決定去黑龍江。現在那裡的人正忙著挖深洞的備戰工作。我可以觀察一下當地備戰的實際情況。
能去黑龍江讓我鬆了一大口氣。雖然有毛的保護，我在北京的情況仍岌岌可危。這段期間，我住的衛生部宿舍內，給部長和副部長開車的司機在一九六九年也造反了。他們切斷了水源和暖氣。這樣，日常生活也難以維持。衛生部內另一派搶得了會計室的鑰匙，凡是取工資的人，就得加入這一派。我拒絕加入任何一派，保持中立。
我同毛講了我的困境。毛讓我轉告汪東興，將我和吳旭君的人事關係全部轉到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宿舍也搬到位於西單附近的中央辦公廳宿舍內。
結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五七幹校成立後不久，嫻的機關全部搬到黑龍江省離中蘇邊界不遠的肇遠縣農村中，我只好請一位老保姆照顧兩個兒子。
嫻不但體力勞累，還得不斷承受精神上的打擊。她每天從早到晚，要在農田裡和年輕的壯年男子一樣地耕田勞動，晚上還要參加思想批判會。會上有些人的發言總是旁敲側擊，提出她的政治歷史有大問題。我們都知道，只因為我仍在毛處工作，所以才沒有將她的名字點出來。可上這種精神上的折磨，真讓人受不了。
所以如果我去黑龍江，我可以去看看嫻，順便安慰她。就算我的醫療隊駐在不同的地方，總比我在北京要近得多。只要遠離北京的政治緊張，我們總能找到法子見面。
我這次去黑龍江是帶著被流發的心情的。牡丹江市向南大約一百多公里是寧安縣，滿清時代叫作寧古塔，是流放政府官吏的所在。因此我選擇了寧安作為我巡回醫療的地點。
汪原本不想讓我去。汪說：「這把我們的計劃全打亂了。現在北京醫院沒有恢復秩序，主席有了病，沒有地方可以住院。我們已經將養蜂夾道的高級俱樂部(位於中南海外北海附近)接收了，正在這裡組建一個醫院，名字叫解放軍三〇五醫院，這是專這主席和其他領導人準備的。已經同意任命你(指我)為院長。」
但我仍為下放黑龍江一事怪汪。汪一定要我開會，導致我的下放。毛已對我日漸失去信任。江青和康生也一直在攻擊我。和覺得自己其實是個替罪羔羊。汪東興跟林彪走得太近，沒有注意到毛對他兩人都有了戒心。我多次告訴汪，毛對林的敵意時，汪總是嗤之以鼻。這次我確定毛是拿我來代替整汪。
我從北京醫院抽了一位內科醫生侯，一位婦產科杜，從三〇五醫院抽了一位外科醫生牛，一位手術室護士小邵，警衛團派了一位大隊政委張，加上我和衛生員小李，一共七個人，帶上器材藥品，六月二十九日乘北京到哈爾濱的直達快車出發。
汪的辦公室事先已打電話跟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打過招呼。我們到哈爾濱後，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光參觀哈爾濱市就足足有一個禮拜。我們參觀了工業區，工廠組成了民兵，發了槍和彈藥，隨時準備迎戰蘇聯。地下的地道連成一片，開始覆蓋上水泥，成為永久性建築。我們也去看了近郊的幾個野戰醫院，房屋和設備都很簡單，但用作急救站是綽綽有餘的。我想去看珍寶島的提議被拒絕。省革委會主任說，中蘇邊界仍然有時有小型衝突，戰爭的氣氛很濃，還是不要去的好。
從哈爾濱又乘火車到牡丹江市。這是一個小城市，但是很整潔安靜。我們在鏡泊湖住了一夜。這是一串湖泊連在一起，景色宜人。當地人告訴我，文化大革命前，這裡還有些白俄居住，靠狗熊和東北虎為生，文革以後都離開中國了。由市革委會鍾司令招持參觀和款宴十天後，我們乘車到了寧安。我們人員增加了，黑龍江省衛生廳派了一位醫生，牡丹江市又派了一位外科醫生和護士。我們一起在農村走家串戶，進行義務醫療。我這下真成了「赤腳醫生」。
我住在人民公社的辦公室里，和衛生員小李同一個房間。李對我像對父親一樣照顧我。黑龍江的黑土豐沃，適合種植玉米和大豆。
農民的土屋也和南方不同。屋子用泥土砌成，稻草覆頂。屋內有個大坑，一家男女老少都一起在上面吃飯和睡覺。黑龍江省不像國內其他地區，森林未遭到濫砍，因此家家有足夠的木材做柴火。炕下有個煮飯的火爐，煙囪冒的熱氣可以暖炕。
寧安縣有漢人，也有朝鮮族人。朝鮮族人有不同的習俗。他們用一種彩紙貼在炕上，讓炕台看起來乾淨，屋內也顯得整潔。中國人習慣鋪一層稻草在炕上，所以看起來葬亂。公社的農民沒有江西窮，但手頭也很拮据。沒有醫生，如果生了病，得走去寧安城裡看病。但沒有人想到要去看病——醫藥費太貴，城也太遠。現代醫療觀念在此並不存在。
秋收時，有天有個老農婦被麥芒扎穿眼睛的角膜，我沒有適當的醫藥或設備，我要她去城裡的醫院看看。但她沒有錢，不可能去。
我是大部分農民平生僅見的醫生。我從一村到一村，走家串戶，用最基本的器材藥品進行義務醫療。他們看到我們時總是笑逐顏開，十分親近。公社內有兩種肆虐——肺結核和條蟲病。農民養獵，在田裡野放，不設豬圈，常食生的糞便而染上條蟲。農民吃豬肉，總不煮爛，因此很容易染上條蟲病。
我雖然喜歡這裡的義務醫療生活，卻沒能見著嫻一面。嫻所在的五七幹校由於戰備，已經從黑龍江遷到河南省沈丘。我非常思念我的家人。冥冥中，似乎命運的魔掌一直在把我們分隔開來。從嫻的數封信中我得知她日子很不好過。我下放到黑龍江後有不少傳聞。一個說法是說我因政治問題被調，另一個說法是說我向蘇聯「投誠」，或遭俄國人綁架。我的家人和我都為這些惡意中傷而感到沮喪。但寧安的封閉生活非常平靜。寧安似乎是文化大革命紛攏世界中的桃花源。
我已經到寧安四個月了。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我們正在村子裡給農民看病，一輛吉普車開來。鍾司令從車上跳下來說：「找你足有兩個小時了。我們從一個村子到一個村子，真難找啊。」
我問他什麼事。他說，北京中央辦公廳來了長途電話，有緊急狀況，要我立刻回去。我將醫療隊交給張政委和牛醫生，同鍾司令上了吉普車。到牡丹江市已經是晚上九點多鐘了(這一地區只有牡丹江機場)。鍾司令一定要給我餞行，我推託不掉。但我一點也吃不下去，我不知道叫我趕回北京是什麼事情，會不會有了新的周折。
到飛機場已經快十一點了。一架蘇聯制伊而六十二飛機停在機場跑道上。我登上飛機，機艙中只有我一個人。抵達北京西郊機場已經深夜二時多。毛的司機老張正有等我。
座車在空蕩而黝黑的街道上疾駛向中南海。我仍穿著一身厚棉軍衣。車子停在室內游泳池前時，我已滿身大汗，對我說：「他老人家坐在大廳里等你。你見過他，我再告訴你詳細情況。」
毛坐在他的書房兼會客室的正面沙發上，面色潮紅，呼吸急促。他問我在什麼地方巡回醫療。我告訴他在寧安，就是滿清時的寧古塔。他說，那就是顧貞觀寫的那首詞：「季子平安否」給吳漢槎的地方了。我說是的。他說：「我可是不行了，病了，所以請你回來。你先叫護士長把我的愛克斯光片拿出來看看，明天再給我檢查，說說你的意見。」我向毛報告了一下寧安的義務醫療工作，說在那裡不苦，做「赤腳醫生」是個很好的學習經驗。我表示想馬上看看片子。
吳旭君在值班室內拿出毛的胸部愛克斯光照片，對我說：「李院長，這回可出了大事了。」
我不禁愕然。我說：「你怎麼叫我李院長呢?」
吳說：「是李院長，已經下了任職命令了。」我流放期間，總參謀長黃永勝、總政治部和總後勤部已經同意通過任命我為解放軍三〇五醫院院長。
我問吳旭君：「到底出了什麼大事?」
原來是當年八月到九月在盧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也就是我去黑龍江後不久)的事。毛退居二線後，一九五九年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一九六九年底，劉少奇遭凌虐至死。林彪想經由此會再次提出設立「國家主席」的建議。毛幾次打招呼不設國家主席，廢除這個職位。
林轉而尋求汪東興的大力相助。後來汪跟我說，上盧山以前，葉群同他打招呼，要主張設國家主席，「否則沒有林的位置了」。葉知道毛決定撤除國家毛主席這一職位，便縱恿其他領導人提議。這樣主張的人多，毛也不能不尊重多數人的意見。林彪集團主要成員，除了葉群以外，有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司令李作鵬和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以及陳伯達。汪東興告訴我，一九七〇年八月上盧山以前，他們就已商量好，要主張設立國家主席，並要在會議的各分組發言中首先表態，用以左右全會的代表們的發言。
原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以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黨委。陳事先與林彪和葉群商量好，由陳編選馬克思、列寧和毛的一些講天才的語錄，經林彪審定的「天才論」的材料，陳在小組會上宣講。文中吹捧毛的天才，鼓吹毛復任國家主席，並刊登在華北組第二號簡報。
一時會議代表都以為這是毛的意旨，紛紛發言，主張設國家主席。早在一九七〇年初，毛就向政治局黨委表示，他決不再出任國家主席，也不要設國家主席。但大部份中全會的會議代表並不知道。一旦恢復設立國家主席而毛又不聘任，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林彪為唯一可能人選。這便是林的如意算盤。林彪這下犯下了和劉少奇一樣的政治錯誤——以為中國可以有兩個主席。在毛眼裡，想和他齊頭並立是犯上作亂。
八月二十五日毛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黨委擴大會議，決定收回華北組會議第二號簡報，嚴厲批評陳伯達，隨之開展「批陳整風」【1】。
汪在華北組會上，吹捧林彪，主張設立國家主席。毛髮了大脾氣，說汪是林彪一夥的。把汪臭罵了一頓，現在汪等於停職反省。汪在家裡寫檢討，閉門思過，並把葉群找他談的話全告訴了毛。為些毛表彰了汪，也就解開了懷疑汪的疙瘩。
這期間周恩來同揚德中談了話，叫楊準備接管警衛局。周想順著毛的意思，撤消汪的職務。康生則找了中共中央辦公廳政治部主任武建華和在清華大學支左的遲群講了周的布置。武與遲二人卻向汪透露了這個消息。汪因此極恨楊與王良恩。
汪對我說：「我犯了大錯誤了。現在在家裡寫檢討。這也好，閉門思過，休息休息。主席已經生氣了，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但汪因此對周恩來和康生恨之入骨，又憤憤地跟我說：「他們這幾個人等著瞧。」
汪的事在一組掀起的餘波不小。毛還叫吳旭君揭發汪的問題，說吳是汪的一夥。吳說：「我一天到晚在你這裡值班，汪搞些什麼，我怎麼知道。」吳確實不知道汪的活動。但從此對她不信任了，不讓她值班。
毛的女友劉和她兩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朋友，都不再充許進入中南海。劉和葉群、林彪關係密切，毛懷疑劉是林彪的特務。林立果現在空軍權傾一時，毛認為她們三人都是林立果派來的。毛有一次對我說過：「這些人都靠不住。」
張玉鳳從這時開始，才搬進中南海，給毛正式值班，照管毛的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