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中共新當權者前往延安朝聖已經成為慣例，然而，延安對中國今日究竟意味著什麼？各當權者從朝聖中究竟在吸取著什麼精神滋養？這個可能只有當權者自身才知，外界的解讀多是猜度之詞，因為從歷史來看，事實上存在著兩個不同的延安，當然也就會喚起朝聖者的不同聯想。
毋庸置疑，延安對王實味及其相似命運者，與對黃炎培及其前往考察者，顯然不是同一個概念，也即他們所看到、經歷及感悟的完全不是同一個延安。也就是說，一個整風長達近四年的延安與一個在窯洞中描述、承諾下的延安的涇渭不同，預設著中國近半個多世紀來的路徑與命運。
至今，中共黨史對延安整風運動的評定是：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標誌著整風開始；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止。延安整風運動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它是黨的建設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通過延安整風，使全黨確立了一條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使幹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
與黨史相應的中國民間歷史研究者看到：延安整風運動，一般又稱作延安整風、搶救運動、搶救失足者運動，是中國共產黨自1941年開始在陝甘寧邊區延安根據地所發動的一場政治和文化的運動，雖然從形式來看到1945年結束了，但實質上延續到1947年甚至更晚的時期。整風運動造成超過一萬人死亡。五四運動的精神（自由、民主、個性解放）被延安精神（「領袖至上」、「集體至上」、「個人渺小」）取代。通過整風運動的實行，使毛澤東成為黨主席，在黨中央的地位更為確立，也使共產黨對於幹部和黨員的領導更為有力。也就是說，延安整風運動的實質就是打擊異己思想，統一人們認識，造就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實現立威造神的運動。
要真切理解延安整風運動，作家王實味先生的命運就是很好的參照。王實味（1906—1947年7月1日），河南潢川人。翻譯家，寫過一些文學評論和雜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任特別研究員。因發表《野百合花》等文章，批評延安存在的官僚主義、人情冷漠等等問題，1942年在整風中受到批判，因拒絕作出違心的檢討，同年十月被開除黨籍，年底被關押。1946年被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1947年7月，被殘酷地殺害於轉移途中。在長達幾年的延安整風運動中，類似王實味先生的命運者不乏其人。他們僅僅因為在一些文學作品中或日常話語中表達了與官方不一樣的觀點，將延安存在的一些消極與不足反映了出來，居然就遭到整風下的「搶救」，「搶救」中的關押，最後甚至死於非命。這種以鬥爭來平息觀點分歧，以消滅肉體來達成思想統一，居然成為了黨史上的一條至今膜拜的成功經驗。
了解中國當代半個多世紀來歷史的人，都會發現延安整風其實在中國一直沒有結束，並且在之後1957年的反右，十年文革，清污與反自由化，反普世價值等等歷史事件中，延安整風的精神與手段一直在延續、在發酵，在不時掀起批鬥、整治異己者歷史的狂潮。這就是延安對中國半個多世紀來的影響，就是延安為中國日後預設下的路徑選項。
與整風同時還存在著另一個讓黃炎培等文人們激動的延安，那就是宣傳描述中的延安，這個延安其中反映在毛澤東與黃炎培的窯洞對話。
據記載：1945年7月4日，毛澤東請黃炎培到窯洞中問：「任之先生，這幾天通過你的所見所聞，感覺如何？」黃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首肯：「這話是對的，只有把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個地方的事，公之於每個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這著名的「窯洞對」承載著延安時期中共領導對天下的承諾，對跳出歷史循環道徑的理解。這個在紙媒上、在宣傳上、在口號與承諾上的延安，在《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的莊嚴承諾》中得到充分展現：「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民主主義的利刃——美國的民主傳統」、「讓思想衝破牢籠」等等。
耐人尋味的是，延安時期的官媒一方面宣講著：「言論自由與民主」、「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為筆的解放而鬥爭——『九一』記者節所感」、「言論自由：新聞事業的活力之源」、「記者風格：威武不屈、秉筆直書！」等等，陳述著「中國的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這些擲地有聲的言詞，這些振奮人心的承諾，勾畫出一個多麼炫目誘人的延安！讓人至今讀來，猶熱血沸騰。這個宣傳上的延安承載著民族的希望，展示著光明的未來。
值得深思的是，就在這些延安中共領導者親自描畫感奮人心的自由、民主願景，謳歌著秉筆直書的威武時，在延安現實生活中卻在大興整風運動，將類似王實味這種講了幾句真話的人批判關押於暗牢中，直至殘忍棒殺於荒野外。這種現實中的禁言滅異與宣傳中的自由民主，是何極背離？！這樣兩個截然相反的延安就共存於那個時空，以致今天讀來仍使人心驚肉跳。
其實，我們只要冷靜審視延安那種現實與宣傳背離的情狀，就會發現這無非是一個「羊皮與狼質」的古老典故的再版，是表與里，現像與本質的矛盾共存，是欺騙、愚弄與背信棄義的歷史劇幕重演。事實上，這兩個相反並存的延安最後一直擴展到了全國，延續到了當下。
今天，如何結束表里分裂的延安，將口號與現實背離的延安統一起來，將那些振奮人心的承諾兌現出來，使「歷史的先聲」不再停留於紙面，使敢言的王實味們不再蒙冤於監獄，使延安真正成為一個值得後世國人朝聖之地，這應是前往延安觀瞻者們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