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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少奇與兒子劉允斌、女兒劉愛琴合影 |
初識劉允斌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和劉少奇長子劉允斌同在北京西南郊的「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這個研究所是我國最早的核科研機構。
劉允斌是1957年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比我早一年多，開始時不認識，但工作時間一長，又在同一大樓，交往的機會也多起來了。
我第一次見到劉允斌是很偶然的。
那天，我和幾個同事從草坪旁邊的小路走過，有人忽然輕聲跟我說：「喏，那就是劉少奇的兒子。」我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見一位男同志和一位戴眼鏡的矮個子女同志在另一條小路邊談論什麼。那位男同志就是劉允賦，他和劉少奇長得很像，寬闊的前額，高高的鼻子，所不同的只是多了一副眼鏡，個子略矮一些，衣著相當樸素，而且顯得有些陳舊。他菸癮很大，一支接著一支地抽。他靜靜地傾聽那女同志的講話，直到她把話講完，才發表自己的意見。劉允斌那時是核化學研究室的室主任，估計那位女同志是他室里的一位科技人員，有事情找他，「狹路」相逢，就把他攔住了。後來聽他同一研究室的人講，這是劉允斌的一貫作風：當有人和他研究問題時，從不把別人的話打斷，總是仔細地聽著，對方把話講完，才發表自己的意見、想法。所以他在室里聲望很高、人人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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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夏天，劉少奇訪問莫斯科時與孩子們合影：左起：朱德的女兒朱敏、劉少奇、劉愛琴、劉允斌。 |
劉允斌從蘇聯初回北京時，劉少奇在門口迎接，看到兒子，第一句話就是：「允斌，你回來了!」這是一句含義豐富的讚美詞，兒子相當爭氣，做父親的怎會不感到高興呢!
劉允斌是1939年14歲時從延安出發到蘇聯去的，18年以後32歲時才正式回到祖國，所以他對北京很陌生。他在北京全城轉了一圈，走馬觀花地遊覽了一下名勝古蹟，感到沒有多少興致。他是拋妻別子回來工作的，他在蘇聯時就立志要把所學的知識──祖國急需的核化學知識貢獻給新中國的原子能事業。於是他對父親講：「我希望馬上工作。」
劉少奇考慮到他所學的專業，寫了一封親筆信，讓他到最需要用人的二機部去報到。二機部的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機械工業部」，相當於美國的「原子能委員會」，全國所有核事業單位和人事調配全由它統一管理。
劉允斌來研究所時才三十歲出頭，正是「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時候，不僅年紀輕、心態也年輕，很快就和室內年輕大學生打成一片，工作時他帶頭攻關，處處走在前面，休息時，他不是找這個下圍棋，就是找那個打桌球。聯歡會上，他也非常活躍，一首普希金《紀念碑》的詩歌朗誦和俄語歌曲《三套車》、《伏爾加船夫曲》很受大家歡迎。他跳的「華爾茲」也很優雅。很快，室里的年輕人就喜歡上了這位初來乍到的核專家。
可是過了不久，劉允斌的身影就從年輕人中消失了。早上他匆匆趕到食堂，片刻後又鑽進了試驗室。中午食堂快關門了，他才急急忙忙地買了一盒飯，連晚飯都在內了。晚上也是最後一個離開試驗室，有時就和衣躺一下，又起來繼續工作。原來，當時核燃料──原子彈炸藥正處在試驗階段，他要在最短時間內拿出報告。
劉允斌作為核化學研究室的一室之長、核化學專家，擔子是很重的，他也經常組織大家輪流講課，講核放射化學、核輻射防護等。我國的核科學技術能夠在這麼短時間內迅速發展，在這麼短時間內研製成功原子彈、氫彈，和這套以老帶新的學習方法是分不開的。
苦難的童年
別人總以為劉允斌出身高官門第，是國家主席的兒子，他一定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其實不然，劉允斌童年的經歷可用「歷經坎坷」四個字來加以概括。
劉允斌的生母何葆貞1923年與劉少奇在安源結婚，1925年生下了劉允斌，不久劉少奇就奉命南下工作。因環境險惡，四海為家，劉少奇覺得帶著兒子很不方便，而且十分危險，想把兒子寄養在一礦工家裡。這時正巧劉允斌的六伯劉雲庭來到安源，他認為孩子畢竟是劉家的後代，與其送人不如由他帶回寧鄉炭子沖老家。
第二年何葆貞單獨到寧鄉炭子沖看望不滿二歲的劉允斌，這次見面，母子就成永別。劉少奇則在十多年以後才見到兒子。
劉雲庭把劉允斌帶回炭子沖以後，將他寄養在大哥家中。劉家家境不好，對劉允斌的到來他們並不歡迎，因為又多了一張吃飯的嘴巴。除六伯之外，其他幾個伯父也避而遠之。懂事的劉允斌只好逆來順受。
五歲的時候，劉允斌就失去了童年的歡樂。天剛有些發白，他就拿起牛鞭、背著籮筐、帶著鐮刀，一個人上山放牛，一邊照顧比他高出一個半頭的大水牛，一邊割草，晚上背回來餵羊。中午也不能回家，坐在石墩上取出懷裡帶的山芋，就著幾口山泉水，就算是中飯了。下午不到天黑不敢把牛趕回家，早了會挨罵。到家也沒人問一聲累不累，餓不餓，他只好自己摸黑來到灶間，盛碗稀飯什麼的，有時連這個也吃不上，就餓著肚子躺到亂草堆上過夜。他在這個家裡成了個多餘的人。
到了七、八歲，家裡把他當成了長工，除了放牛割草，還要背犁種地。因為人小，一不小心，手腳常常劃破。有次被野狗追著撕咬，鮮血直流，他的哭聲驚動了附近幹活的人，他們打跑了野狗，把他背回家，後來傷口化膿，他依舊天天外出，放牛割草。
劉允斌長到九歲，在外幹活的六伯回來了，不知他通過什麼門路居然把劉允斌送進了學校。
1938年，六伯給劉允斌帶來了一個好消息，父親要接他去延安，連路費都寄來了。
這年7月，在六伯的護送下，劉允斌到達延安，父子終於相見。
蘇聯成了他的第二故鄉
中共把一批烈士遺孤和高幹子女送到蘇聯去學習。
1939年，周恩來去中央黨校講課，從馬上摔下來，右臂骨折，中央讓他去蘇聯就醫，就由他帶領一批高幹子女乘蔣介石的私人飛機，從延安出發，經蘭州、過迪北(今烏魯木齊市)前往蘇聯，劉允斌就是這批學員中的一員。
1945年夏天，劉允斌高中畢業了，這時蘇聯紅軍已經攻入德國境內，蘇聯國內恢復了和平生活，各大學相繼複課。劉允斌進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學習。由於學習勤奮，他各課成績在班上均名列前茅，使蘇聯教師驚嘆不已。
他在莫斯科鋼鐵學院學習了一年之後，決定離開這所大學，重新報考莫斯科大學化學系，因為化學系有一個核放射化學專業，它直接與原子能有關，將來也可為原子能事業服務。劉允斌如願以償地進入了這個專業學習。
跨國婚姻的悲劇
劉允斌第一次婚姻是跨國聯姻，儘管他們夫妻感情和瑟，並養育了一對可愛的子女。但由於當時政治因素的影響，他們不得不分居在自己的祖國。
劉允斌的妻子瑪拉是他在莫斯科大學化學系的同學，也是一個好學上進的姑娘，她父親是個紅軍老戰士，母親是教師，她是家中的獨養女兒，家道堪稱小康。
劉允斌對這場跨國婚姻並不是盲目的。考慮到他和瑪拉結合將會帶來一系列問題：將來自己是要回國的，瑪拉能跟自己回去嗎?她父母會不會拖她的後腿，還有瑪拉在中國生活會習慣嗎?
他決定趁暑假帶瑪拉回國一趟，讓她體驗一下中國的生活，他把這個意見寫信告訴父親，父親很快來了回信，對瑪拉來中國表示歡迎。就這樣，1950年劉允斌在離開祖國11個年頭以後，第一次帶著瑪拉踏上回國探親之路。
劉少奇和王光美見到了久別的兒子和未來的媳婦感到很高興，破例舉行家宴招待他們。席上劉少奇語重心長地向劉允斌提出：你將來學成之後是要回國來的，不是家中需要你，而是祖國需要你。並說，瑪拉初到中國，會感到不適應，你從現在起就應該在各方面幫助她適應。
於是劉允斌就帶瑪拉買了褲子，換下裙子，陪她一起逛街，吃中餐。這一切都容易學、容易改變。最大的難題是語言障礙，瑪拉成天聽著漢語，猶如墜人云里霧裡，還有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的差異，一個土生土長的蘇聯姑娘，要適應中國的生活，談何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