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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平:未來的30年,充滿著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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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30多年,我們要改革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幾十年所形成的一個舊體制,經過30多年的改革,這個舊體制實際上還沒有改完,新的、所謂的穩定的「過渡體制」又產生了,所以下一輪改革,要面對的其實是兩個體制。沒改完的舊體制,再加上新情況,就出現了新弊端——經過30多年的演練,新的權貴階層和市場經濟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我今天來講講改革開放的事,中國改革開放已經過去30多年了,我認為,現在正處在一個關鍵時期,它意味著上一個時代的結束,新的時代的開始。為什麼這麼說呢?

在這(「十八大」)之前,大家也會對改革有所困惑,這個困惑就是:改革,還是不改革?每一屆領導人上來,大家都在猜這個問題,經過一段時間,大家也都有了大概的答案。這就是原來所困惑的問題。

但是這一次明顯不一樣了,領導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表明態度:要改革。專門召開最高級別的中央全會,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好了,老的困惑沒有了,但是問號好像沒有減少,而是越來越多了。

現在最大的困惑是什麼呢?是新的改革會向哪裡去的問題。

過去30年我們是怎麼走過來的呢,改革不外乎說:我們從一個起點,走向一個終點,起點是舊體制,終點是新體制,改革就是從舊體制走向新體制的過程。這樣的改革會有什麼結果呢?一開始我們的判斷不外乎有兩個:成功,或者失敗。

但是我們想的簡單了,過去30年的改革,出現了第三個結果。它既沒有到達終點獲得成功,也沒有遭遇失敗又回到起點,而是停在中間不動了,而且有人把這種中間狀態,我們曾經稱之為「過渡階段」的狀態,當作一個穩定的體制保留下來。

過去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可以分成兩個階段,中間有一個轉折點,這個轉折點就發生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前面這十幾年的時間,可以說是一個真正改革開放的時期,一個改革舊體制,走向新體制的時期。

後面這十幾年呢,明顯變化了,雖然在領導人的講話中、文件中,改革還是一個經常提起的詞彙,但是實際上的改革措施越來越少了,在事實上把中間過渡狀態,當作一個相對穩定的體制,這個體制,就是權力和市場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體制。

所謂「權錢結合」,就是發生在這個時期。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們發現社會風氣變得不一樣了,越來越沉悶,有點越來越死氣沉沉的感覺。甚至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好事都辦成了壞事,比如說奧運會成功舉辦了,後來卻給中國留下來一天緊似一天的維穩體制,金融危機了,政府拉動內需變成了全面干預經濟。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僵局,歷史就像一輛車,既不往前走,也不後退,而是停在那裡不動了,成一段沒有歷史的時期。十八大之後最大的變化是什麼?就是有人下車,開始鼓搗它了,收拾了半天,一擰鑰匙,轟的一聲,還真的發動起來。

這輛已經發動的車是要往前走,還是向後退,現在還不知道,但是不管怎麼說,歷史又重新開始了。

現在再談中國的改革,其實是和過去不一樣了,如果未來要改,它一定是一場「新」的改革。

為什麼一定要強調「新」呢?過去30多年,我們要改革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幾十年所形成的一個舊體制,經過30多年的改革,這個舊體制實際上還沒有改完,新的、所謂的穩定的「過渡體制」又產生了,所以下一輪改革,要面對的其實是兩個體制。沒改完的舊體制,再加上新情況,就出現了新弊端——經過30多年的演練,新的權貴階層和市場經濟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西方有所謂的左派和右派,一方是強調市場的弊端,要求增強政府的權力;另一方是強調市場的優勢,削弱政府的權力。看上去,市場和權力是兩個水火不容的人,誰和誰都能結婚,就是他倆不能結婚,實在是不能在一起過日子。

中國的新弊端——權貴階層就不是這樣,它就是市場和權力結婚的結果。中國的左派和右派為此吵的不可開交,這個說你家丈夫人不錯,怎麼找了這麼個壞老婆;另外一方說,老婆是好老婆,丈夫是個壞蛋。殊不知人家小兩口過的和和美美呢,根本不管他們吵的是什麼。

其實過去30多年來,中國經濟最重要的機會和資源,都在權力和市場結合的部分產生,和權貴階層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很多民營企業說最近這些年機會不多,錢不好賺了,是有其內在背景的。

權貴階層剛形成的時期,它是不太自信的,有些東西它也確實做不了,就要外包出去,在市場環境下完成,結果就是兩類人發了財,一類是膽子大的,另一類是有專業技術的。他們有能力也有膽量把這些事接過來,獲得了機會。後來就不一樣了,權貴階層開始變得越來越自信,原來他不敢做、也不能做的,變得敢做也能做了,不需要外包出去了,親戚、朋友都開始具備了這樣的能力,從此權力和市場就越發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所以對他們來說,這些年是中國5000年歷史中最好的時期,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權力做不了的放在市場裡做,市場裡沒法完成的,權力又可以介入,積累起來的資產還可以轉移到國外,歷史上哪有這麼好的時期?

權貴像一堵牆一樣擋在改革面前,而且根深蒂固,要想啟動「新」的改革,首先要有觸動、突破權貴的手段,推動社會繼續向前,這堵牆只能打開、穿越,根本繞不過去。最近大家談的最多的是反腐敗,我個人的看法是,「反腐」是撬動這堵牆的唯一辦法,但是「反腐」也要轉向下一步,就是對權貴結成形成系統性的遏制。

我這半年一直在講這個問題,就是如果把「康師傅」當作更大的腐敗分子來打掉,其實對中國來說沒有更大的意義。如果把權貴階層人格化,由一個具體的人來代表,那麼到這裡我覺得差不多夠了,如果從這時候開始轉向,就能把這場變革,朝正確的方向向前推進一步。

下一步是什麼,「法治」我認為是可以考慮推進的道路,有人質疑這件事,說可能嗎?他們真的願意往這個方向走嗎?醫生真的可以給自己動手術嗎?我覺得看問題不要看得太死。

歷史上由統治者來推動的改革是存在的,我還保留一絲希望,當下能夠推動中國社會變化的,我覺得可能還不是老百姓,更現實的力量其實是「權勢者」,或者說,他們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反腐」進行到現在,已經突破了這樣一個底線:退休就是安全著陸,現在看來是不可能了,退休也沒有用。其實不僅是權貴階層,權勢者的各個層面,都是沒有安全感的,有追求的也在為自己找一條好的出路,他們不僅要推動社會進步,也要考慮對自己未來的安排,這條路也是沒有退路的,從這個角度看,我覺得是有機會發生奇蹟的。

所以我有這樣一個判斷,我們正處在「新的30年」的開端,未來30年是好是壞,現在誰也不能確定,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不管是好是壞,都和過去的30年是很不一樣的,所以我們也要有新的眼光、新的思維。

我們過去總說60年一個輪迴,但是大家看看近代史,反而是30年一個階段,這其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38年的時間;然後是文革前十七年,加上文革27年;改革開放到現在,又是30多年過去了。

未來的30年,充滿著不確定性,如果把過去30年叫做改革開放的30年,未來的30年很可能是轉型的30年。過去的30年基本上是一個自上而下的社會變革過程,未來30年,是各種社會力量交織在一起,最後促進一場社會變革的過程。

現在也有很多人正在擔心,覺得現在的領導人的權力越來越大,甚至有人說正在形成一種新的集權主義,但是我要說,無論形成的是什麼東西,都將是非常的脆弱的。我認為,未來的30年將是各種社會力量博弈,最後決定這個社會走向的30年。

作者簡介

孫立平: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新聞系,後曾於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任教,現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八十年代主要研究社會現代化,九十年代後轉向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目前集中研究轉型社會學。著有《斷裂》、《失衡》、《博弈》和《守衛底線》等‍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來源正和島決策參考2014年9月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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