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官不為」20年來首次進入大陸中央《政府工作報告》。李克強總理在總結2014年工作回顧時對「懶政」問題直言不諱：政府工作還存在不足，有些政策措施落實不到位。目前少數政府機關工作人員亂作為，一些腐敗問題觸目驚心，有的為官不為，在其位不謀其政，該辦的事不辦。
「爾食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官員在其位謀其政，任其職盡其責，即便在皇權時代，也是一項基本的政治倫理要求，是立身之本、從政之要，更不要說在21世紀的今天，沒有哪個國家和社會，能夠容忍官員拿著人民的錢，不為人民做事。每一個官員都應該牢記，人民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自己是人民的公僕，應時時刻刻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做一名敢擔當、能負重、有作為的官員。不說做出上不愧於國，下不愧於民的偉業，起碼要對得起自己那份俸祿。
但「為官不為」在大陸卻是個老問題。有的官員把自己當老爺，沒有當上官時還能兢兢業業，圖表現，好上位，一旦做了官，就認為要享受清福了，不但不做事，而且還要耍威風，忘了責任意識。尤其是感覺自己上升無望時，就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墮落成碌碌無為的懶官、庸官。
有的官員將手裡的權力當成尋租的資本，而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刻意不為。民眾千急萬急，他是不見兔子不撒鷹，說白了，就是奉行「有權不用，過時作廢」，把手中的權力當成自己謀私利的資源和工具，殃及治下一方。
有的奉行「無事就是本事」，害怕多做多錯，只做太平官，看攤守業，求穩怕亂，為了不出事，寧願不幹事。如此尸位素餐，既誤時誤事，為民眾所不齒，有的恐怕已經構成瀆職犯罪，不能單純地視作「不為」。
「為官不為」20年來首次寫進《政府工作報告》，又有著鮮明的背景和現實針對性。那就是，在中共要「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經濟體制改革提速與經濟下行相伴，行政體制改革提速與強力反腐相伴，無論經濟調控還是行政治理都進入了「新常態」，一些官員面對「新常態」，表現出無奈的「不為」和有意的「不為」。
在經濟新常態下，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要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係，政府大包大攬的狀況要極大的改變，一些官員不與時俱進，不學習，不主動適應，在岸上觀望，以「沒辦過」「不會做」來為自己的懶惰作擋箭牌。
在行政新常態下，有的官員錯誤地將簡政放權理解為甚麽事都推給市場，當起甩手掌柜，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該辦的事不辦，該擔的責任不擔，貽誤了處理問題的最佳時機，造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被動局面。
反「四風」、改作風、高壓反腐更是讓一些官員找到了「為官不為」的新藉口：「官不聊生」，有甚麽幹勁?「規矩太多」，有甚麽搞頭?「動輒得咎」，何苦甩開膀子干?對中央禁令和反腐採取軟抵抗，留戀過去的亂作為，容易發財的舊時光，對「新常態」嘴上不說，心裡抗拒，消極應對，敷衍塞責，做樣子，走形式。其結果是人員不管，工作不推，經濟上不去，社會不和諧。
這說明，長期以來，一些官員已經習慣了胡搞亂為，習慣了有錢就做事，為錢多做事，不該做的也攬過來做，不該拿的錢也拿，現在稍為一規範，一些官員就不適應了，背底下有怨氣、有怨恨了，但是又不敢公開反對，更捨不得辭職走人，於是就採取了「不為」的軟抵抗方式。
一個國家、社會的正常運轉，很大一部分要靠官員、公職人員用心辦事，提高行政效率，如果很大一部分官員對中央採取「不為」的軟抵抗，懈怠無為，則一者公眾難以得到好的公共服務，二者損害執政黨和政府的形像，整個社會的發展一定堪憂。
當中央領導人三番五次批評「為官不為」時，意味著問題已經相當嚴重，人數絕非少數，懈怠無為不是一般的情形，作為最後兜底擔責的領導人，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和要求，並準備輔之以政績考核，以期激發官員的工作熱情，要求勇於承擔，率先作為。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完善政績考核評價機制，「對實績突出的，要大力褒獎;對工作不力的，要約談誡勉;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要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倘若對官員的考核評價仍然是由「上面」來決定，而不是由其治下的民眾來決定，官員就會花更多的精力去討好考核者，而不是花更多的精力把工作做好，其成效如何，需要打問號。
要是官由民選，對民負責，能上能下、能進能出，有為才有位，無為就要下台，打破「鐵飯碗」，那麽，在規範的前提下，官員也仍然會有為，而且還不敢亂為，除非他真的不想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