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月13日，趙紫陽代表中央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發表了一篇講話，史稱「5·13講話」。筆者作為講話起草過程的參與者之一，有責任把這段經歷記錄下來，留給歷史。
鄧小平說：「『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講得好。」支持趙紫陽為「反自由化」畫框框
1986年年底，正當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向深入發展，政治體制改革藍圖的設計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的時候，風雲驟起，一場學潮引發了黨內的巨大震盪。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辭職。霎時間，「反自由化」的浪潮席捲全國。如此下去，10個月後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三大，將會成為一個「反自由化」的大會，中國的改革開放有可能出現嚴重倒退甚至夭折，這是黨內外一切擁護改革的人們所不願看到的。
鄧小平從來都主張要有兩手，「兩手都要硬」。這裡，蘊含著鄧小平的兩條政治底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核心是強調黨的領導，他絕不容許在他手中葬送共產黨的政權;堅持改革開放，他需要靠改革開放來挽救黨，挽救這個政權。這兩條底線，都是為了同一個政治目的，即鞏固中共在中國的領導地位。每當他感到改革開放威脅到黨的領導地位時，他就會出來大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每當他認為改革開放遇到障礙時，他就要出來大聲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80年代曾經發生過的「清除精神污染」、圍繞十二屆六中全會「精神文明決議」發生的爭論是如此，這次「反自由化」也是如此。
胡耀邦被迫辭職後，鄧小平提名趙紫陽代理中央總書記。從1987年年初趙紫陽就非常憂心「反自由化」衝擊正在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衝擊政治體制改革研討，衝擊經濟運行，衝擊教育、科技、文化、農村等各個領域。他知道，僅憑他個人的力量，無力扭轉大局。他所能做到的，就是利用各種機會，給「反自由化」運動降溫。他後來回憶說，「那時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幾乎是用在如何防止這場反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勢力借反自由化來反對改革開放」。(趙紫陽：《改革歷程》，第205頁)
在1987年1月15日到19日舉行的全國省長會議上，趙紫陽提出了「四個不變」：全面改革的方針不變;對外開放的方針不變;現行的城鄉經濟政策不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及充分發揮知識分子作用的方針不變。趙強調，對「自由化」要旗幟鮮明地反對，但必須十分注意政策。不得層層點名，不得層層抓代理人。僅限於思想政治戰線，對經濟理論不要批，農村也不搞「反自由化」。
1月28日是農曆除夕。這天上午，趙紫陽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會議，他在講話中除了談經濟工作以外，主要談了「反自由化」的政策問題，一是絕不重複過去「左」的錯誤;二是要儘量縮小「反自由化」的範圍，嚴格限於黨內，不涉及黨外民主人士和黨外知識分子;嚴格限於思想政治領域，不涉及經濟和改革，不涉及農村，不涉及文學藝術的表現形式和技巧，不涉及生活方式;在思想理論戰線，點名批評的就那麼幾個人，不能隨便點名，點名要經中央批准。
同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並於當天發出了《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即中發1987年4號文件)，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做出了政策上的規定，強調：「這場鬥爭嚴格限於黨內，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領域進行，著重解決根本政治原則和政治方向問題。」「不要聯繫經濟改革的政策、農村政策、科學技術研究、文學藝術風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民日常生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義。黨和社會上存在的其它消極、腐敗現象，是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不要同資產階級自由化掛鈎。」
次日，趙紫陽在過年團拜會上發表講話，指出要堅持三中全會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他再次強調，「反自由化」不搞政治運動，嚴格限於中國共產黨內，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領域中進行。農村不搞。在企業和機關進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領域內，實質上也是進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則的教育。城鄉內外各項政策不變。全面改革不變，對外開放不變，對內搞活經濟不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政策也不變，不僅不變，而且要努力做得更好。
2月6日，鄧小平找中央五人小組(胡耀邦辭職後成立的代行中央常委職權的臨時機構)趙紫陽、萬里、楊尚昆、薄一波、胡啟立談話，充分肯定了趙紫陽在過年團拜會上的講話，說這個講話講得很好，你們要支持紫陽的工作;你們這個小組要工作到十三大;當前的改革開放，不是搞急了，而是搞穩了。鄧在這時支持趙紫陽，說明他認為給「反自由化」畫個框框是必要的，他也不希望他所提倡、支持的改革開放被「反自由化」一風吹掉。
趙紫陽得到鄧小平的支持，靠的是什麼?只能靠「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據筆者查到的資料，趙紫陽是在1987年1月15日的全國省長會議上，第一次談到了「兩個基本點」的說法。他說：「三中全會的基本點有兩個，一個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個是改革、開放、搞活。二者是統一的，缺一不可。四項原則必須堅持，但沒有改革開放也就沒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反自由化、堅持四項原則不會，也不能影響改革、開放、搞活，不能影響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在此後的1月30日過年團拜會上，趙紫陽再次闡述了這個觀點。
此後不久，在同年4月中央政改辦的一次會議上，時為中央改辦研究人員的陳小魯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要有一條基本路線。鮑彤接受了這個意見，對「兩個基本點」的說法進行了完善，加上了「一個中心」(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表述，成為對三中全會路線的完整概括。這種口語化的表述，鄧小平看了非常讚賞，多次說：「『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講得好。」
圍繞「反自由化」進行的博弈
趙紫陽在此前的六七年裡，一直是做總理，主管經濟方面的工作。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對於政治、理論方面的事情，大都不是很感興趣。在關於「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方面的爭論中，他處在比較超脫一些的地位。但是當他主持中央工作以後，局面很快就發生了變化。他和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的正面衝突就難以避免，很快他們就成了左派勢力的主要對手。
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根本沒有把中央4號文件放在眼裡。對於鄧小平要支持趙紫陽工作的話，他們也置若罔聞，對趙紫陽在過年團拜會上的講話和中央4號文件公開表示了不滿，他說，這些講話都是折衷調和的東西，按照這樣搞下去，「反自由化」鬥爭又會中途夭折。
在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的縱容和組織下，中宣部組織了一大批人撰寫文章，發表講話，開討論會，辦培訓班，力圖突破趙紫陽畫定的「框框」，把「反自由化」擴展到各個領域。
1987年年初，就在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簡稱中央政改辦)辦公地點的樓下——中辦廠橋招待所的二層(政改辦駐三層)，進駐了一個新成立的「寫作班子」，據說是中宣部組織的「反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中央寫作組」。這些人進駐以後，和政改辦的人在同一個食堂吃飯，但從不同桌;上下樓也經常相遇，但卻從沒有交流。
「寫作班子」收集他們認為犯有「自由化」錯誤的人的文章、講話，摘錄所謂錯誤觀點，整理編印成冊。印成的材料發給有關單位的「寫作班子」，按摘錄的材料寫批判文章，連篇累牘地在報上發表。趙在書記處會上讓他們停止這種做法。「(同上，第215頁)
4月6日到12日，《紅旗》雜誌文藝部、《光明日報》文藝部、《文藝理論與批評》三家報刊在河北涿州開了一個」組稿會「。實際上，這個會是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支持下召開的，參加會議的共有來自全國宣傳、理論、文化等方面的理論工作者120多人，其內容也遠遠超出了」組稿「的範圍。會上確定了一批文藝大批判的題目。當時理論界對這個會議論紛紛，傳說這次會上準備批判100多個人，並且組織了包括政治、經濟、哲學、史學、文學、藝術、教育等在內的若干個」大批判組「。趙紫陽得知涿州會議的情況以後，擔心會超出4號文件的範圍，派人調閱了這次會議的全部錄音帶和會議簡報。(參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2010年12月修訂版，第303頁。趙調閱後由誰處理、如何處理，筆者沒有查到資料。但據了解，有幾個大批判組確實成立了，但未及運作，趙紫陽的」5·13講話「就發表了，大批判便無疾而終)
當聽到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在當年3月召開的全國宣傳部部長座談會上提出要進行」第二次撥亂反正「(第一次撥亂反正，是指70年代末期以否定文革為標誌的思想解放運動)，趙紫陽十分氣憤，嚴厲地批評了王忍之，說：「你撥誰的亂?反誰的正?」趙還批評他：「聽到小平說『主要是反左』，你們宣傳部如喪考妣，這是什麼精神狀態?」(參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2010年12月修訂版，第303頁;趙紫陽：《改革歷程》，第208～209頁)
主管意識形態的幾位領導人認為，「反自由化」之所以搞不下去，就因為老有人在那裡劃界限。
在3月13日中宣部召開的全國宣傳部部長座談會結束時，當趙紫陽說到「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情況已經開始扭轉」時，鄧力群突然插話表示不同意見，「有人認為，說自由化的受到了批判，干自由化的沒有問題。」趙紫陽朝鄧力群轉過臉去，微笑著反問道：「老鄧，你的意思是不是認為現在搞的承包、租賃和股份制都是搞資本主義?」在經濟改革中搞承包、租賃和股份制都是鄧小平支持的，如果他把這些說成是自由化，等於是反到了鄧小平頭上。鄧力群因此無言以對。(同上，第五部分，第二十四節)
鄧小平同意重新發表「8·18」講話，認為必須從現在起著重宣傳改革開放這一面，為十三大的勝利召開做好輿論準備
對當時國內「反自由化」運動愈演愈烈，且有擴大化的趨勢，趙紫陽和中央政改辦研究人員們的心情十分焦慮。
4月25日晚上，中央政改辦對當時改革開放和「反自由化」的形勢進行了一次內部討論。在這次會上，許多人發言，認為情況不能再繼續這樣下去了，應該進行必要的調整。如果這種局面不能得到儘快扭轉，不但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不下去，而且即將出台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很可能夭折。特別是5個月後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三大，很可能開成「反自由化」的大會，改革開放將難以為繼。
會上，大家紛紛列舉了「反自由化」以來出現的奇談怪論，比如，這次「反自由化」是「第二次『撥亂反正』」;提「兩個基本點」不準確，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二者不能並列;經濟上的自由化是政治自由化的基礎，不反經濟自由化，政治上的自由化也反不了;中央規定不批經濟上的自由化，不等於經濟領域沒有自由化;三中全會以來的實踐證明，必須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不然不能堅持社會主義;實行廠長負責制是不要黨的領導，是自由化的具體表現，等等。這些言論都直接背離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有些話甚至直接批到了鄧小平頭上。不僅如此，甚至連為文革翻案的主張都出來了，什麼「自由化就在黨內，說明有走資派，毛主席的話沒有錯」等。說這些話的人，絕大多數都是黨的中高級宣傳理論幹部。
聽到這些明顯背離三中全會路線，背離鄧小平「兩個基本點」的主張和言論，特別是中央宣傳部門的領導人也加入其中，大家都感到形勢嚴峻。當晚，鮑彤根據這次會議情況起草了一份報告。這個報告的內容主要是：有人似乎把四項原則與改革開放對立起來。反自由化的態勢對當前改革有影響，對十三大政治體制改革出台不利。建議抓一抓改革的輿論，在宣傳上，改革與「反自由化」並重是必要的。同時，建議在7月1日重新發表小平同志1980年的「8·18」講話，這是我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有了鄧小平的這篇文章，就什麼話都不用說了，我們就是落實鄧小平思想。而且，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話，是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這是經過中央認可的，同意的。4月27日晚，這個報告送到了趙紫陽手中。
28日上午，趙紫陽來到鄧小平家。關於這次會見，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中是這樣記載的，「我與鄧小平作了一次長談。向他匯報了幾個月反自由化鬥爭之後，大氣候已經起了變化，自由化言論占領輿論陣地的情況也基本改變過來了。而在一些人中間，以左反對改革開放、借反自由化來否定改革開放的論調仍然甚囂塵上。這種氣氛與把十三大開成改革開放大會的要求極不協調，必須從現在起著重宣傳改革開放這一面，為十三大的勝利召開作好輿論準備。我的意見得到鄧的贊同。他要我好好準備，最近就這個問題講一次話。」趙紫陽還建議，7月1日重新發表1980年鄧小平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講話(「8·18」講話)。(同上，第217頁)趙在匯報中還談到了政改辦報告中所反映的那些情況，這讓鄧很吃驚。鄧小平說，贊成「兩個基本點」的說法。去年的事情(指胡耀邦辭職)不應該影響改革開放。暫時收一下是必要的，但改革要堅持，要加快。鄧還交代說，十三大報告的稿子很重要，有個東西就先拿來，我們也出出主意。鄧小平還表示，同意七一重新發表他的「8·18」講話。據《鄧小平年譜》記載，參加談話的還有楊尚昆和薄一波。
鄧小平在「5·13講話」稿上批示：「完全贊成。」
4月28日中午，趙紫陽辦公室打來電話，要鮑彤儘快去一下。大約一個小時後，鮑彤回到辦公室，立即召集周杰、陳一諮、陳福今、吳國光、黃海、張偉和筆者等人開會。會上，鮑彤先向大家介紹了趙紫陽和鄧小平見面的情況，說，我們要為紫陽準備這個講話，5月2、3號拿出來。請幾位同志先拿出一個初稿。當時進行了分工，由吳偉、張偉、黃海各寫一部分，吳國光統稿。(提到的幾人均為中央政改辦的工作人員)
然後，鮑彤向大家轉達了趙紫陽對起草這個稿子的意見。紫陽說：五一後要找宣傳、理論部門，黨校方面的人開個會，講一次話。首先書記處要議一下。講兩點，一是講「反自由化」，二是講改革的宣傳工作。「反自由化」，要講大氣候已經變了，局面已經控制住，但真正深入下去還要做許多深入艱苦的工作。昨天書記處開會，就曾經說到，要堅持正面教育，要深入到人們腦子裡面去，真正起作用，有效果。講話一定要兩面寫。「反自由化」要寫得充分，不能輕描淡寫。一是正面教育如何深入;二是對犯過自由化錯誤的同志抱什麼態度。要講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承認錯誤改正就好。對整個「反自由化」的形勢要有個分析、估計。講清下一步怎麼深入，對犯錯誤的同志怎麼辦。要給政策，要開生活會，耐心幫助，講明這是黨的信任，不要頂牛。
在講到改革開放時，趙紫陽說，講改革開放的輿論宣傳，要能站得住。對這方面的錯誤觀點可以歸納一下，這種觀點不是不允許講，但它證明背離三中全會路線的觀點仍然存在，因此有宣傳改革的必要。對一般的錯誤觀點，可以說得和緩一些，對黨校出現的錯誤觀點(即3月在黨校的一次座談會上，有人說「兩個基本點不能並列，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指在1987年3月中央黨校的一次座談會上，有人提出「兩個基本點不能並列，『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要說得嚴肅些。要讓大家看清世界大勢，哪個社會主義國家不在批評僵化教條?我們有些同志思想卻沒有進步。
在轉達完趙紫陽的意見之後，鮑彤提出了一些具體要求。他說，要收集一些材料，做些歸納。哪些該講，那些不該講，哪些講了有意義，哪些講了沒意義。該講的一定要講，可講可不講的就不講。材料要確實，口氣要緩和。要講清，上半年的波折，不應該影響改革開放，還要加快步伐。要站得住，通得過，要全面，有水平。最後可以歸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一定不能搞;改革開放一定要堅持，要加快步伐。
初稿很快就寫出來了，又由陳群林進行了潤色，磨掉了稜角，大家又討論修改了一次，鮑彤在上面進行了多處修改。
5月3日，這個稿子報給了趙紫陽。次日，趙紫陽看了以後，又送中央五人小組楊尚昆、薄一波、萬里、胡啟立閱，同時也送給了鄧力群，均未表示不同意見。趙紫陽在稿子的首頁上給鄧小平寫了一個簡短的報告。報告說，小平同志：根據您四月二十八日講的精神，我準備在近期召集宣傳、理論、新聞、黨校等有關方面同志開個會。現將講稿送上，請審閱指示。如原則同意，我再找一波、尚昆、萬里、啟立同志醞釀一下，並提請書記處討論，最後再開會布置。5月5日，鄧小平在這個稿子上批示「完全贊成」。
此後，趙紫陽又召開了書記處會議，討論這個講話稿子，力爭在講話之前化解掉可能出現的分歧。幾位與會的中央書記處書記都認為這個講話很重要，決定把原來打算只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講的範圍，擴大到全體在京黨政軍群部級以上領導幹部，並且在會後要下發文件，擴大傳達到全黨。
5月13日下午3時，這個「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以上系統在京各單位，中央、國家機關部委部以上領導幹部共1000多人參加了會議。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顧委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幾乎全部到會。筆者也參加了這個會議。會議由萬里主持。趙紫陽在會上發表了講話。
在這篇講話中，趙紫陽對當時有人提出要打破4號文件的「框框」，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到經濟領域的主張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他說，「這種意見對不對?不對。中央在4號文件中明確規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明確的範圍，不要聯繫經濟改革的政策，農村政策，以及其他等等。所以要這樣規定，一是因為現行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不存在什麼自由化不自由化的問題;二是因為現行政策的穩定是經濟局勢穩定的前提，不允許把人心搞亂。試問，如果把現行政策說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產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樹的砍樹，殺豬的殺豬，誰負這個責任?所以，所謂打破4號文件『框框』的論調，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言論，政治上是錯誤的，組織上也是違反紀律的。這種論調，同我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宗旨沒有共同之點。」
趙紫陽說：「改革已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潮流，不改革沒有出路。四個堅持是我們的基本原則，改革、開放、搞活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方針、總政策。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搞活就搞不下去;不改革、開放、搞活，四項基本原則也堅持不好。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然會滑入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道理比較好懂。其實，不改革，也必然會助長資產階級自由化。因為只有改革，才能發揮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大大發展生產力，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充分顯現出來，使社會主義真正具有吸引力。如果不改革，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限制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搞得社會主義沒有多少吸引力，豈不是給資產階級自由化幫了大忙?所以，兩個基本點是統一的，既不應拿這個來排斥那個，也不應拿那個來排斥這個。二者之間的關係，是唇齒相依的關係，不是互相排斥的關係。兩個基本點統一起來，才是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完整內容，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是有生命力的、有血有肉的、實踐中的科學社會主義。」(趙紫陽：《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單行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
主持會議的萬里在趙紫陽講話結束以後說，今天紫陽同志的這個報告非常重要，非常及時。它不僅是對宣傳、理論、新聞、黨校的同志們講的，也是對全黨講的。今天各部門都來了，各地各部門所有的領導幹部都要結合自己的情況進行貫徹，中央還要專門發文件。
趙紫陽「5·13講話」精神被迅速傳達了下去，只講「反自由化」而不講改革開放的「運動」來了個「急剎車」，改革開放再次成為輿論宣傳的主流。很快，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工作也開始提上了日程，為把中共十三大形成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為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全黨日程做了思想輿論上的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