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一件當年插隊時候的舊事。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我和上千萬的中學生一樣，插隊到了邊疆農村。一年後，我們這些來自上海的知青們突然發現，很多人的家庭出身從「職員」變成了「地主」。這在當年是一件大事，這是會影響你一輩子的。於是知青們都到公社去問，為什麽搞錯了這至關緊要的家庭出身。公社的回答是沒有搞錯，經過檢查你們的檔桉，你們原來的家庭出身「職員」是錯的，應該是「地主」。可是這些知青的父親都是上海的教師、機關幹部、醫生、商店店員，有不少還是中共黨員，甚至是黨支部書記。在上海的時候，這樣的父親的成分就是「職員」，所以他們子女的家庭出身就是「職員」。公社說，不對啊，你們檔桉里記載，你們的爺爺，也就是父親的父親，是「地主」，所以，按照政策，你們的家庭出身應該是「地主」。
知青們大驚，原來這農村的家庭出身是跟著爺爺輩走的，雖然很多人連爺爺的面都沒見過。可是，也有少數同學，爺爺輩是農村的窮人，父輩到上海來打工，最後開個小店，辦個作坊，成了資本家。這些知青的家庭出身卻仍然是「資本家」。於是就去問公社，既然政策規定家庭出身跟著爺爺輩走，那麽我的爺爺是農村窮人，為什麽家庭出身不改為貧僱農，仍然是資本家呢?公社的回答十分的理直氣壯：因為你們的父親是資本家，你們的家庭出身不是資本家是什麽?
顯然這樣的政策有邏輯上的問題，公社的幹部卻並不認為這裡面有任何問題。知青和公社政工幹部，在這樣一個形式邏輯問題上竟然怎麽也達不成共識。多少年後我才突然醒悟，在中國的政治現實下，你若以為釐清邏輯能達成共識，以為達成共識能尋求公平和正義，那你就太simple了，太naive了。文革中的中國，是靠「革命」兩個字給這個國家輸氧，才撐著那口氣，否則那樣荒唐、那樣匱乏、那樣反文明反人類的政權，早就該垮了。而所謂革命，就是用一種恐怖氣氛來震懾所有人。這就需要敵人。敵人就是所謂黑七類，地富反壞右資本家等等。可是黑七類是隨著不斷的運動而要損耗的，漸漸地就會顯示「敵人」供應不足的問題。為了維持足夠的敵人，最簡單的辦法是「老子反動兒溷蛋」，設法把敵人的兒子女兒也充當敵人。這就是上述公社政治幹部邏輯的來歷。
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今天，如果你嘲笑當年的這種邏輯荒唐，那就又一次太simple太naive了。中國的政治制度，就像北朝鮮一樣，是須臾離不開敵人的。沒有了敵人，這個制度就沒有了如此繼續存在下去的理由。
文革後的改革開放，是從撥亂反正開始的。其中之一就是不要再製造那麽多的敵人了，因為共產黨的成員就個人來說，在十年文革中差不多都當過了一次敵人，知道當敵人滋味不太好，而且難免一圈一圈輪流，早晚又要輪到自己的。於是給地主富農都摘了帽，給右派改了正，社會上的階級敵人少了，漸漸地不提階級鬥爭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不再用階級敵人來震懾社會，說明當時是在走向政治制度的改革。後來政治制度改革胎死腹中，那麽製造敵人就仍是必然的，因為這樣的制度沒有敵人就無法維持。於是就有了以後二十年的「維穩」。維穩的本質就是「對敵鬥爭」，用階級鬥爭來維護政權，沒有敵人也要製造敵人出來。
敵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里的主角，沒有敵人怎麽搞階級鬥爭?不搞階級鬥爭那麽馬克思主義豈不空洞化，沒什麽實質性的東西可搞了?周永康薄熙來都是回歸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派，他們若上台，必大搞階級鬥爭。他們下去了，現在台上的人，只要不想改革政治制度，那麽也只有回歸馬克思主義，走階級鬥爭這條路。
馬克思主義的祖師爺有德意志人繁瑣哲學的特點，非常地顯示「理論」。這一點對講究實際不重理論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有利有弊，弊的一面是中國人搞西方引進的東西從來也沒有正宗過，因為沒這個能力正宗，動不動就「中國化」，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一定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結出世界上最壞的果子;利的一面是誰也沒有真懂過馬克思的理論，老百姓更不懂，於是不懂的人就可以十分坦然地忽悠更不懂的。
據最新報導，在中國最高級最好的高等學府北京大學開了一個「中國道路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協同創新工作會議，據說要籌辦「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展開《馬藏》編纂工程，建設國際馬克思主義文獻中心等等。
今日馬克思主義有一個邏輯問題，當年的公社政工幹部能解決，不知如今在那裡開會的教育部長和北大校長們如何應對：誰是無產階級，誰是垂死沒落的資產階級?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照著毛澤東的方法論，該怎麽分析今日中國社會的各階級?這些「搞理論的」人若站到天安門廣場吼一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會不會讓便衣警察摁到地上痛揍一頓?會不會被起訴「尋釁滋事」、「擾亂公共秩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關進大牢?希望他們能試一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