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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登奎之子:毛澤東與林彪的生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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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時,在《我的一點意見》裡,毛澤東雖然還拉上林彪,給他打了點掩護;不過那只是策略,林彪跟毛澤東幾十年了,自然也不會不知道這個。毛澤東把布下的「路線鬥爭」的網,越收越緊,步步緊逼,想讓林彪就範。林彪看到:他和他的「幾員大將」,搞「文鬥」不行,搞「武鬥」可能還有點本錢;於是「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調整部署、整備力量,另組「小艦隊」,準備搞「武鬥」,而且要「破釜沉舟」、拼個「魚死網破」,竟然對毛澤東動了殺機。

廬山會議時,在《我的一點意見》裡,毛澤東雖然還拉上林彪,給他打了點掩護;不過那只是策略,林彪跟毛澤東幾十年了,自然也不會不知道這個。實際上,他們兩個人在政治上的關係,在廬山會議上,己經徹底決裂了。毛澤東和林彪鬥法,在全黨發起了「批陳整風」運動:——他「綱舉目張」,再次祭起「路線鬥爭」的旗幟,把黨的歷史象中藥鋪里的「十全大補」一樣,排列成「十次路線鬥爭」,使政治鬥爭在宣傳上頗具廣告效應;並且用「拋石頭」、「摻砂子」、「挖牆角」的「三大措施」,把他布下的「路線鬥爭」的網,越收越緊,步步緊逼,想讓林彪就範。對「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林彪同樣心知肚明,而且林彪的個性特點和政治意志,和毛澤東同樣固執和倔強,雖然他的政治理念所追求的目標,比毛澤東要容易理解得多:也就是有了統治權力,按老路子搞點建設吧。在「廬山會議」上發動「清君側」的「政治戰役」敗下陣來之後,林彪看到:他和他的「幾員大將」,搞「文鬥」不行,搞「武鬥」可能還有點本錢;於是「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調整部署、整備力量,另組「小艦隊」,準備搞「武鬥」,而且要「破釜沉舟」、拼個「魚死網破」,對毛澤東動了殺機。

毛澤東與林彪

始於「九大」前後的毛林分岐,其實質是「文化革命」

說起來,當年廬山會議上發生的事,並不是偶然發生的。

在1969年春黨的「九大」前後,林彪和毛澤東在「文化革命」問題上分道揚鑣了。「糜不有初,鮮克有終」,林彪同毛澤東一起搞「文革」搞了三年以後,他改變主意了,不想再跟毛澤東一同「繼續革命」了。

「九大」的《政治報告》,突現了兩人的根本分岐:毛澤東讓陳伯達牽頭起草,但陳伯達的稿子,卻是按照林彪的意圖寫的,這個稿子被毛澤東否定了;這時,參加「九大」的代表們已經來到北京,毛澤東臨時又讓張春橋姚文元重新起草,他自己親自修改定稿,論述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線。

於是,在黨的「九大」會議上,原來反映林彪思想的那個《政治報告》,被毛澤東否定了;而後來這個《政治報告》,林彪在大會上只是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事前連看也不肯看一遍,還語帶譏諷地說,他「不願掠他人之美」。對於林彪,這恐怕遠不是個心情不太愉快的問題,作為政治家,林彪懂得這意味著什麼:《政治報告》仍由他作,面子和地位雖然有了,但政治家是行動者,《政治報告》則是「行動綱領」,今後全黨的中心工作,還要貫徹毛澤東關於「文化革命」的路線。對此,林彪的不滿溢於言表:「什麼路線,還不是毛線!」由此,他同毛澤東在「文化革命」問題上的分岐具有了根本的性質,並且已經系統化和理論化了。

「文化革命」,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是他晚年的一樁事業。按照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雖然到召開「九大」時,各省市的「革命委員會」己經成立、「全國山河一片紅」了,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任務和「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要「落實到基層」,還要繼續努力,有許多工作要做。

或許,毛澤東還會認為,到各省市「新生的紅色政權」成立,黨政系統的問題,算是初步解決了;但是,軍隊系統的問題,由於「文化革命」戰略部署的需要、要擔負「三支兩軍」的任務,沒有能夠很好地在「群眾運動」的「大風大浪」中「經風雨、見世面」,仍是一種缺憾。下一步,應該找個機會、想點辦法,讓軍隊系統再補一下「文化大革命」前一個階段所缺的課。

——說起來,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也算是「陽謀」,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上寫得很清楚:「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這些人物,有些己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在通過這個文件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林彪意氣昂然,唱的是紅臉,實際上主導和左右了這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會議的進程和結果;可時過境遷了,這些以特有的語言風格反映當年亢奮的「時代精神」的話,如今聽起來,林彪怕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

關於「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五.一六通知》是一個戰略性質的文件。

顯然,這裡並沒有把解決軍隊系統問題的任務除外。從這個角度看,1967年夏秋時,毛澤東否定和批判「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對他而言,可能只是基於文革「戰略部署」、出於「穩定軍隊」的需要,是一種戰術性的策略。《五.一六通知》,毛澤東親自動手修改了許多遍,對「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和戰略目標,他是不會忘記的。對林彪,這也是有言在先的事,「勿謂言之不預也。」

因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線,全黨還要繼續貫徹,也就是說,「文化大革命」還要搞下去。在黨的「九大」會議上,毛澤東把他的意圖,作為全黨今後的「行動綱領」,寫進了黨的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更加正規了,也取得了正統性的地位。

而林彪對「文化革命」的想法,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長篇講話里,他實際上己經進行了一番相當系統的論述:

首先,他從全世界的宏觀角度,洋洋灑灑地介紹了世界歷史上的「三次文化革命」:「義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和「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接著,他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列入世界史上的第四次「文化革命」。——這種說法,不僅很是新穎別致,也是一頂大大的高帽子,因為這種說法,使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僅是國際共運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具有了能夠載入世界文明史的意義。

然後,林彪又以宏大廣闊的視野和簡明通俗的語言,論述了他所稱的「三大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之間「相互轉化」的關係: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由文化界的「文化革命」開始,然後發展與轉化到黨政部門的「政治革命」階段;現在已經勝利了,下一步,該發展與轉化到「經濟革命」的階段了。

——林彪這番宏論,在當年,讓那些對世界歷史所知有限的中央委員們,聽來頗為新奇,令人耳目一新,大家都為「付統帥」的淵博而讚嘆不已。據林彪自己說,對陳伯達為他寫的九大《政治報告》的稿子,他「並不是很滿意」,他「還是更喜歡」八屆十二中全會時的這個稿子。

當然,在歷史學家看來,林彪在這裡所作的類比,也許有點不倫不類;不過,林彪也不是想改行去當個歷史學教授,所以我們對他的這些史學論斷,也不必學究氣地過於「較真兒」。作為政治家,林彪所傳達的意圖,實際上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作為「文化革命」的階段和「政治革命」的階段,既然己經勝利了,就應該轉為「經濟革命」、也就是經濟建設的階段了。

但是,毛澤東的眼光,在黨內鬥爭無數驚濤駭浪中已經修煉得十分老辣,對林彪心裡盤算的那點小九九,其洋洋灑灑的宏論背後真正的潛台詞——「權力己經到手,文革可以結束」,他早己從蛛絲馬跡中洞若觀火。

在中國革命的長期歷史上,林彪跟毛澤東幾十年了,對與他這位「親密戰友」的友誼,毛澤東還是很珍惜的;當然,這種「親密戰友」的關係,在毛澤東心中,主要仍然是政治的,而不是個人性質,這倒未必是毛澤東「不念舊情」,而是他作為一個政治家,更關心現實政治目標的需要。

——在這方面,毛澤東做得實在有點太過分,他甚至把他同家庭成員的關係也完全政治化了:建政初期,為了剷除舊中國官場「任人唯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腐朽裙帶作風,為政壇新風作出表率,毛澤東拒絕給他所有親屬安排工作以照顧;但後來,為了「文革」的政治需要,卻把他的家庭成員推上極不相宜的政治高位,儘管這也是她(他)們自己的願望,但她(他)們對「文革」前景的莫測與兇險,卻未必都能象毛澤東那樣有那麼深刻的認識。毛澤東這種很不尋常而且遭人詬病的用人的做法,在他看來,也許就象當年動員他的弟妹和家人走向革命道路一樣吧,可是這一次的結果,卻使他的家人成了他「文革」的殉葬品。

因此,這個時候,毛澤東對林彪這位「親密戰友」,或者使他重新回到「文化革命的路線」上來,同他一道「繼續革命」,並且要用實踐證明確實如此;否則,為了他的「文革」事業,就要把林彪從「付統帥」和「接班人」的位置上拿下來,就象「文革」之初把他在延安時代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劉少奇拿下來一樣。

——從更早些時他曾經成功地把張聞天這位「明君」從「總書記」的位置上拿下來的歷史經驗看,對毛澤東來說,這似乎也並不是什麼非常困難的事,起碼並非絕對辦不到。在毛澤東的一生中,依他的「鬥爭哲學」來看,不論在黨內還是在國際上,不論是鬥勇還是鬥智,除了同史達林最後算是打了個平手,還沒有什麼人是他應付不了的對手。林彪跟他幾十年了,是他看著成長起來的,對付林彪,他有充分的自信。

廬山會議前,毛澤東和林彪己經在暗中「較勁」

不過,這一次他對付林彪,事情卻也並不輕鬆。「文化革命」搞了三年之後,林彪的權力急劇膨脹,「九大」前後,他在中國政壇的地位正處在顛峰時期:整個軍隊由「林付主席直接指揮」,黨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都「軍管」了,全國各省市的地方政權,由於「三支兩軍」而實行「軍、干、群三結合」的體制,其主要權力也在軍隊的支配性影響之下,在文革中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軍隊的作用和地位又有了進一步的提升;尤其是軍委的領導班子,在羅瑞卿和楊成武先後被拿掉以後,對黃永勝為首的「軍委辦事組」一班人,林彪很信任、很放心。——大概就象「遼瀋戰役」之前毛澤東當年那句顯然帶點讚許和得意的誇獎吧:「林彪壯得厲害!」

此時,倘若設身處地為林彪想一想:如果「文化革命」的「繼續革命」還要搞下去,中國政壇既成的權力格局,勢必要「重新洗牌」,對林彪來說,那豈不是要自亂陣角嗎?用「文革」時代的話來說,再搞「天下大亂」,那就不是「亂了敵人」、而是「亂了自己」了。「煮熟的鴨子又飛了」,到手的權力格局再用自已的手把它搞亂,林彪自然不想幹這樣的事。可是,如今再選擇「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人生之路,又叫他「縱然是舉案齊眉,到底意難平」呢,即使弄到個「舍熊掌而得魚」的「軟著陸」的結局,象陳雲鄧小平那樣靠邊站、坐冷板凳,作為一個政治家,那種百無聊賴的日子怎麼過得下去呢?

看來,自問並不缺乏謀略和定力的林彪,儘管在「文化革命」發動時,也曾有幾度「臨事而懼」的思慮猶豫和「待價而沽」的盤算計較,可幾番「半推半就」的姿態之後,還是進了這「難辦的曹營」。

如今,「文化革命」己經搞了三年了,事情弄到這種地步,形格勢禁,己成「騎虎難下」之勢了。林彪那時的心情,也許就象《紅樓夢》裡的那個晴雯吧:早知道象今天這樣「擔了個虛名兒」,又何必「文革」發動前後的當初,同毛澤東演那一出「二人轉」呢?

可是,林彪卻不是等閒人物,同他在「文革」的公開場合一再表示「祟拜」的姿態和「大樹底下好乘涼」的言論有所不同,在他內心深處,對毛澤東是另有一些看法的。跟著毛澤東幾十年了,作為學生,他才氣不凡,耳提面命,對老師的謀略,也看出一些門道。這位個性極強的「常勝將軍」,絕不願就此認輸,「毛主席的好學生」當了幾十年了,難道還沒有「出師」嘛?他不肯就此善罷干休,要試試自已的身手,同他的老師「過兩招兒」。

毛澤東和林彪真正的分岐,有如巨大的冰山,深深地隱藏在水面之下。在後來的廬山會議上,公開鬧騰地厲害的,基本上集中在「稱天才」和「設國家主席」兩個問題上,不過這只是冰山浮出水面上的部分。

關於「天才」問題,自毛澤東在修改「九大」《政治報告》中親自划去了「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這三個副詞時,己經同林彪在「文革」中給他捧場的那些言論劃出了一條界限,毛澤東把他的個人威望「反其道而用之」,為隨後同林彪的分岐與鬥爭預先留下了伏筆。在此後的日子裡,毛澤東在中國政壇的鬥爭中開始頻頻使用他的這個新的政治武器。

有這樣一個故事,相當典型地反映了當年毛、林之間關係的政治氣氛:

1970年夏,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到人民大會堂開會,毛澤東一下車,看到北門上掛著他的畫像,發了脾氣,用他特有的辛辣嘲諷的口吻說:「我的像到處掛,叫我給你們站崗放哨,風吹雨打日頭曬,殘酷無情!統統摘下來,不摘下來,我就再也不進大會堂。」進了北大廳,毛澤東看到原來掛畫的地方,都掛上了「毛主席語錄」,又生氣了,說:「我那幾句話就有那些大的作用,到處寫,到處掛,討嫌!」並且當下就向周恩來布置:「恩來,叫人統統摘下來!」隨後,自然是周恩來去落實毛澤東的這些「最高指示」。

在當年的政治氣氛下,毛澤東此舉並不是小事,也不是個單純的「謙虛」問題,明眼人都知道,這是對著林彪來的。果然,在後來的廬山會議上,它成了林系大將「清君側」時敲打周恩來的口實。顯然,毛、林之間文革初期的「政治密月」,己如「昔日黃花」了。不過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今後毛、林的爭執中,毛澤東可以指望周恩來在大關節方面繼續站在他這一邊。

毛澤東見事很透,他當然會想到政治主張的分岐,勢必延伸到人事權力的爭奪,他料到林彪會打「國家主席」的主意:——「國家主席」,在中國當時的國家體制中,雖然只是個虛職,但如果實權己經在握的話,「名正言順」的意義就不一般了。如果林彪「名至實歸」,黨、政、軍大權在握的「實權」,再加上「國家主席」的「虛職」,即便是「國家副主席」也罷,其「接班人」的地位,就更加不可動搖了。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林彪在「文革」問題上堅持同毛澤東對立的意見,關於「文革」的事情,麻煩就大了;於是,毛澤東未雨綢繆,在討論憲法草案修改時,乾脆建議取消「國家主席」的職位。

——就事論事地說,毛澤東撤銷「國家主席」職位的意見,確實沒有多少道理:國家體制,在任何國家都是很嚴肅的事,「國家主席」,不能「因人設職」,也不能因人「撤」職嘛,不能你毛澤東不願意當,又不想讓林彪當,就撤銷「國家主席」的職位。

不過那個時候,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文化革命」是他壓倒一切的考慮。在毛澤東看來,「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是創造歷史的大事業,與此相比,撤銷一個「國家主席」的「虛職」,算得了什麼大事?

「文革」時代,「天下大亂」,各級黨委「停止組織活動」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級政府部門都衝垮了,「公、檢、法」的專政機關也「砸爛」了,還有什麼「工、青、婦」的各級機構,也一概沒有了,……國家政權這些重要得多的部門、甚至核心和實權機關,統統都不起作用了;

在國家政權的最高層,「國務院」成了「業務組」,「軍委」成了「辦事組」,連「黨中央」也成了個「碰頭會」……;

那又怎麼樣呢?用他的話說,地球不是照樣還在轉嗎?

所以在毛澤東看來,「國家主席」這樣的虛職設不設的,原本就算不了什麼大事,完全可以根據「文化革命」的現實政治需要而定。

因此,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前,對撤銷「國家主席」職位的事,毛澤東先後六次作出明確批示,企圖用他的權威,把林彪的意見壓下去,讓他死了這條心。

實際上,林彪同毛澤東在人事權力方面的爭奪,比「設國家主席」更嚴重的事情,是所謂「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了解中國政壇的人應該知道:這簡直就象「玄武門之變」以後的秦王李世民,向毛澤東「逼宮」了。

還有那個著名的「林付主席一號命令」。如今人們都知道,「文革」期間,整個國家政權幾乎完全依靠軍隊維持,而軍隊是拿槍的,因此動用軍隊的事,高度集權,甚至調動一個排,都要經過毛澤東批准。這個規矩,林彪自然不會不知道。「珍寶島」事件後,中蘇北京機場會談前,形勢確實嚴峻;但軍情再怎麼緊急,讓百萬大軍進入「超級戰備」,報告毛澤東的時間還是有的嘛。事後看,如果此舉是做給蘇聯人看的,怕是判斷失誤了;那麼,公然「先斬後奏」或者說「邊斬邊奏」,是做給誰看呢?這樁事,恐怕不光是瞞不過毛澤東吧。

以上所舉的兩件事,都涉及「軍權」,這對任何國家,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比如,倘若作為國防部長的拉姆斯威爾德,宣布他是美國陸海空軍總司令,整個美國軍隊由他「直接指揮」,你問問小布希願意不願意?美國憲法允許不允許?毛澤東和林彪都是打了一輩子仗的人,他們都不會不知道,「軍權」,這是什麼份量的問題!林彪當年在「四野」,也曾是百萬大軍的統帥,自然不會不知道「直接指揮」這句話的輕重。而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掌握了軍隊的統帥權,於是,關於「政治路線」的是非糾葛,完全可以從長計議,放到延安整風時再理個頭緒,這也使他在和張國濤的較量中棋高一著、占得先機。

在那個似乎只是個所謂「提法」的問題上,在中央最高當局,曾經發生過一場嚴重的政治爭議。其原委是,廬山會議前夕,1970年的「八一社論」在中央審稿時,陳伯達堅持「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張春橋則主張採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雙方爭執不下,由周恩來和黃永勝去當面請示毛澤東本人定奪。可是,對這件涉及軍權的事,意志強悍的毛澤東,在明確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見之後,經過一番對現實情勢的權衡估量和因勢利導的運籌盤算,竟然把己經說出口的「最高指示」,又強咽回去了。這個關於「提法」的爭執,最後的定稿,在周恩來和黃永勝於門外坐等的情況下,以毛澤東讓汪東興圈去「毛主席和」四個字了結。為了顧全大局,毛澤東不得不忍讓於一時。——可見當年的林彪是何等權勢!

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和林彪的一番較量

對廬山會議,直到今天,人們的關注,包括「正史」中講的,也是在「稱天才」和「設國家主席」這些人事權力的鬥爭方面,而忽略了毛澤東和林彪當時在政治主張上的分岐,就是說,只看到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而沒有看到水面之下冰山的主體。實際上,毛澤東和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一番較量,深一層看,真正要害的問題,是「文化革命」,這是他們兩人在政治路線方面的實質性分岐。

不過,毛澤東在「九大」會議上雖然堅持了「繼續革命」的「文化革命」路線,但他知道,「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進退攻守,還須掌握一點節奏。而且,毛澤東畢竟是這個國家的當家人,這個時候,他之所以隱忍不發、暫取守勢、難得地委曲求全於一時,是因為當時有幾件國內國際十分緊迫的大事,必須在廬山會議上先作一些安排:

黨的「九大」開過以後,要籌備召開「四屆人大」,「修改憲法」以體現「九大」路線,對政府的工作和人事也要作出安排,經過「文革」,黨和國家要走上新的軌道,有許多事情要辦;另外,撤銷劉少奇黨內職務的事,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己經通過了,但劉少奇的國家主席是黨外職務,總還要在「人大會議」上辦個手續吧,否則,此事日後會留下「違憲」的口實;

國民經濟計劃,也須在全會上討論通過,而後在「四屆人大」上作報告;

「珍寶島事件」之後,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中蘇兩國軍事對峙的形勢十分嚴峻,事關國家安危,戰備問題也需要全黨作出通盤安排;

也許毛澤東更有興趣講一講的,是關於「形勢問題」:國際戰略格局正面臨重大轉機,毛澤東精心運籌多年,中美關係快要出現突破了,這是他的得意之作。在這次中央全會上,也想乘機給大家吹吹風,讓黨內有點心理準備。

可是在林彪看來,眼下這個時機,卻是不可多得的。大概是從《史記》、《漢書》關於「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的宮庭智慧中得到一些啟示吧,於是在廬山會議上,他發動了一場「清君側」的「政治戰役」。

這可能是一種軍事智慧吧,作為戰術天才,林彪對此自然不陌生:自1966年夏開始,毛澤東在「文革」問題上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勢,一直牢牢地掌握著政治形勢的戰略主動權;如今,「文革」己呈「再衰三竭」之勢,而且黨內對「文革」潛在的不滿情緒相當普遍;眼下,毛澤東又需要調整部署、安排辦理一些別的事情,在「文革」問題上只好暫取守勢,態勢自然比較被動。這樣,「主動權」——這個他們兩個都不陌生、並視為軍事上也是政治上克敵制勝的法寶,正從毛澤東的手中悄然滑落,這位政壇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暴露在林彪的眼前了。看來,老虎也有打盹兒的時候。

不過,「戰機」稍縱即失,若是等毛澤東騰出手來,「攻守之勢異也」,就又是一番光景了。林彪「抓住機遇」,果斷出手,在九屆二中全會的開幕式上掄先發言,出其不意地發起「短促突擊」;同時,按照事先的部署,安排他的「幾員大將」,「搞地下活動」、「秘密串聯」、「煽風點火」、「突然發難」。——這些用當時的語言描述的情況,人所共知。

林彪的發言,一擊而中要害,頓收「立竿見影」之效,全會分組討論時,果然掀起軒然大波。這樣一來,九屆二中全會原定的議程,就完全被打亂了。會議後來的過程也證明確實如此:這次中央全會原定的兩項「議程」——「籌備四屆人大、修改憲法」和「國民經濟計劃」,在全會期間的討論中,基本未曾涉及,只是到了全會閉幕前夕,才草草通過了事。

——了解黨的歷史的人應該知道,中央全會的所謂「議程」,歷來是非同小可的事;原定的議程被打亂,意味著中央領導權威的動搖和喪失,黨和國家就要出大亂子了。毛澤東不止一次說過,黨內出亂子,這是可與「世界大戰」、「赤地千里」相提並論的大災難。就這件事的直接後果而言,九屆二中全會結束後原定於當年國慶節前後召開的「四屆人大」,向後拖延了;後來,又發生「九一三事件」,還有別的事;結果,幾度己經準備就緒的「四屆人大」,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四年多以後的1975年初才開成。召開「全國人大」,畢竟是國家的一件大事,如果搞得連一點起碼的章法都沒有了,黨中央的領導怎麼還會有權威?

在大講「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話,叫「樹欲靜而風不止」,意思是,「階級鬥爭」的「客觀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可是林彪的思想和語言,卻獨出心裁,也別具風格,在發動「文革」時,他講的話是:「階級鬥爭,樹欲靜而風不止,而我們就是要做那個風。」

在這次廬山會議上,林彪「要做那個風」了;而且對毛澤東說他的「藉助鍾馗,為了打鬼」,也「反其道而用之」,這一次,他是要「清君側」,其鋒芒,實際上指向毛澤東的「文化革命」。用「文革」時代的語言來講,這叫「打著紅旗反紅旗」吧,也許林彪自己在「卡片」上寫下的話更生動些:「打著紅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打著讚譽毛澤東是「天才」和擁護他當「國家主席」的旗號,達到「清君側」以扼殺「文革」的目的,借毛之刀誅毛之人,林彪這位「戰術天才」,其用心之深之險,象他過去打仗一樣,「又刁又狠」,確實不是等閒之輩。

不料,時間只有兩天半,略一交手,林彪便敗下陣來。這些個「清君側」的小把戲,那能瞞得過深通中國歷史掌故的毛澤東?他斷然煞車,先是停止分組討論,繼而一篇七百字的短文,把那位原來只是他的「大秘書」、後來改換門庭投靠林彪的陳伯達「揪出來了」。當然,有了「批陳」這個題目,隨後的「順藤摸瓜」,文章還大有玄機。

林彪的敗陣,分析起來,若以古時韓非子說的所謂「法、術、勢」之道來論:——

「法」這一條,也還有些可以圈點之處,惜乎不是堂堂正正地提出來;

處心積慮的「術」,雖然出手不凡,終究不是正道;

最重要的是「勢」,林彪明顯不居優,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巨大威望,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礙。

最後的結果,他還是栽倒在他老師的腳下了,心情灰暗的林彪,一臉陰沉地下了廬山。

不過,毛澤東在廬山的做法,同他歷來「後發制人」的行事風格不大一樣,顯然有點武斷。大概毛澤東也知道,他的本錢不多了,時間也不多了,面對林彪這個氣勢正盛的對手,過去「後發制人」的辦法,也不那麼有把握了,不敢玩得太過份。

所以,在廬山會議上,當形勢還只是「風起於青萍之末」、剛要「盛怒」的時候,毛澤東敏銳地感覺到:若是等到林彪「最高的一股風吹下去,……就要改變面貌,改變面貌,改變面貌」的時候,就搞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了。

黨內對路線問題的認識不統一,思想交鋒尚未充分展開,便踩了急剎車,草草收場,自然會留下後遺症。說起來,對黨內思想路線上的問題,毛澤東歷來重視也相當擅長做統一認識的工作,可是這也取決他要做什麼樣的事,如對眼下這場「文化大革命」,要將黨內的思想統一到他的認識上,也實在是難哪。

廬山會議上,思想和路線方面的問題在黨內統一認識的事情沒有解決好,於是,就象俗話說的,「口服心不服」,廬山會議後,二百多中央委員,雖然當面對毛澤東不敢說什麼,思想上的「疙瘩」卻沒有解開,有人甚至根本不服。毛澤東的難題還在後面呢。

在廬山會議時,象李雪峰和我父親這些只知道為黨的事業「埋頭拉車」的幹部,他們關注的大概主要是些政策和執行層次的問題,對毛澤東和林彪內心深處的玄機,恐怕也象在雲裡霧裡一樣,「不識廬山真面目」吧。

廬山會議揭示「文化革命」的「內在矛盾」

就象毛澤東的哲學理論著作名為「矛盾論」一樣,他的「文化革命」的實踐,也存在著一個深刻的「內在矛盾」: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那個時代的人們對這句話,可謂再熟悉不過了。可是,這是一場什麼樣的「革命」呢?作為黨、國家和軍隊的「領袖」、「統帥」,也就是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毛澤東卻要「發動」他的人民,對他賴以統治的「國家機器」,來一場「革命」!而這個「國家機器」,又是他用了大半生的心血,苦心經營、親手打造出來的。

當然,在毛澤東看來,「文化革命」這場革命,同他當年抵抗日本侵略和推翻國民黨政權的革命,還是不一樣的。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對他的「國家機器」的革命,其初衷,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要讓「老幹部煥發青春,年青人得到鍛鍊」,使他們恢復革命戰爭的延安時代的「三大作風」,其核心是「密切聯繫群眾」這一條;若用「文革」時代「紅衛兵小將」浪漫而純真的話來說,叫作「把黨的領導幹部打成左派」。

但是,在這場革命風暴中「經風雨,見世面」,在「文化革命的大風大浪中游泳」,這個「社會主義革命的關」,卻是每一個黨的領導幹部都必須過的!——包括他那時十分器重的「紅秀才」王任重,還有象李雪峰和紀登奎這樣他當年相當信任的幹部,甚至他在長征時的警衛如陳昌奉等等,只要當時處在「領導幹部」和「當權派」的位置上,都一概不能例外,對誰也不肯通融!

這真是曠古未有的奇人奇事,確實象「文革」時代講的那樣:——「史無前例」!甚至還可能會是「空前絕後」!如今,我們都知道「文化革命」是錯誤的了,可毛澤東這位古今奇人的這個「錯誤」,卻犯得如此驚世駭俗,掀起如此驚濤駭浪,如此令人驚心動魄!

在「文革」結束很長時間以後,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幹部,在這場驚天奇禍的心理震撼中,仍然久久地心有餘悸,因而他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全部思想關注,幾乎都集中在今後如何防止「文革」災難重演的方面。

這種顯然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後看」的關注,要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過也許我們可以認為,由此而產生的失誤是:在中國改革由農村到城市全面展開、經濟與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前夕,為了適應新的歷史條件,黨和政權的建設應當怎麼改革?這樣一個非常重要也十分迫切的問題,沒有能夠受到改革決策者未雨綢繆的關注,被忽略了。

可是,一些簡單的常識,卻使我們對這種並非「向前看」的關注提出質疑:

「文化革命」這種「史無前例」的事情,難道真的還會「後繼有人」嗎?我們很難想像,象「文化革命」這種幾乎完全屬於毛澤東個人特殊政治風格的事件,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後,還有那一位國家的統治者,願意下決心做同樣的事?而且竟然擁有如此過剩的個人權威這種政治資本?

而在「文化革命」中有過一番「經風雨、見世面」的鍛鍊之後,當年的「紅衛兵小將」們,思想也不會那麼簡單了,即使他們還想按照「繼續革命」的理論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可當他們面對中國革命鑄就的如此強大而嚴峻的「國家機器」,在沒有當年作為「最高統帥」的毛澤東支持的情況下,還能搞出多大名堂?實際上,不說「成事」、就連純屬「敗事」的「天下大亂」,又能鬧成點什麼氣候?

所以,象「文化革命」這樣的事,不僅在中國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甚至包括這個世界上不同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國家,不僅「史無前例」,恐怕還是「空前絕後」的。——雖然預見未來永遠不可能有絕對的把握,但我想,這樣的判斷,應當說是基於比較清醒、理性和冷靜的認識。

這樣,就產生了一種奇特的局面:在「文革」時代的中國政壇,一方面,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享有極高的威望,絕大多數黨、政、軍的領導幹部,對毛澤東作為領袖的忠誠,是無可置疑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樣是絕大多數黨、政、軍的領導幹部,對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文化革命」的忠誠,卻是大可置疑的。

這是「文化革命」一個貫徹始終的深刻的「內在矛盾」。對那個時代的「領導幹部」或「當權派」來說,對毛澤東作為領袖的忠誠「無可置疑」,和對他發動「文革」的忠誠「大可置疑」,這個「內在矛盾」,簡直象是撕裂了他們的心:——如果出於對毛主席「無可置疑」的忠誠,義無反顧地始終貫徹「文化革命」的路線,那同他們幾十年的工作經驗和歷來接受的關於「黨性」的教育全然不符,同他們作為一個統治者的常情、常理和常識,也完全相悖;而如果由於對「文革」的「大可置疑」,而背棄對毛澤東作為領袖的忠誠,在那個時代,對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幹部而言,則是很難想像的事。

因此,要從「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中掙脫出來,絕大多數「領導幹部」都存在著一道絕不是可以輕易突破的心理防線,於是只能在「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中,長時間地忍受心理上的痛苦煎熬。僅就這一點而言,「文化革命」也可以稱之為一場「觸及靈魂的革命」了。

這場「觸及靈魂的革命」,對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幹部來說,並不是一個可以超然對待的「純粹理性」的判斷,而是在「大風大浪」的實踐中受盡折磨而刻骨鉻心的「經驗判斷」。

如果說,在「文革」發動時,他們就「很不理解」的話,在耳聞目睹了「文革」三年來的狂熱、橫蠻、凶暴、荒誕之後,他們可能「更不理解」了;尤其是親自領教了「炮轟」、「火燒」、「造反」、「奪權」,還有「戴高帽」、「掛黑牌」、「坐飛機」、「打砸掄」等等,在「文化革命的大風大浪中經風雨、見世面」,在「靈魂」連同皮肉經歷一番痛徹難忘的「觸及」之後,要他們發自內心地贊成和擁護這場原本就「很不理解」的「文化革命」,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過,毛澤東之所以發動這場「史無前例」甚至「空前絕後」的「文化大革命」,其真正的目的,實際也不很難理解,其實他自己當時就說的很清楚:——就是要讓全國人民自下而上地全面地揭露黨和政府的陰暗面。

說起來,這樣一個道理,本來是現代社會國家政治的基本原理和常識,對西方國家的情況,在這裡先不去說它,單說中國:我們的國家,不是稱為「人民共和國」嗎?我們的政府,不是叫「人民政府」嗎?我們的黨章上,不是寫著「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嗎?那麼,「揭露黨和政府的陰暗面」,人民群眾行使對黨和政府的監督,難道這不是他們理所應當的權利嗎?這個道理確實不複雜。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阿波羅網摘選自人文與社會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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