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陶勇與夫人朱嵐和孩子們在上海合影
陶勇(1912-1967)，原名張道庸，抗戰時調任新四軍二支隊參謀長。為迷惑國民黨，新四軍軍長陳毅為其改名陶勇。問其故，陳毅曰：「陶者，無憂也，勇者，無畏也。」陶勇甚喜，遂用一生。
陶勇直鼻樑，厚嘴唇，臥蠶眉，性格剛烈，作戰悍勇，臨陣常脫外衣，袒臂露胸，舉駁殼，揮戰刀，赤膊衝鋒，人稱「拼命三郎」，又像張飛。
陶勇開朗豪爽，尤重義氣，人皆喜與他為友。蘇北抗日，當地實力派人物紛紛慕名而歸降，如詹長佑(韓德勤保全一旅旅長)、姚健(「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手下的忠義救國軍第二縱隊四團二營營長)、徐寶富(日偽團長)、孫二虎(啟東海盜頭目)、湯景延(國民黨中校炮兵營長)、陸洲舫(偽新亞救國軍副司令)、季敦廉(「三友商店」商人)等。
在蘇中的陶勇，但見他同國民黨「磨擦」，少見他跟日本鬼子戰鬥。據一篇回憶陶勇革命生涯的《「拼命三郎」陶勇手下的「孤膽英雄」》文中記載，陶勇在蘇中通海地區，有一次為進擊國民黨頑軍而「借道」鬼子地盤，陶勇曾派警衛排長毛俊雄下書鬼子。鬼子隊長樂於坐山觀虎鬥，欣然簽字應允。由是，陶勇借鬼子之力，迂迴到頑敵側翼，一舉擊潰之。顯然，這不是陶勇個人行為，這是新四軍在江蘇戰略的組成部分。陶勇「借道」的官方行動，為文革中的暴斃埋下了禍根。
陶勇這個「拼命三郎」，生活情趣多樣，又稱「八好司令」。那「八好」是：好熱鬧，好美食、好鮮衣，好梨園、好打球，好玩牌、好飲酒，好交友。陶喜看戲，無論京劇、話劇、淮劇、錫劇，皆入迷。
陶勇的婚戀簡單明淨得如一張白紙，沒有什麼羅曼蒂克式的「花邊」。一天傍晚，陶勇去九團檢查工作。來到九團團部門口，便有一個哨兵上去敬禮，並喊：「首長!」陶勇抬頭一看是個女兵。不禁怒氣衝天而起：「九團的人都死啦?怎麼派個女的來站崗?」也許第一印象的作用，他竟對這個眉目清秀的女兵產生了愛慕之心。善於察顏觀色的旅政治部主任韓念龍(後來的外交部副部長)，很快看出了陶的心思，有意當回「月下老」。韓念龍向陶勇介紹說，她叫朱嵐，師範學生，22歲，因父親和弟弟被日本刺死，立志報仇，去年參軍，進步很快。一日，陶勇突然到來朱嵐身邊，單刀直入地問道：「唉，今天我來這裡，可不是以司令的身份來給你下命令，而以同志的身份，問你同意不同意?」「同意什麼?」朱嵐裝起糊塗來。那時婚配，只要雙方同意，組織決定，就成。韓念龍已代表組織徵求過她的意見。「唉，你們小資產階級就是喜歡拐彎抹角!這不很明白嘛，就是咱倆的事呀!」含羞的朱嵐終於點了頭。1941年7月，陶勇和朱嵐在沙家莊舉行了婚禮。令朱嵐沒有想到的是，26年後，她為她這個剛烈丈夫，付出了生命代價。
「解放」後，由於戰功卓著，陶勇官運亨通，由兵團司令晉升為海軍副司令員兼東海艦隊司令，後又兼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然而，剛烈好似張飛的性格，決定他必然像張飛一樣死於非命。
他是個驍勇戰將。在軍事上，他懂得「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兵法，能機動靈活地運用戰略戰術，但在政治上，卻不懂得或不善於使用潛規則，而這些潛規則恰恰能證明，只有善施陰謀詭計、功於御人權術且心狠手辣的人物，才能撐得起「人民領袖」的旗號，才能鑲得上「偉大、光榮、正確」的金邊，才能受到眾人頂禮膜拜，因而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到六十年代，海軍內部權力鬥爭日趨白熱化，這是黨內左派林彪元帥、右派賀龍元帥和中搖派葉劍英元帥插手的結果。1965年在中央軍委解決海軍權力再分配的會議上，陶勇沒有看清上層權力鬥爭的殘酷性，本能地站在黨內右派和中搖派一邊，認為有人搞陰謀詭計，他怒火填膺，「拍案而起，憤然離席。」1966年7月，中央軍委再次召開海軍權力再分配會議。此時的林彪已不是一年前的林彪，他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已確立了軍隊絕對領導地位，即將登上副統帥的寶座。陶勇應葉劍英之邀參加會議，不識時務地痛斥以副司令李作鵬中將為代表的海軍左派說：「你們搞地下活動，伸手奪權，這是同毛澤東思想根本不相容的，也是黨的紀律絕不允許的。這樣搞下去，哪裡還有什麼黨的利益、黨的原則?哪裡還有黨的團結、黨的統一?」被人當槍使的陶勇，他的痛斥無異於以卵擊石，為半年後的家破人亡埋下了禍根。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條件下，權力鬥爭殘酷性就是你死我活，「仁義禮智信」的傳統價值已被批得蕩然無存。在權力鬥爭上，陶勇已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
1966年底，葉帥打電話給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要他轉告陶勇「海軍的風要變」，要陶勇提高警惕;陳丕顯如實轉告。許世友上將專程到上海來看患有胃病的陶勇，規勸他說：「海軍的事你不要管了，到南京去養病吧。」可陶勇仍然堅持說：「我要在這裡頂著，看他們能把我怎麼樣!」
性格決定人的一生。當致命的危險悄悄向他襲來的時候，剛烈的他，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967年年初，被造反派整得焦頭爛額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想開個常委會都沒地方開。陳向陶勇借地方，陶勇二話沒說，便把東海艦隊司令部禮堂借給了他。這件事很快被以艦隊政委劉浩天中將為首的左派捅上了天。林彪在給陶勇的一份電報上嚴厲批評道：「軍隊不能成為地方走資派的庇護所。」
挨了林彪批評的陶勇，理應有所收斂，但他卻迎風而上。交通部長彭德清，是原27軍軍長，是陶的好友，因被揪鬥，跑到東海艦隊躲避。陶勇說：「你就在這兒，哪都別去。」左派政委劉浩天卻告訴造反派，致陶勇被衝擊，彭德清被擄走。
陶勇硬是不吸取教訓。陳丕顯被造反派抓走並被關壓了起來。陶勇聞訊便驅車前去尋找，他衝進造反派占領的市委，找毛澤東的鷹犬張春橋要人，因沒有找到張只得作罷。回司令部後，他掛電話給東海艦隊機場負責人龔雲池說：「老陳被抓起來了。你給我準備幾個房間，我要把他弄出來，然後送到你們那兒去，你給保護起來。」
陶勇公然對抗文革的所作所為，已經使左派當權人忍無可忍了：陶的「漢奸」軟肋很快被左派翻了出來。
1967年1月21日，五十五歲的東海艦隊司令陶勇已走到了自己的末日，死神隨著一個不見陽光的秘密計劃，悄悄來到了他的身邊。
早上，妻子朱嵐似有預感，她勸他不要出去。陶勇厲聲說道：「怕什麼?戴高帽子遊街有什麼了不起，它和黨的事業相比算不了什麼。近來有很多事情我也不太理解，可我相信黨，相信群眾。有了這兩點，就什麼也不怕了。」他是個堅信黨的共產黨員，但他的智力沒有與時俱升，還停留在蘇中跟孫二虎、徐寶富們鬥智的水平上。
上午，陶勇和老戰友、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在辦公室里，一起發文革的牢騷，一起罵文革的「娘」，還說，他要帶一個排，把陳丕顯從造反派手中搶出來。午飯後，他在艦隊招待所501號房間裡休息，那是他經常午休的地方，艦隊許多幹部都知道他的這個秘密。由於他同廖政國一起大罵文革，使得他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睡。他想找理髮員周妙基理髮，下床踱出樓外，在小花園裡散步。兩點多鐘，他看見招待所所長。他建議所長以後多養黑豬，說黑豬瘦肉多，好吃。初春的花園裡，百葉凋零，寒風吹來，光禿禿的樹枝在灰色天空中搖曳，發出嗚咽哀鳴，似乎在為他送葬，枯黃的衰草在寒風中瑟瑟顫抖，好像已經看見死神的猙獰：這一切他都沒有察覺，想到的只是理髮。「把周妙基找來，我要理髮。」他把生命的最後一句話，傳給了招待所所長。十多分鐘後，招待所所長領著周妙基來到小花園時，大吃一驚地發現，艦隊司令陶勇已死在直徑僅及兩肩、深不沒頂的小水井裡。
現場迅速被製造了出來：拖出井來的陶勇屍體，身上潑滿了墨汁，胸前掛著打紅叉的牌子，戴著一頂高帽子，頭上的鈍傷被巧妙地蓋住……這個漏洞百出的自殺現場，把招待所所長和理髮員嚇得目瞪口呆，不敢多說一句：製造者後台之強大，足以封住所有人的嘴。
事發不到兩小時，政委劉浩天在艦隊司令部宣布：「陶勇一貫爭強好勝。這幾天，他害怕自己卷到蘇(振華)、羅(瑞卿)圈子裡去，所以才走這條絕路。我看他是畏罪自殺、抗拒運動，是叛徒行為。」很快，他又把審定的「陶勇自殺的經過和初步分析」電報，發往北京。不到四個小時，大權在握的李作鵬，便對陶勇做出「自殺」、「叛徒」的結論，並以海軍黨委名義發出通報：「叛徒陶勇，畏罪自殺。」從死亡到電報、到結論、到通報，工作效率之高前無古人，其速度之快令人瞠目!
一個「張飛」死了;不同的是，張飛不是死於劉備或諸葛亮等首腦人物的策劃。
由憚於艦隊官兵對「自殺」結論的懷疑和不服，陶勇的屍體一直保存在冷凍室里。但在長達數月的時間裡，沒有人敢做復檢的決定。隨著時間的流逝，打鬥拼殺在全國全面展開，陶勇之死漸漸淡出人們的記憶。一個夏日的上午，陶勇的遺體被壓送進龍華火葬場。焚屍爐的爐工蔡其家看到陶勇的火葬申請單上，赫然寫著八個大字：「家屬不看，骨灰不要。」乘人不注意時，蔡師傅偷偷把骨灰埋藏了起來。
毛澤東時代是個株連成風的時代，一人出事，全家遭殃!
陶勇「自殺」的當晚，造反派闖進陶家，向朱嵐宣布：「陶勇自絕於黨，今天下午已經自殺。」這不啻是晴天霹靂，陶家陷入悲哀慟哭中。朱嵐憤怒地對造反派呼喊：「陶勇跟著毛主席出生入死打了一輩子仗，他絕不會自殺!是你們害死了陶勇，你們要交出殺人的兇手!」對她怒喊的回答是，三天反覆抄家，抄查陶勇的罪證。
許世友上將派人來勸朱嵐，儘快離開上海這塊是非地，搬到南京住。陶勇的「自殺」改變朱嵐溫文爾雅的性格。她對來人說：「不把陶勇問題搞清楚，我不離開上海。」她謝絕了許司令的關照。她相信黨會為陶勇伸冤，會嚴懲兇手。與許司令比較起來，她的「相信」多麼愚蠢，又多麼令人悲哀!她開始日復一日地申訴、上訪，但她的一次次申訴和上訪，換來的卻是迫害的一步步升級：她，一個立志要替父親、弟弟報仇的朱嵐，被打成了日本特務。
1967年8月，朱嵐突然被捕，被秘密關押起來。專案組夜以繼日地輪番對她圍鬥、拷打，逼她承認是「日本特務」，交代陶勇的「通日罪行」，其中包括蘇中「借道」之事。對於「借道」等不光彩的勾當，中共高級權貴們，在中共是抗日戰爭「中流砥柱」的一家獨霸的「主旋律」環境裡，誰都沒有膽子站出來替陶勇分擔責任。君不見：當年中共與日偽汪精衛相互勾結分享情報的當事人潘漢年，因嫌官小而邀功，1955年向中央報告了當時勾結的詳情，被毛澤東以「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CC派人物」的罪名逮捕入獄，終被殺人滅口，監斃於獄中，潘手下的知情人，也被一網打盡;當年根據毛、周的決定，派遣潘漢年與日偽勾結的新四軍政委、中共華中局書記饒漱石，在「高饒事件」已中箭落馬，也因有暴露與日偽勾結絕密事件的重大嫌疑，被滅口於獄中;陶勇曾奉命「借道」日軍，豈能好死?年輕的造反派們，那裡知道這個中的重大隱情?可憐「替罪羊」朱嵐，被打得遍體鱗傷，肋骨折斷，最後精神崩潰，跳樓自殺，隨夫君而去。
朱嵐死後，三個大孩子已參加工作在外，四個未成年孩子流落街頭，隨時可能遭到不測。在陶勇生前好友的幫助下，他們逃出了上海，跑到南京軍區司令部。他們跪在許司令的面前哭道：「許伯伯，救救我們!」許世友含淚扶起了落難的孩子們。由於南京軍區也經常受到造反派的衝擊，為了保護他們的安全，他下令部隊接受他們。於是，南京軍區部隊裡出現了一群娃娃兵。許世友是個好心腸的司令。然而，他的另一面不久逞現。當他成了江蘇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後，在南京搞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全家「下放」運動。凡家庭出身不好的被武裝民兵押送到蘇北最為貧窮的農村，……一時間全城籠罩在一片紅色恐怖之中。
有人目睹：「城南東西向的長樂路與集慶路接頭處有座橋，名曰新橋，橋畔有個賣開水的老虎灶，因為老闆被作為反革命分子抓走勞改去了，由一個『活寡婦』帶著一群女兒在慘澹經營。那天我下班路過，正遇上武裝民兵開來的一輛卡車準備把這家人家掃地出門，一些破舊的家具已經被搬上了卡車，但那蓬頭垢面的寡婦和她的幾個衣衫襤褸的女兒們死活不肯上車，躺在地上一邊打滾，一邊呼天搶地地哀號……她們拿定了主意：寧肯死在祖祖輩輩居住的南京，也不願倒在人地生疏的邊遠農村。」許世友還在江蘇全省大抓「五一六」分子，受害者達數十萬人之多，其中僅在南京軍區內，副軍級以上幹部就關押了五、六十人，整死和自殺的超過100人。當權者若不被人整，必會去整人，這種習以成性的黨文化，許世友焉能化外?
一年多後，最高領袖再現「天使」，其他大員便緊隨其後。周恩來說：「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國主義那麼堅決，說他是『日本特務』，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嘛!」陳毅感慨萬端地對夫人張茜說：「陶勇不在了，可痛!可惜!陶勇不可能是自殺，他的死大有問題，總有一天我要面陳毛主席，把這個問題說清楚!」他們都知道陶勇暴死的原因，都知道他是「通日賣國」政策的替罪羊，但他們都不敢直面「借道」之事。可見，他們事後替陶勇抱不平，不過籠絡人心而已。
對陶勇之死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劉浩天中將，在林彪摔死後，安然無恙地度過審查，壽終正寢於1984年;另一個責任人李作鵬，在被審訊時，卻能避開陶勇之死。這其中的隱情是不言而語的：如果沒有大人物作梗，劉浩天能逃過審查嗎?李作鵬的審訊者能迴避陶勇之死嗎?
陶勇之死是自殺還是他殺，本來是個並不複雜的案件，但為了掩蓋住「與日偽勾結絕密事件」，在頂立巨人的干預下，這個不該成謎的陶勇之死，卻成了千古之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