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2日時任福建省委書記的賈慶林(左)到「野半廬」探望程世清(右)
1967年8月間，江西撫州發生大規模武鬥，被毛周定性為「武裝叛亂」。程奉命率26軍76師和坦克團進入江西，制止武鬥。他的處理還不失理智，未曾動用武力鎮壓群眾組織，主要通過散發《中共中央關於江西問題的決定》，和平收繳了槍枝，使得江西局勢恢復正常，受到了毛和中央文革的表揚。
但到了1968年，程自覺已在江西站穩了腳跟，便開始轟轟烈烈地開展了一場「三查運動」，使得大屠殺的血雨腥風席捲全省。
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程世清主持召開了省革委三次全會，決定在全省開展「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運動，大搞階級鬥爭，掀起對敵鬥爭新高潮。會議結束後，各地迅速行動，實行「群眾辦案、群眾定性、群眾判刑」，濫捕濫殺。運動才開展了一兩個星期，全省「自殺」人數就超過5000人。有的自殺場面極為慘烈：一個斗爭對象被鬥得走投無路，就在辦公室的走廊里，用菜刀將自己的腹部剖開，而後將腸子掏出來，用剪刀一節節地剪斷，邊剪邊喊：「請大家看看，我的心腸到底是紅的還是黑的?」圍觀的人都被驚呆了，沒有一個人上前阻止和救助。自殺者把腸子剪了十來節，在走廊里走了十來步以後，終於倒下了……
更恐怖的是瑞金縣「民辦槍斃」的偉大發明。9月22日，瑞金縣召開了各公社專案組長會議，強調深入開展「三查」，大反右傾，學習外地「先進經驗」，把槍斃人的權力下放到大隊一級，實行「民辦槍斃」，拿出成績來向國慶節獻禮。這就是說，公社和大隊幹部想殺誰就殺誰，不要立案，不要證據，不要審批。會議結束後，23日上午，律陽公社就殺了7個人。從9月23日起至10月7日，瑞金縣各公社就殺了177人，年齡最大的70歲，最小的只有11歲。其中有40多人是地主富農的子女，50多人是貧下中農出身，其它都是所謂「四類分子」。他們都是以「現行反革命」或「組織反革命集團」的名義，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被殺的。殺人的方法除了槍斃外，還有用石頭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殺死後，推到懸崖下，連屍體都找不到。各地開展「民辦槍斃」以來，僅興國縣就殺了270多人，瑞金縣殺死了300多人，于都縣殺了500多人。這些地區都是老蘇區，深得革命傳統的哺育，民風就是不一樣。
據不完全統計，江西在「三查」和隨後進行的「一打三反」運動中，共揪鬥了90多萬人，製造冤假錯案4102起，被錯誤打成『反革命「的有17.1萬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2萬多人。
程世清不但大刀闊斧殺人「抓革命」，也轟轟烈烈放手「促生產」，使偉大領袖毛主席以轟轟烈烈的人民戰爭搞經濟建設(亦即臭名昭著的「大躍進」)的大手筆，在江西省得到忠實再現。
第一個大手筆，便是「小土群遍地開花」、「螞蟻啃骨頭」的「汽車工業」。程世清先是將江西汽車配件廠改名為「井岡山汽車廠」，於1968年用手工業方式造出了500輛「井岡山」牌汽車，這新聞被《紅旗》雜誌在顯要位置上發表，轟動全國。程世清「乘東風，鼓幹勁」，一氣又建了五個「汽車製造廠」，以井岡山五大哨口命名，如撫州的「黃洋界汽車製造廠」、新界縣的「桐木嶺汽車製造廠」，「雙馬石汽車廠」，等等。
這些「汽車製造廠」耗費了國家無量金錢，生產出來的卻是勉強能走動的廢鋼鐵。更惡劣的是，這爛事被《紅旗》雜誌大肆宣傳後，各地爭相仿效，紛紛興建「地方汽車工業」，連敝省也跟著弄出幾個「汽車製造廠」來，「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硬是用大木榔頭敲出駕駛室與汽車頭的罩子。這些勉強能走的垃圾唯一的功能，便是把汽油轉化為大量黑煙與噪音，動輒拋錨，被人推的時間遠遠多過了載人拉貨的時間。
江西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土法上馬，遍地開花，造出了汽車，轟動全國，對主管汽車工業的一機部帶來了極大壓力。該部汽車局副局長胡亮因帶隊到江西省考察，發現其它那五個「汽車製造廠」都是瞎胡鬧。相比之下，「井岡山汽車廠」的條件還比較好，於是打算重點扶持該廠。不料程世清聽手下密報，說胡亮等人反對遍地開花。程世清大發雷霆，臭罵了胡亮等人一頓，聲稱：「我不要你們的臭錢，你們給我回去!」
不能不承認，程世清同志確實深得「毛澤東經濟思想」神髓，那便是「堅持分散重複投資，只求『家家起火，戶戶冒煙』的美學效果，堅決反對考慮實際成果，遑論經濟效益」。就是本著這一光輝思想，程世清提出了「江西決不做上海的殖民地」的偉大口號，立志將上海提供的輕工業品逐出江西。他一聲令下，手錶廠、縫紉機廠、自行車廠、保溫瓶廠等等紛紛上馬。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另一原則是「好人民之大，喜人民之功」，程政委也深得這一要旨。據陳雲秘書肖華光在《記「文革」中陳雲同志在江西的日子》中披露，程世清去見陳雲時，批評陳雲過去管經濟沒有管好，發展太慢，自吹江西準備年產六、七萬輛汽車，還要把國家現在每年進口的100億斤糧食包下來。陳雲問：江西有那麼多鋼板嗎?如果江西每年多向國家上繳100億斤糧食，剩下的糧食還夠江西老百姓吃嗎?他說，江西有辦法解決。陳也沒問他用什麼辦法解決，因為陳知道那根本就做不到。
陳雲那「經濟內行」以為造汽車需要的只是鋼板，於是問了江西有無那麼多鋼板的「關鍵問題」，然而這問題對程政委來說仍然太艱深，因此不必考慮。1969年底，他一聲令下，全省各地同時展開生產1萬輛汽車和10萬台拖拉機的「大會戰」。各地市專門成立汽車製造領導小組，由革委會主要負責人親自掛帥。除了六大「汽車製造廠」外，江西還先後興建了15個汽車主機廠、306個配件廠、152個拖拉機總裝廠、102個動力廠。幾百家工廠互相爭設備、爭投資、爭人員、爭材料，本來就較弱小的地方機械工業的布局與結構完全被打亂。據統計，歷時三年的「大會戰」，浪費國家資金億元，鋼材2.9萬噸。僅製造的「安源—70」型拖拉機零部件積壓，損失即達649萬元，1200台半成品成了一堆廢鐵，專用設備也基本報廢。原來的板車工人鳥槍換炮，開上了「起宏圖」的車子，一路冒著黑煙，「突突突」亂叫，成為當時江西獨有的一大街頭風景，更造成了大量交通事故。
李意根於此感嘆道：「(會戰)規模之大，戰線之長，參加的人數之多，在江西的歷史上，也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可能除了搞『兩彈一星』，空前絕後。」其實這和大躍進比起來，又算得了什麼?李先生大概是年輕人，無幸目睹大躍進的「遍地英雄冒爐煙」的超宏大場面。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另一原則，是「只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長資本主義的苗」。程政委對這原則不但深有體會，還作了個人發揮，創造性地發展了偉大領袖手訂的「土肥水種密保管工」的「農業八字憲法」，在全省農村強制推行「早、小、密、矮」四字規章，提出早稻播種越早越好，苗越小越好，插秧每畝要3萬株以上，並只許種矮杆水稻，說：「種矮杆路線對，減了產不批評;種高杆路線錯，增了產也不表揚。」
光焰無際的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又一重大原則，是「備戰備荒為人民」，「先生產，後生活」，「先治坡，後治窩」，程將軍也忠實執行了這一偉大號召。為了備戰，他把南昌大部分工廠都搬到遠郊山區的灣里、石崗兩地，宣稱要在那兒建立南昌的「衛星城」。這兩個山窩裡毫無生活配套設施，又都離城三四十公里，幾萬人上下班，就靠擠十幾輛公共汽車，多次發生擠死人的不幸事件。工人們用毛竹、泥巴、油毛氈建「干打壘」作為住房，有倆口子新婚住進去，頂棚未乾垮了下來，被壓死在裡面。機器一轉，就算投產成功，工人們隨即成群結隊，敲鑼打鼓，到省革委、市革委去報喜：「××廠投產成功!」報喜有時一天多達十幾次，城裡時時充滿節日的歡樂氣氛。
在「要準備打仗」的偉大旗幟指引下，僅南昌市輕化行業就拆遷114個工廠，拆掉廠房60萬平方米和不少生產線。搬到灣里、石崗的工廠，雖然投產捷報頻傳，實際上沒有一家廠具備開工條件，只充分具備了工傷與其它意外傷害頻頻發生的條件，以致許多廠子幾年後又不得不遷回原地。據有關部門計算，全省因搬遷工廠這一瞎折騰，造成直接損失3.2億元，白白耗去鋼材上萬噸。
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另一個重大原則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程將軍也積極照辦。他把合作商店和個體商販一律視為「資本主義尾巴」。在一次商業工作會議上，他重拳一砸，喊出「打倒商人主義!」僅1968年裡，南昌市就取消了400多個商業網點，下放291名有影響的工商業者。他宣布，江西是全國第一個「消滅了資本家」的省份。
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又一光輝經濟思想，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行「工農兵學商合一，農林牧副漁並舉」，「全民皆兵」，「生活軍事化」。程將軍也緊跟照辦。1969年冬，他提出「一化帶七化」，即「思想革命化帶動社隊公路化、耕地田園化、灌溉水利化、良種矮杆化、養豬糖化飼料化、運輸車子化、路邊村旁綠化」。還親自為農民規劃了「新村圖」——「八字頭上一口塘，兩邊開渠靠山旁，中間一條機耕道，新村蓋在山邊上」。這意思是，在「八」字形山谷上端，建造用於蓄水的「一口塘」;「一口塘」下邊是按照大寨的標準一層層的修建梯田;兩邊的山坡上則蓋起簡易農舍。程世清下令全省按圖行事，把農民強行搬遷上山。然而，倉促建起來的「一口塘」工程質量非常低劣，第二年春天由於蓄水過多，排泄不及，導致垮堤。數萬勞力大干30天「旱澇保收」的「梯田」以及新農舍，統統被洪水沖得精光。農民又回到了祖居之地。有史以來，親自為千千萬萬農家規劃農舍基建格局，並以槍桿子強迫實施的軍人，大概也就只有程世清一位。
在全民軍事化方面，程將軍也作出了巨大成就，將全江西化為一個巨大兵營。無論是學校、機關，還是工廠、農村，幾乎統統編成了團、營、連、排、班。在鄉下，一個公社就是團部，大隊就是營部。在中學，各個年級是營，班級則為連。一篇《關於江西拖拉機廠四車間試行軍事編制的情況調查》稱：「將車間380餘人，編成三個連。班是連隊的最小單位，每班10-12個人。黨支部建在連上，排上有黨小組，每班逐步都有黨員。經過半個多月的實踐，證明軍事編制完全適用於工廠企業，對於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效果很好。」(1968年9月18日《江西日報》)
據李意根說，各單位里能僥倖逃脫這一建制的，大概唯有廁所，連勞改農場都籠進去了，將大批中學生送進去後，成立了江西生產建設兵團。在中國整個大陸，只有江西成立了生產建設兵團，云云。其實，全民軍事化並非程的創舉，不僅1958年全國都變成了兵營(同時還是「紅專大學」)，各行各業一律是軍隊建制，而且在文革期間軍事建制又大規模恢復，至少在城市是這樣，當時所有的工廠都實行團、營、連、排、班的編制。程世清的個人發揮，似乎只在於他把這套擴大到農村和學校里去罷了。
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大內容是教育革命，程將軍在這方面的貢獻也頗為不俗。江西全省13所大專院校被砍掉8所，剩下來的5所都被遷到邊遠山區。如江西師範學院和江西大學文科、江西教育學院合併，改名為井岡山大學，搬遷到井岡山腳下的拿山。江西醫學院和江西中醫學院合併，改名為江西醫科大學，下遷到吉安縣的青原山。中學也遷，南昌二中遷市郊梅嶺，八中遷永修縣馬回嶺，師院附中遷靖安縣，十四中遷奉新縣羅坊……除了教學設備、圖書、儀器等由汽車運輸，十幾歲的孩子們統統徒步而去，「忠不忠，鐵腳板下看行動」，「苦不苦，想想長征二萬五」，一路上毛主席語錄歌唱得震天價響。
這就是毛共將軍的愛民德政，就是毛共治國的種種大手筆。程將軍不愧是我黨我軍的優秀代表，毛主席的好學生。據陳雲的秘書披露，程世清向陳雲抒發了他的建設宏圖後，陳雲曾對其秘書感慨道：「真是軍管經濟，膽子好大啊!」然而這與偉大領袖當年主管經濟時的膽子比起來，又算得了什麼?請問，「大躍進」算是「軍管經濟」，還是「民管經濟」，抑或是「白痴管經濟」?胡璉將軍治下的金門島是戒嚴地區，反共第一線，算不算「軍管經濟」?為何又沒有這些白痴大手筆涅?
毛共將軍與國軍將軍的又一重大區別，是前者竟然直接介入高層權力鬥爭，干預黨務政務，絕非文明世界不問政治的職業軍人。據該書披露，九屆二中全會後，程世清試圖彌合毛林之間的裂痕，分別去請求毛澤東和林彪散會後不要走，在南昌住幾天，兩人談一談。毛林都同意了他的請求，但林次日即變卦，下山回北京，程挽留無效，只好又趕去見毛說明此情。毛澤東悻悻地說了聲：「變化這麼快?」
1971年夏，偉大領袖視察大江南北，發動倒林戰役，在南昌召見了許世友、韓先楚和程世清等人，直接點了程世清的名，問廬山會議上吳法憲向死黨打招呼時有沒有他。程嚇得魂飛魄散，一夜無眠。次日(1971年8月31日)，他靈機一動，便去向毛澤東密告林彪，立功贖罪。據說他向毛告密的內容是：
一、在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電話叫我到他住處，要我跟他去見了葉群，談了華東組討論的情況。我覺得葉群對黃、吳、李、邱四員「大將」搞得很緊，好像抓住了他們什麼把柄。因此，要解決四員「大將」的問題，還得從葉群著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專機將一輛蘇制水陸兩用坦克運到南昌，要我們仿製一輛，說是為林彪、葉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製成後，又來專機把原車和仿製車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馳親自駕駛法制雲雀直升飛機到南昌。當時，我們省委正在梅嶺開會，周要見我，由空8軍(駐南昌)副政委李登雲帶他到梅嶺，我在午睡前和李登雲一起見了他，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約半小時，他就走了。後來聽李登雲講，周駕機離開南昌後，到了廬山和井岡山，再飛往廣東。我覺得周宇馳獨自駕機到處飛，很不正常，不知要幹什麼。
四、林豆豆曾兩次來南昌採訪，到過我家裡，她跟我愛人交談時，流露過對葉群的不滿，並說她家裡的情況很複雜，請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會殺頭的。林豆豆為什麼把她家裡的事情看得這麼嚴重，難以理解。
最後程世清對毛澤東說：我懷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從北戴河坐水陸兩用坦克往南朝鮮跑，也可能坐飛機往香港跑。程世清講完後，毛澤東說：「程世清呀，你說的這些只能跟總理講，其它任何人都不能講。」次日，毛澤東休息了一天，9月2日再次接見了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午飯後，毛突然命令離開南昌，經杭、滬返京，完全打破了原來的行動計劃。
據說，毛之所以提前返京，就是因為程世清這一密告。而過去官方報導從未提及此事，以致眾說紛紜，猜測多端，那些為林副翻案的好同志們甚至把這說成是偉大領袖的陰謀詭計。我在寫作《試解林副統帥倉惶出逃之謎》時，尚未得知這個信息，因此雖然對各種奇特的陰謀論不以為然，把毛此舉解釋為疑心病發作，但也未能查明毛提前回京的真正原因。現在看來，他之所以趕回去，不是因為知道林彪要暗算他，而是怕他的副統帥坐水陸兩用坦克逃到韓國去!
此乃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文盲笑話：程世清是裝甲兵出身，卻竟然鬧出「從北戴河坐水陸兩用坦克往南韓跑」的笑話來，堪與空軍司令吳法憲自稱「在雷達監視器上目送林副專機越境」的文盲佳話媲美。幸虧他的紅司令毛澤東更是超級文盲，這才能信之不疑。若是毛稍微有點常識，則程世清這密告只會招來他的奚落嘲笑。那麼，林副倉皇出逃時，毛多半還會在南方呆著，各種匪夷所思的陰謀論也就少了生動素材了。
更可笑的是，程世清還不知道此舉無異於為自己簽發了逮捕狀，竟然在秦城監獄中寫的回憶錄中，寫下了他告密後的心情：
「當時我覺得壓在我心裡將近一年之久的大石頭，終於掉下來了，我感到非常的輕鬆和快活。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兩貴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當夜我睡得非常好。一個共產黨員總算是盡到了自己應盡的責任。」
您說這是什麼白痴?本來，以他微不足道的地位，去撮合兩大巨頭和好，就是自不量力的蠢事，只會被多疑的毛澤東把他當成林彪的親信——若非他深受林的賞識，甚或受了林彪委託，豈能冒昧向毛提出這種建議?這告密更是致命，若不準確倒也罷了，卻偏偏不幸而言中。哪怕毛心態正常，不是個深為妄想型人格失常所苦的病人，也一定會想：「他的情報為什麼這麼准?連林彪秘密出逃的最高機密都知道，其它機密還用說麼?」
所以，程世清在林彪事件後被關了將近十年(從隔離審查算起)，完全是自作孽，不可活。人汪東興就比他奸猾得多。他在向毛告密前曾向汪東興講過，要汪代他向毛報告，汪當即就拒絕了，要他親自去跟毛澤東講。畢竟是多年的大內總管，知道這種渾水自己是萬萬不能蹚進去的。
總而言之，痞子造反、文盲治國的空前逆流，為國家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不是可以輕易修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