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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 政府是如何失信於民的?

政府失信於民,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言行不一。以下都是例舉式的證明。一方面建立上訪制度,另一方面打擊上訪;一方面強調保護人權,另一方面打垮人權;一個方面強調法治,另一方面搞人治;一個方面說保障私有財產,另一方面又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侵佔私有財產;一個方面強調為人民服務,另一方面又為人民幣服務;一個方面強調共同富裕,另一方面造成了嚴重地兩極分化;一個方面講公平正義,另一方面又破壞公平正義;一個方面強調依憲治國,另一方面又讓憲法形同虛設。言行不一,謊言盛行,暴力跟進,強力維穩,必然失去民心。

第二,公權力出軌。公共權力本應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運行,本應受政治倫理規範的約束,但是,公權卻經常越位出軌,脫離公權力既定的運行軌道。權力出軌有多種表現方面,權力濫政、懶政、惡政、暴政、苛政齊頭並進,多頭濫用,使權力失去了基本的運行規範,甚至無法無天。權力的馴政、勤政、良政、善政成為一個空洞的空號,有名無實。

第三,公權力信仰迷失。公共權力的合法性建立在信仰體系和有限政府的基礎上。如果公權力缺少內在的信仰,又缺少內在和外在的權力制約和監督,公權力的公共服務精神就會讓位於追權逐利的貪婪精神、金錢夢精神。本來,公權力是有信仰符號的,這個信仰符合,就是實現共產主義,可這高大上的符號現在也就是僅存的符號而已,對公權力沒有任何約束力。他們可以對共產主義的信仰符號轉化為對金錢與權力的信仰。一個不爭自明的事實是,在習近平總書記領導下的強有力的反腐敗,把公務員的灰色收入反掉了,公務員的油水沒有了,考公務員的人就少了。那些在位的服務員,也出現了離職潮的現象。公務員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變成了為人民幣服務的宗旨。

具體到區伯這件事上,公權力言行不一、公權力出軌、公權力信仰的迷失都表現得淋漓盡致。區伯事件,很顯然是長沙警方是釣魚執法,而且釣魚執法的時機拿捏不當,導致全國輿論嘩然,並一邊倒地支持區伯。

區伯監督公車私用,本來就是配合政府反腐,本來就是公民的責任,也是公民的義務,這是憲法規定的,是制度允許的,也是官媒所提倡的。可是公民一旦要做起來,一旦真正要監督起來,掌握公權力的人就不舒服,就會被視為刁民,就要打擊報復。區伯果然被公權力打擊報復了。

區伯嫖娼與否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長沙警方濫用權力,人為故意地侵犯公民權利,把區伯的陷私掛在網上,這是在公然置憲法與法律於不顧,公然地違背憲法與法律。人們希望長沙警方對此公開道歉,並說明濫用權力的理由。其實,區伯這事並不大,可公權力給弄大了,這事不但吸引了中國人的眼球,而且還吸引了世界人的眼球,引起了國外媒體的廣泛關注。

區伯只是一個低保護,低保戶也是公民,公民就要監督公權私用,防止公權濫用。順便提及的是,區伯是否有錢有能力花1200元人民幣嫖娼,也是一個疑問。即使抓住區伯嫖娼,也不影響區伯監督公共權力,更不能剝奪區伯監督公共權力的權利。

區伯也說,沒有百分之百的完人,也沒有規定百分之百的完人才能監督公共權力,才能監督公車私用。對於這件事,還是嫖娼的歸嫖娼,監督的歸監督,何況區伯並沒有嫖娼。即使真正嫖娼,也沒有完成嫖娼的整個過程,只是親吻而已。親吻,無論如何是不能算做嫖娼的,至多算是一個嫖娼未遂,何況是設套構陷。親吻與嫖娼並非一步之遙,如果把親吻定位於嫖娼,恐怕沒嫖娼的人也就寥寥無幾。

中國有一個傳統,就是道德治國,這個道德治國,搞了兩千多年,也鮮有成功。

現在的公共權力,總是願意重拾古代的破爛貨,重提道德治國,以期通過道德在精神上宰制公民。他們以為,捏住普通人的道德睾丸,讓公民站不起來,坐不下去,在精神上把公民搞得告罪求饒,搞得哭天喊地,搞得人不人鬼不鬼,搞得沒臉見人,公權力就穩坐道德寶座至高點。公權力以為這樣就可以讓普通人變成精神太監,公權力就可以橫行霸道,可這招,現在真的不好用了。

長沙警方很顯然在區伯這件事上失去了公信力,並通過長沙警方公信力的失去,導致整個警方公信力的多米諾骨牌式的崩盤式的公信力喪失。這是長沙警方沒有預料到的,也是廣州被舉報的公車私用的地方警察沒有預料到的。其實,警方公信力的喪失,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也不是一年兩年,而是長時期濫用權力的結果,區伯只不過是提供了一個阿基米德的支點,一不小心撬動了整個警方的公信力,讓整個警方公信力坍塌。

廣州警方也終於HOLD不住,他們要帶區伯旅遊。他在電話里告訴記者,他被廣州公安以及政府相關部門的兩名工作人員「帶到外地旅遊」,看來這事,搞得越來越大。

不過,區伯也是具有堅強決心的人,他對此事絕不會善罷甘休,準備起訴長沙警方。對此,我們拭目以待。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香港東方日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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