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的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和時任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西北軍楊虎城在中國西安發動「兵諫」，扣押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介石，這一舉動震驚中外。最終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張而獲釋，迫使國民政府放棄「攘外必先安內」基本國策，抗日統一戰線形式上建立。可以說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當時的抗日形勢，也改變了中國共產黨的命運，更改變了張學良的人生軌跡。
1930年，張學良與蔣介石等人合影。右起蔣介石、宋美齡、于鳳至、宋靄齡、張學良
一、誘因
張學良有過非常輝煌的日子，世襲富裕的東北，中原大戰後鎮坐北京，除擁有原東北四省外，還雄據華北四省。這八省的全部財政收入，由張學良支配。這樣光輝燦爛的日子，與失去地盤後「我張某人混到不值十萬塊錢了」的窩囊日子，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看來要過慣雄據一方生活的豪傑，轉變成安位司職的部屬，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經歷一個非常痛苦的「震盪期」，恰好張在這樣痛苦的「震盪期」中，曾在張手下做一個小小副官的盛世才，隻身去新疆發展，由於聯蘇得法，蘇曾二度出兵幫助盛打敗所有的政敵，一躍而成「新疆王」。正如毛澤東所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盛世才單槍匹馬，都能成為新疆王，我十幾萬軍隊的統帥，倘能得到蘇聯同樣支持，前途多麼遠大。「震盪期」中的張似乎憧憬到昔日的光輝，聯蘇將是重返雄據一方的天梯，飛回美好昔日的魔毯。此時張學良不僅聯蘇的熱心程度令人側目，請看中共留下的這段記錄：「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張學良派車將(中共)赴蘇求援的代表鄧發接至洛川，又恐從洛川乘汽車赴西安費時日，而派飛機將鄧接至西安(此時閻錫山尚無飛機)，隨即雙方縱談良久，彼此稱快，(張不顧疲勞)，當天親自駕機至蘭州，為鄧發辦好護照後，才接鄧去蘭州(還恐欠周詳)，又親自打電話並寫信給盛世才。」(張連父輩老將馮玉祥等一級上將，在列名序列中位於他之前，都「傷痛其心，而忿怒不已」，今卻如此禮待按中共彭德懷自己估計僅能與中央軍二個團作戰的微小力量中的一名中、下級幹部鄧發。)其恭誠絲毫也不遜於古代迷信帝王對待手托仙丹的方士。
其心態尤令人驚心!請看中共的這段記錄：「張在參加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期間，發現國民黨上層聯蘇呼聲高，甚至蔣也明確向張表示決心聯俄，這使張心急如焚，剛從南京回來，立即接見潘漢年，要潘立即通知(中共)中央決心提早發動西北聯合，率先聯俄……」這段文字不能不使我們聯想起驚險小說和電影中的情景，閃過在藏寶洞中發現大量寶藏後，同夥間展開的那種刀光劍影的畫面，極不祥的預示著某種驚心動魄的事件將會發生。
二、「西北大聯合」的魅力
中國軍閥的共同特徵是擁兵自重，像「剿共」這類與全國共同敵人作戰的事，他們是不乾的，因受益者首先是南京中央，其次是鄰近的「土皇帝」，「不為他人作嫁衣裳」是大大小小軍閥的口頭禪。中共的策略是「利用矛盾，各個擊破」。乘機挑撥「蔣借剿共消滅異已」，這是中共在處於劣勢時，能與幾乎所有地方軍舉行類似「洛川」、「延安」會談及簽定相應協定的原因，如高桂滋早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就與中共簽定《抗日討賣國賊協定》。假若只停留在「洛川」、「延安」會談的表面文字階段，並沒有誘發「西安事變」的功能。像高甚至閻錫山都與中共有過類似的會談，但他們並未因此而萌生發動某種形式西安事變的念頭就是證明。因而過度相信並引用「洛川」、「延安」會談所形成協定的表面文字，顯然會被誤導。應當承認張的「洛川」、「延安」會談，除有著與其他軍閥的共性外，還有其特性。這是因為張急於聯蘇，且曾嘗試自己派人與蘇聯繫，均毫無結果，張乘與中人接觸時，采尋聯蘇之道，張的動機很快被毛澤東掌握，毛順勢誘導，立即專門致電李克農，要他向張暗示，「中共有辦法從蘇聯那裡幫張解決經費與裝備問題，紅軍幫助張把蔣系勢力從遼闊的西北陝、甘、青、寧、新五省清除出去，並與蘇聯結成聯盟。」「假若南京政府膽敢進攻，蘇聯紅軍將會像在新疆二次出兵幫助盛世才擊敗所有對手那樣擊敗蔣。」「從而立於不敗之地」，「這是最重要的事」。這個穩固的「西北大聯合」的政府首腦是張學良，軍隊統帥也是張學良。且已預先給張加冕「聯軍總司令部的組織大計，均須與張總司令早日見面。」中共的宣傳鼓動家們一再向張解釋，蘇聯將會真心援助「西北大聯合」，經濟與軍事援助將會源源而至並幫助張在平涼建軍工廠，使張的政府強大到正如毛所說：「那時跟我們的還多著哩!」
本來張授意他的親信，起草了一個類似林彪兒子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那樣的計劃，稱為《活路》，張在他的《活路》中，明確他的奮鬥目標，另起爐灶，建立屬於他自己的「小家庭」。現在毛與中共的宣傳鼓動家們給張描繪了更動人的美景。使張更堅定的密謀建立屬於他自己的美妙「小家庭」了。就這樣中共很快的接張入伙了。
毛誘張入伙後，立即挾張自重，誘另一張就範。張國燾自持人多槍多，本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另立中央，並下令毛的中央改為西北局，服從他。毛誘張學良入伙後，立即借東北軍做資本電張國燾：「與東北軍密切合作建立西北國防政府，與蘇蒙訂立互助條約。」「國際三、四次派人來找我們，希望我們西北成立大局面。」張國燾在西北大聯合的誘惑下，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撤銷自立的中央，臣服於毛。
「西北大聯合」更使張身邊的激進份子飄飄然然，膨脹到自以為是歷史的創造者的程度。他們從不認為他們發動的西安事變是「兵諫」，而是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中國十月革命」。在中共按史達林的指示，派中共高級幹部秦邦憲勸說他們轉調時，就針對性的指出：「西安事變不是十月革命……」。從另一面證明這點。另他們早在擬訂《活路》計劃時，就把他們的義舉選在十一月，即俄歷十月，到了俄歷十月，他們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們言辭衝動，逼得張不得不下決心於十一月十二日夜宣布政策。但張比他們更現實，在俄援未落實前，張是不願冒如此大風險的，因而苦苦規勸他們目前切勿公開與中央挑戰。可見這批激進分子是多麼看重俄歷十月這個具有標誌意義的日子。
在張身邊的中共代表向中共中央匯報時，一再強調，「放棄西北聯合，紅軍與東北軍的公開合作就失去一切可能性。」也從另一面證實，西安事變的起因是「西北大聯合」，而不是「抗日」、「政見之爭」。
三、二套語言系統
儘管研究「西安事變」者眾且論著之多尚無出其右者。但由於西安事變策劃者們，使用二套完全不同的語言系統，即對外的語言系統與對內的語言系統。例如他們的對外宣言(抗日情切的)，立即成立「抗日援綏總司令部」，並信誓旦旦的「一兵一卒也用於抗日疆場」。對內的真實計劃則是：「東北軍縮至平涼一線。」又如對外宣言(以愛國不讓他人的面目出現)「不忍見國家之地致覆滅」，「完全是為民請命」。對內的真實計劃則是：「肅清蔣系勢力」、「西北成立大局面」並「與蘇蒙結盟」。他們實際上要將遼闊的中國西北像外蒙古一樣從中國的版圖中分裂出去。如此叛國行為，也能套上愛國不讓他人的面具。可見他們這二套語言系統奧妙到何等程度。顯然在沒有將這二套語言系統寫成的文件的文件翻譯成可相互對比參照的科學資料前，是無法弄清他們真實動機的。
如何才能將這二套完全不同的語言系統寫成的文件，翻譯成可相互對比參照的科學資料呢?語言學家在碰到此類難題時，運用「歷史語言比較法」成功的破譯遠比古埃及文等。我們不妨借用一下。將我們搜集到的西安事變策劃者們，用這二套語言系統描述同一件事的全部文件進行對比。從而找出這二套語言系統的對應規律。再用這些對應規律將他們對外宣言所透露的信息，還原成他們的本意。如中共於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發動「東征」山西的戰役，該戰役用對內語言系統寫成的目的。「實現(中共)中央擴軍計劃，即一九三六年八月前，至少還要擴充二萬二千正規軍和四千游擊隊」並「在山西創造比陝北更大的根據地」，「唯一的任務是擴大紅軍」，「創造大規模根據地」。但中共用對外語言系統寫成的對外宣言竟是：「賣國賊閻錫山勾結日帝……鑑於日帝之邁進華北之急，將遣抗日先鋒隊東渡黃河抵抗暴日，閻竟……攔阻紅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此時，張學良還未熟悉中共二套語言系統的奧妙，天真的勸告中共「不得到蘇聯援助，靠自己單獨抗日很難成功，立刻與日軍接觸，條件亦不成熟。」在中共的開導下，張很快領會這二套語言系統的奧妙而運用自如。正如中共所記錄的那樣「他(指張)已經開始用了『愛國抗日』話向內向外活動，將使大老闆無法公然反對。」突破這二套語言系統的障礙後，西安事變的研究將會步上一個嶄新的階段。
四、火線入黨——雙十二革命
蘇聯為甚麼會如此大力支持盛世才呢?這是張日夜思考的問題。張僅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期間，就曾先後在南京、上海多次密會蘇聯外交官員，試探蘇聯為什麼會如此大力支持盛。張為了能使蘇聯像支持盛那樣支持他，不惜跟著盛的足跡前進。如盛要求加入共產黨，張也亦然;盛表現十分激進，扣押殺害南京中央政府和國民黨派往新疆的工作人員。張決定扣蔣，並交人民公審，以顯示堅定的革命立場。因而張扣蔣後給中共邀功電中第一句話：「蔣之反革命面目已畢現」。
張要求加入中共，雖因共產國際反對使中共實際上放棄吸收張入黨，請注意實際地字，即中共表面上仍接受張入黨的要求。稍熟悉中共吸收黨員過程的人都會知道，此時在張身邊的中共宣傳鼓動家們會按他們的經驗，要張接受黨的考驗，在最能表現對黨忠誠的時刻，創造條件，爭取入黨，火線是最能表現出對黨忠誠的地方。因而火線入黨是中共頗為時髦的名詞。
這樣的時刻終於來到了，蔣鎮坐西安，親自調集具壓倒優勢的兵力，準備於十二月十二日頒布全面剿共命令，而一舉殲滅中共。張獲悉此情後，決定挺身而擊，捍衛黨，表現出自己對黨的忠誠，以能「火線入黨」並「擇蘇前嫌」。從而順利得到蘇援，實現「西北大聯合」的美夢。這是張為什麼在十二月十二日這個時間，以扣蔣方式發動他身邊激進分子早已迫不及待的「中國十月革命」的原因。
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歷時十三天半，仔細的分析對比西安事變發動者用二套語言系統寫成的文件後，可明顯的看出張在西安事變期間的心理變化及變化的原因和時間。
1，「偉大的中國十月革命」
時間：從張決定和蔣到十二月十六日
張的目標：火線入黨，「釋蘇前嫌」從而得到蘇聯大力支持，達到「委員長退休，讓我張學良來干」的目的。張身邊的激進分子更以為他們發動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的中國十月革命，締造一個新時代。
張的言論：滿口革命，且煽動群眾仇視蔣，以達到公審蔣的程度。對蔣處置：交人民公審。
2，「西北大聯合」
時間：從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三日
張的目標：儘管不利的消息接踵而來，但張既已發動了西安事變，再無選擇餘地，只有硬掌下去。仍希望蘇雖不支持他，總會支持中共。緊緊拉住中共，甚至故做鎮定，給中共有利消息，穩住中共不從鐵三角中溜走，希望實現三位一體的西北大聯合，他為這個大聯合的政府首腦與軍隊統帥。並為達到此目的不惜「自殺」或「入山為匪」。
張的言論：色厲內荏，以求在心理上壓倒對方。但明顯減少前一階段煽動群眾仇視蔣，以達到公審蔣的言論及革命詞彙。
對蔣的處置：放棄交人民公審，以蔣頭祭他們革命大旗的原意，扣蔣作人質，以換取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轉變原因：首先未能像他們預期的那樣得到蘇聯大力支持。張也未能火線入黨。更令張憤懣的是他在蔣坐鎮西安，已調集具壓倒優勢的兵力，準備十二日下令一舉殲滅中共的關鍵時候，挺身而出救中共。中共竟將他列於閻錫山之後，閻為全國聯軍總司令，而他僅為西北總司令。這使張不但「忿怒」，且放言：「我待他們那麼好，他們卻這樣對待我。」同時，也未能像他們預期那樣得到全國各地響應。
3，兵諫
時間：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下午四時
張的目標：儘量體面的下台。
張的言論：千方百計為自己開脫，正如他教導中共黨員劉瀾波那樣「理直氣壯，慷慨陳詞，說明自己是抗日分子，並無罪狀。」對蔣處置：親自送蔣回洛陽。轉變原因：兵諫只不過是西安事變發動者們對外的說辭。想不到竟成了他們下台的階梯。張希望能緊緊拉住中共，藉蘇援中共而間接受益，因而苦苦請求中共公開三位一體。但直到二十三日中共致電他們時，仍不願公開三位一體。張失去最後的希望，他思前慮後，感到連通知中共代表周恩來都沒有必要的情況下，於二十五日下午四時送蔣回洛陽。這場中共以俄援及三位一體西北大聯合鼓動起來的西安事變。又以俄援絕望，中共千方百計從三位一體中脫身而落幕。關於張學良在西安事變過程中心理歷程，曾有過不同的分析。有一種說法，張十三日看了蔣的日記和重要文件發現蔣早已準備抗日，因而全力保護蔣。這是張對蔣的說辭，以能與他的「政見之爭」緊密配合，掩飾他搶班奪權的本意。張作為副總司令，且曾與蔣睡在同一個單元。能不知蔣秘密準備抗日嗎?他不但知道蔣的計劃，且因「對日方案序列中有馮玉祥等而無良，痛傷良之心，忿怒不已」。不抗日，何來「對日方案」???
張看了蔣的日記等後知道蔣苦苦支撐這個百年沉疴，風雨飄搖國家的艱難，蔣又曾待他甚厚，不顧胡漢民等人的極力反對，任命張要職，現在他為了顯示革命立場堅定，竟要拿蔣的頭來祭旗，不禁有兔死狐悲之感。像曹操殺陳宮時那種淚流滿面的情景。但絲毫也未改變張要將他的雙十二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他並沒有像對外說辭那樣「馬上絕對擁護他」，而一直拖到二十五日，中共仍拒絕加入三位一體後，才放蔣回洛陽，更證明他的「如蔣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服從他!……我們所爭的是主張……」等虛作的對外宣言，必須用他們的二套語言系統對應關係翻譯後，才能看出他們的本意。
還有學者敏銳的觀察到張在十四日到十八日間心理微妙變化，但他們和「心理惶惑，猶豫動搖，而因十七日周恩來等來西安後，態度又突趨強硬。」來描述此種變化，顯然未能揭示張的內心世界。
張在西安事變初期，對西安事變抱有過高的期望。甚至有這麼種說法，他們準備在十七日「交人民公審」蔣。但要這樣做，必須先得到蘇聯大力支持。張心急如焚的盼望蘇聯支持他的喜訊。真是望眼欲穿，直到十四日仍未能盼到，這不能不使他開始擔憂。正如俗話所說「希望愈大，失望也愈大」。可以想像張盼不到俄援時的失望心情。在這樣的情況下，張能不「惶惑」嗎?能不「猶豫」嗎?張努力控制自己，苦苦思索退路，不得不將他發動的西安事變，從原來定位為「革命」，調整至西北獨立或半獨立局面。張將目標調低至他自認為有把握的程度後，反倒平衡些。似乎給人的印象「又突趨強硬」，又因他知道蘇聯大概不會支持他，總會援助中共吧!因而緊緊拉住中共，故做鎮定，給中共極喜不極憂，以能穩住中共留在三位一體中，更給人「又突趨強硬」的印象(第一，中共始終不肯公開三位一體;第二，蘇報紙那樣嚴厲的指責張，中共會不會為了避嫌而與他劃清界線呢?不能不使張擔心中共也像蘇聯那樣拋棄他。)持「政見之爭」論者不乏其人。張與蔣到底哪些政見分歧呢?是「安內與攘外，孰先孰後」嗎?張比蔣更極積「安內」，且手段也激烈得多。如張的「堅決肅清東北軍內的反革命」、「肅清蔣系勢力」、「用戰爭為『抗日』開道」，扣蔣及南京中央政府官員，槍殺蔣孝先、十六團團長、楊守霆、常節槐，以及王以哲、徐方、蔣斌、宋學禮，追殺何國柱等。
是「聯共」、「聯俄」嗎?恰恰是張知道蔣也要聯共、聯蘇後決定搶在蔣之前「聯共」、「聯蘇」。所不同的是，蔣的聯共、聯蘇是為了解決國家危機，而張的「聯共」、「聯蘇」是顯示堅定的革命立場，以能像盛世才那樣得到蘇援。因而一定要搶在蔣之前聯共、聯蘇。
是抗日嗎?張抗日?「九一八」、錦州、熱河之役，哪一次張抗過日?直到西安事變前夕，張抗日情切的成立抗日援綏總司令部把東北軍縮至蘭州一線，待得蘇援後再把蔣系勢力從西北清除出去。只是「用『愛國抗日』的話向內向外活動」而已。他們內部相互交流，用對內語言系統表達的真實想法是：「立刻與日軍接觸，條件亦不成熟」，「七七」抗戰後，張手下激進的抗日豪檔的大顯身手的機會來了。可是苗劍秋、孫銘九、應德田哪一個上前線與日軍拼殺呢?
中共抗日嗎?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與該世紀初的俄國極相似，日本不惜市價是從芬蘭買了五萬支槍給列寧，讓列寧發動一九零五年俄國革命從西邊牽制俄軍主力，使之不能增援在遠東與日軍拼殺的俄軍，從而戰敗失去庫頁島等。列寧說：「日俄戰爭是進步的戰爭」、「日本幫我們縛住俄軍，有利於我們的革命事業。」「天下英雄之見略同」，毛在該世紀七十年代接見日本社會黨訪問中國大陸團時說：「應感謝日本(侵略中國)，使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毛在批判彭德懷時曾說「要是彭不發動『百團大戰』的話，日軍可能占領河南，我們根據地可擴大到河南。」抗戰勝利前夕，日軍敗象已露，全國同胞喜在眉頭，可毛卻萬分惋惜「日本失敗得太快了，要是晚幾年就好了，這樣我們可多準備幾年，準備得更充份些……」。毛的抗日是讓日本縛住蔣的手腳，以能讓他大力發展，日軍鐵蹄踐踏中國的領土越多越好，他有更多的發展空間。中國人民做亡國奴的時間越長越好，他有更多的時間做準備。再看看中共在抗日中的表現吧!毛為中共制定「一份抗日，二份妥協，七分發展」的方針。但是抗日要流血犧牲，而發展可立杆見影，壯大山頭後即可遷升。因而到了下面就不是這個比例了。就以中共叫了多年抗戰後，出軍第一戰平型關戰鬥為例。當時林彪115師二旅建制，加上獨立團共五團十五營四十五連。真正出力抗日的只有外號叫「猛子」的曾賢生連長率領他那一連人，襲擊停放在「老君爺廟」西南乾河灘上的日軍十餘輛汽車，擄走汽車上的軍大衣等。真正出力抗日的只占四十五分之一，這就是中共的平型關殲敵真相。他們撤出戰鬥後，即向全國廣播宣稱他們擊敗萬餘日軍。又編造了伏擊日軍的神話，把襲擊停放在乾河灘十餘輛汽車的曾賢生連搬進伏擊戰中。直到今天，幾乎所有的作者都重複中共平型關伏擊日軍的說法，沒有人問一下，能在這樣的地段(傅作義制訂用五支兵力，圍殲已於九月二十三日竄至團城口的四個大隊日軍計劃中，分派給林彪出擊的地段，即能在日軍崗哨旁伏擊日軍嗎?);這樣的時間(五支軍隊同時出擊的時間)伏擊到敵人嗎?再看看中共所描述的伏擊戰「二百輛大車緊跟在一百輛汽車，後面於九月二十五日凌晨進入伏擊圈『又』下大雨」。二百輛中世紀的畜力大車，在雨中和雨後濘泥的黃土路上，經過徹夜艱辛的跋涉，居然仍能緊跟在現代化的汽車之後?且如此嚴謹在檢閱台下也難完成的隊型是疏忽大意?再加上所運的只是九月份倘不急需的軍大衣。何不在大白天用十餘輛汽車多跑幾次，輕鬆的完成同樣運輸量的任務呢?如此文字也能重複至今。
近在咫尺的四個大隊日軍，眼光光的讓林彪搬走他們的軍大衣，他們為什麼不保護，他們的運輸兵呢?這是因為我另四支抗日健兒正在圍殲他們，他們已處境垂危，再無力支援他們的運輸兵了。倘若林彪真的拿出一份力量抗日，用一個營的兵力，從背後突擊這股已處境垂危的日軍再用二份兵力吹號吶喊助威使敵喪膽，此敵可殲。林彪不但虛晃一槍即撤離戰場。且向全國廣播，宣稱他們已將萬餘敵擊潰。正如拿破崙所說「不想當元帥計程車兵，不是好士兵」，榮譽、軍功是軍人冒死殺敵的動力。現中共宣稱他們已將敵人擊潰，即使戰死也無榮譽，軍功可言，誰還會冒死殺敵呢?前線不潰亂才怪呢!中共如此行徑使蔣傷透腦筋，又無法處置，無可奈何的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寫道，共產黨之投機取巧，應切實注意。此輩不顧信義之徒，不足為慮，吾當一本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道以應之。「著名的學者黃仁宇在他的大著《從大歷史的角度談蔣介石日記》一書中引用上述日記。似乎責怪蔣心襟窄狹，中共在平型關勇殲暴日後，蔣仍無任何對中共推心置腹的信用」。黃被認為是尊蔣「反共」的。事實的真相如此令人吃驚!中共的所作所為，比最「反共」的文人，往最壞的方面想，所能想像出來的還要離譜。
蔣當時的處境，比最尊蔣的學者，往最諒解方面想所能想像出來的還要艱難。從「九一八」到「七七」是蔣對中國貢獻最大的時期。蔣苦苦思索把日本這股戰爭禍水引走。他看到中共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後，武器損失嚴重，極欲從蘇聯取得武器，立即順勢誘導，勸說中共並給中共靠近外蒙的綏遠五個縣做為據點。這樣既可避免中共以打通國際線為由而挑起的內戰，又可讓中共引發日本與蘇聯衝突，從而不再為害我國。但中共要用中國人的鮮血保衛他們的「共產主義祖國——蘇聯」拒絕蔣的勸告。
五、張學良生活在一個非常嚴峻的時代
張似乎有許多可愛之處。在當時中、下級軍官待遇極低的情況下，張私下接濟他們養家活口。張因熱河抗戰去職前夕，曾接見東北軍團長以上幹部，給每人一封臨別信，所以人緣頗佳，若在太平盛世，可能廣為傳頌。
不幸的是張生活在一個非常嚴峻的時代。內憂外患危機四伏，稍不慎將會使國家民族推至災難的深淵。就以張自忠為例，張自忠僅為三十八師師長兼天津市市長，所做所為也遠沒有張學良那麼離譜。但張自忠的親哥哥看到國家民族垂危至此。深感他弟弟責任重大，不惜死諫。臨終前寄語張自忠「三弟，你可不能做亂國賊子。」「亂國賊子」不是出於政敵之口，而是親哥哥的規勸。可見歷史對他們那一代人是多麼嚴苛。張自忠從此轉變成一位愛國軍人，並為國捐軀，受世人稱頌。張學良卻愈走愈遠。為顯示堅定的革命立場，以「釋蘇前嫌」而發動西安事變，把中國歷史導向另一航道。直到毛死才結束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災難歷程。我苦難的同胞究竟受了甚麼詛咒，要遭如此巨大的災難。
本文有關資料取自
《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著
《細說西安事變》王禹廷著
《張學良與蘇聯秘密會唔》焦績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