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中共當時的體制下，每一次打倒一個重量級人物，高層人物每一個人都需要表態。林彪「自我爆炸」後，自然免不了這一重要形式，在諸多揭發材料當中，一份來劉伯承的談話記錄，令原黃永勝秘書遲厚澤驚詫不已。1995年，遲澤厚致信劉伯承的夫人汪榮華，對這份材料表明態度：「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印發的十多份個人揭發材料中，有一份是劉伯承元帥的談話記錄稿。記錄時間為1972年3月2日上午，原標題《劉伯承同志揭發林賊罪行談話記錄(摘要)》。許多經歷過這段歷史的原四野部隊幹部，看後反映強烈。劉伯承元帥在軍內向以正直厚道著稱，我對他極為尊敬。我無法理解，劉伯承元帥雖然己入耄耋之年(時年整80歲)，但講的畢竟都是自己的親身經歷，怎能出現這樣的謬誤?」遲澤厚在這封信中還指出：「1972年的『批林整風』運動中，中央印發了一份由劉帥署名的揭發材料記錄稿。但我驚訝地發現，這份材料嚴重失實，特別是材料第三條揭發的林彪在解放戰爭時期的8項罪狀，竟無一項能夠成立。」但由於劉伯承形象敦厚，遲澤厚說：「這份材料在當時引起了強烈反響。一些熟悉劉帥的同志，都認為這些話不像出自劉帥之口;我則想，『四人幫』一直插手『批林』，是否他們借劉帥失明重聽之機，盜用劉帥名義，炮製這篇東西，以達到一箭雙鵰——既打擊原四野一大片幹部，又製造二、四野部隊矛盾和敗壞劉帥聲譽之目的?」迄今為止，遲澤厚仍然沒有得到回應。
1963年3月3日，軍委常委會後於廣州東山小島合影。左起前排：陳毅、劉伯承、林彪、賀龍、羅榮桓;後排：羅瑞卿、聶榮臻、徐向前、陶鑄、葉劍英
原編者按：「九一三」之後，全國一片喊打喊殺。人微言輕的遲先生冒險上書，據實指摘，以促請中央「確保運動健康發展」。種種質疑，至今未消。如果說當年他是出於「政治責任感」，那麼現在則是出於「歷史責任感」。
遲先生的懷抱在於一個「真」字。他不明白，何以「黨政軍界名人」都不講真話?更無法理解，何以「以正直厚道著稱」的老前輩也不講真話?
其實，劉帥的談話，「表態」而已。
按照黨內生活慣例，每逢「路線鬥爭」的黑箱作業階段結束，全黨就進入了「表態」階段，不外乎堅決擁護，揭批罪行，徹底打倒。沾包者唾面自污，落井下石;受壓者揚眉吐氣，踏上一腳;更有無奈者言不由衷，隨波逐流。勝利者通過表態，既可檢驗表態者的順從，又可以此確認權力之有效性。因此，「表態」只關乎服從，不涉及真相。此即「表態文化」的潛規則。
說違心話，在中共黨內鬥爭中屢見不鮮，積久成習，連德高望重、功勳蓋世者也不能倖免，如劉帥，如總理，如耀邦。在危急關頭，頂住壓力、堅持己見、拒說違心話的似鳳毛麟角，結局人所共見。
迫人說違心話和被迫說違心話，依據的原則驚人一致：維護大局，維護團結，維護領袖權威。
以追求真理相號召的團體為什麼要在「違心話」下才有大局、團結、權威?是非的認定為什麼不是爭論的結果，而是「不爭論」的結果?事過境遷，人們才發現，被壓抑的聲音往往更接近常識，更符合人性，更有利發展。靠大家說違心話維護的「大局」，其實是困局、危局、死局;維護的「團結」，不過是延緩、掩蓋了矛盾，化明爭為暗鬥，積表瘡為內患;維護的「權威」，最終成為家長專制的一錯到底。
事實證明，面臨重大歷史事件，說違心話的人越多，職位越高，時間越久，後果就越嚴重。後人固然應該給他們以同情、寬諒，更應該反思乃至根除造成這種現象的體制性弊端。
從遲先生寫那封信到現在，三十四年過去，「路線鬥爭」的提法已被廢棄，「表態文化」卻餘音猶存，只不過退化成一種「表演文化」。同樣的言不由衷，表里不一，現又演變成演員假裝演，觀眾假裝看，導演假裝相信演出效果。雖說是「走過場」，但「過場」總得「走」。淪落至此，說潛規則是客套，慣性罷了。
正文如下。
1971年，中國發生了舉世震驚的「九一三」事件。中共中央隨即按照自上而下、先黨內後黨外的原則，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批林整風」運動。為推動運動發展，印發了大量揭發批判林彪的「紅頭文件」。
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有中央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以及各大軍區負責人共312人參加的批林整風匯報會議。會上印發了幾十份揭發批判林彪罪行的文件、資料，其中除了專案組的大塊文章，還有十多份來自曾與林彪共事者的揭發。對專案組發布的那些材料，這裡姑且不予評論：單說那些曾與林彪共事過的黨政軍界名人，他們本有條件寫出最能反映林彪真實情況的材料，然而現實情況卻令人極為失望。我於1953年5月從部隊基層調到第四野戰軍兼中南軍區領導機關，長期在秘書、作戰部門工作，對林彪本人和四野部隊的歷史情況有所了解。我驚訝地發現，這些林彪昔日戰友們所揭發的材料竟與過去我所了解的迥然不同!
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印發的十多份個人揭發材料中，有一份是劉伯承元帥的談話記錄稿。記錄時間為1972年3月2日上午，原標題《劉伯承同志揭發林賊罪行談話記錄(摘要)》，內容如下：
一，紅軍過了金沙江後，林賊就反對毛主席，他夥同彭德懷要毛主席放棄指揮，在會理會議上受到毛主席的批評。我當時參加了會議，毛主席批評他說，你是個小孩子，你懂得什麼?在這個時候直接跟敵人頂不行，繞點彎子多走點路還是有好處的。
二，解放戰爭時期，林賊在東北，我們正進行淮海戰役第三階段。後到西柏坡向毛主席匯報情況的時候，就聽說，毛主席叫林彪打錦州，而林彪不聽，卻要打吉林(長春)，結果貽誤了戰機，推遲了時間，受到毛主席的批評，但林賊置之不理。據說，當時羅榮桓給毛主席打了電報，承認了錯誤，林彪知道後，卻諷刺挖苦地對羅說，你的電報寫的好，將來你有前途。
三，進關後渡江南下，當時我們並沒有請求增援，但我們的部隊到了那裡，林賊也派部隊到那裡。我們占領了廣州，他就跟到了廣州，我們到了雷州半島，林彪部隊就占領了海南島，我們到了廣西，林部也隨著到了廣西。後我們又轉戰西南，瓊州一仗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軍大部解決了，共九十萬人。當時，林彪要了二十五萬，三野是我們主動給的，也給了二十五萬。現在看來，林彪要這二十五萬，就是為了擴大自己勢力。後來林彪派五十軍去成都，派五十七軍去重慶，但是他們去，不是為作戰，而是為了占地盤、收武器。在雲南也是如此，陳賡部隊占領雲南，林彪跟著也派了部隊，在敵人的退路上截擊，也是為的收繳武器。所以，現在看來，林賊搞政變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戰爭時，他就抓權，就是積蓄力量、占地盤、擴充自己的勢力。
四，記得在楊成武當代總長的時候，林賊曾和黃永勝在總參謀部談過一次話，在談到軍隊的重要性時，林賊說，要學蔣介石，蔣介石把一國的兵力抓住了，他就是把一個國家抓住了，這一點是值得學習的。以後黃永勝把林的話傳給楊成武，楊當作「重要指示」又抄給總部的參謀，這樣我也就看到了。後來被林賊知道，黃永勝趕快叫楊成武毀掉了。林賊不學毛主席，卻要學蔣介石，這也是他反革命的一個罪證。
五，有一次我到南京空軍俱樂部，裡面沒有毛主席的像，只是掛了劉亞樓的像，說他是空軍的創始人。我聯想到在東北時，劉亞樓曾把打爛了的日本飛機、國民黨飛機揀起來拍成電影，說是空軍來了。這樣就是空軍的創始人?劉亞樓死後，林彪就叫吳法憲當空軍司令，當時就有不少人反對。可見林彪很早就抓空軍了。後來他又叫李作鵬抓海軍。李作鵬在江西蘇區時是個譯電員，那時他年紀很小，但鬼頭鬼腦的不老實。陳光是一一五師副師長，後代師長，他有錯誤，驕傲，但屬內部矛盾。李作鵬假裝好友去套他，說他香港有關係，又推斷出與蔣介石有關係，因而弄得陳光自己燒死。李作鵬完全是特務手段，林彪卻為此事器重他。
六，毛主席教我們看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而林彪卻對政變很有研究，專門搜集政變事例。可見他搞政變是存心已久的。
劉伯承同志最後說，林彪這個人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我同他幾十年，他沒說過什麼真話。這次同林陳反黨集團的鬥爭，不是個簡單問題，要心中有數，注意政策。建國以來，高饒、彭黃、劉少奇、林陳四次反黨事件，主要背景都是蘇修，所以要特別警惕蘇修的顛覆活動，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以上《談話》揭發林彪在解放戰爭時期的8條罪狀，竟然全無事實根據!許多經歷過這段歷史的原四野部隊幹部，看後反映強烈。劉伯承元帥在軍內向以正直厚道著稱，我對他極為尊敬。我無法理解，劉伯承元帥雖然己入耄耋之年(時年整80歲)，但講的畢竟都是自己的親身經歷，怎能出現這樣的謬誤?繼而我就擔心：「紅頭文件」是代表「無產階級司令部」聲音的，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它所肯定的東西，起著標杆、示範作用，倘若大家都起而仿效，如此這般進行揭發批判，那將把廣大黨員群眾引向何處?一場嚴肅的政治運動，豈不會弄成令全黨蒙羞的政治鬧劇!
正是出於這種憂患意識和政治責任感，經過長時間劇烈的思想鬥爭，我決心不惜冒巨大政治風險，給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寫信，通過指出劉伯承元帥這份揭發材料的嚴重失實，促請中央避免繼續出現這類錯誤，加強對「批林」運動的領導，確保運動健康發展。
致汪東興同志的信是這樣寫的：
東興同志：
知道您很忙，實在不想干擾。但因我遇到一個自以為是很重要的問題，並認為這個問題應該向中央反映，以期引起重視，所以不得不占用您的一點寶貴時間。
不久前學習中央批林整風會議文件，看到劉伯承同志一份揭發林賊罪行的談話記錄(見會議參閱文件之二)。這個記錄的第三條，是專講林賊在解放戰爭時期南下作戰中的罪行的。但是，令我驚異是：裡面講了八件事，不是完全違背歷史實際情況，就是觀點有嚴重錯誤。現列舉如下：
一，記錄說：「進關後渡江南下，當時我們並沒有請求增援，但我們部隊到了那裡，林賊也派部隊到那裡。」記錄中所說的「那裡」，顯然是指中南地區和西南部分地區，因為四野部隊從未到過二野原來所在的華東地區。我不知道二野的領導當時是否請求過增援，但是誰都知道，四野部隊在二野部分部隊(主要是陳謝兵團、即4兵團)的協同配合下，主要負責殲滅中南地區的蔣匪軍;爾後二野部隊又在四野的支援和一部分部隊的直接配合下，進軍大西南。這是毛主席、黨中央的戰略部署，這不應和林賊的陰謀活動混為一談。
4野提前南下是軍委應渡江總前委陳、鄧的要求安排的，陳鄧在49年2月給軍委的電報中建議平津一帶的4野提前結束休整，派五個軍南進河南，進逼武漢，牽制白崇禧，以保障右翼的2野渡江部隊安全。林羅估計了一下，就僅派了40、43兩個軍先遣南下，後頭卻非常好地逼退了武漢的桂系軍，說明這個預計是十分知己知彼的，而鄧陳卻沒想到4野部隊的力量竟如此強勁。
二，記錄說：「我們占領了廣州，他就跟到了廣州」。意思好像是二野部隊首先解放了廣州，四野部隊不但落在後面，而且根本不該到廣州來。而據我所知，解放廣州的主力並首先進入廣州的，是四野15兵團的部隊;以後15兵團機關就長駐廣州，併兼廣東軍區機關。我想，這也應該是中央的統一部署。
事實上：10月12日14時鄧賴下達了廣州攻城命令，43軍從白雲山、廣花(縣)公路直下廣州;44軍從廣增(城)公路，廣九鐵路兩向攻擊。14日17時，43軍128師382團最先進入廣州，21時，44軍132師396團亦進入廣州。
此時(14日黃昏)4兵團先頭14軍40師剛入三水。
三，記錄說：「我們到了雷州半島，林彪部隊就占領了海南島」。解放海南是四野40、43軍經過近半年的準備，於1950年4月中旬實施的。渡海部隊突破了蔣匪海空軍組成的所謂「伯陵(匪首薛岳字)防線」，用木船打敗了兵艦，在瓊崖縱隊的接應配合下，艱苦作戰半個月，粉碎了10萬敵軍的抵抗，殲敵3萬餘，解放了海南全島。這個勝利來得並不容易，而當解放海南時，二野部隊早已進入大西南四五個月之久;二野部隊過去也並未進駐雷州半島。這裡無法理解，二野部隊同解放海南有什麼直接關係。
四，記錄說：「我們到了廣西，林部也隨著到了廣西。」據我所知，四野部隊(主要是13兵團)在衡寶戰役結束後，是追殲白崇禧匪部進入廣西的;15兵團之一部及二野4兵團，則從南線粵桂邊進入廣西。在南北兩線都不存在什麼誰「隨著」誰的問題。
另外陳毅此期把桂系軍誇得很厲害，是很希望林羅大軍鉗制住白崇禧，有助於渡江大戰役的。再到後來2野能隱蔽運動到湘黔、湘川一線準備入川，也是靠4野制住了宋、白兩個集團方得實現，按當年的講法，解放中南一地，4野部隊是鑼鼓喧天，2野部隊是偃旗息鼓……雖然有任務分工不同的理由，但恕我直言，2野若單獨對付白崇禧，恐怕不行。
五，記錄說：「後我們又轉戰西南，瓊州一仗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軍大部解決了，共90萬人。」1949年底，蔣匪的殘兵敗將多數逃到西南，二野在解放大西南中，殲滅了大量敵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我不知道在我軍戰史上還有一個比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殲敵更多的瓊州戰役。而且，也不知道四川還有個「瓊州」其地。據我所知，殲敵90萬人的事是有的，但不是「瓊州一仗」，而是從11月初開始到12月末結束的整個解放大西南的戰役，其間打了許多仗，被殲之敵包括了雲、貴、川、康4省的蔣軍，其中既有戰鬥解決的，也有如盧漢、劉文輝等起義的;而參戰的我軍，除二野和四野的一部外，還有從陝南尾擊胡宗南匪部進入四川的一野部隊一個多兵團。
六，記錄說：「瓊州」戰役之後，「林彪要了25萬俘虜，三野是我們主動給的，也給了25萬。」二野領導是否主動給了三野25萬俘虜不得而知，但四野這25萬人，我問過一些老同志，包括過去做軍務工作的同志，大家都搖頭。有的同志說：「當時自己的俘虜還處理不完呢，誰還大老遠地去要俘虜?」
七，記錄說：「後來林彪派50軍去成都，派57軍去重慶，但是他們去，不是為作戰，而是為了占地盤、收武器。」這裡講的「57軍」，應為47軍之誤(我軍根本就沒有57軍這個番號);不知為何，卻又漏掉了一個42軍。這3個軍入川，並不是在「瓊州一仗」的「後來」，而是在這以前，是實實在在打進四川的。例如，47軍就是和其他兄弟部隊一起，殲滅了宋希濂部主力之後，最早解放重慶的部隊之一。消滅了敵人，自然要收繳敵人的武器。四川解放之後，四野入川各軍即陸續按照中央命令回到中南地區，「占地盤」從何講起?據說重慶解放後，劉伯承同志曾特意宴請四野入川部隊團以上幹部，再三表示慰問和感謝，並給入川部隊官兵發了慰問金(銀元)。這事給大家留下了極深的印象，許多同志至今津津樂道，為什麼現在記錄竟又作這樣的描述呢?
2野主力解放四川力量不足，因當時國軍近七十萬人，重慶這一關比較難過。故劉鄧請4野三個軍及湖北獨1、2師共同入川作戰，後來47、50軍在江南，42軍在江北合同2野3、5兵團指揮的六個軍進攻重慶。重慶解放後，劉基於國軍兵多，起初尚有對其分而殲之的漸次想法(大別山的虧吃怕了!)，不料，此時的兩野各軍爭先恐後地發起攻擊、追擊，使國軍在川東、川中的14、15、16、20幾個兵團潰不成軍，劉才意識到其對手現已嚴重腐朽，修訂了計劃，故才有儘快逼近川西垻子的決策。
八，記錄說：「陳賡部隊占領雲南，林彪跟著也派了部隊，在敵人的退路上截擊，也是為的收繳武器。」這大概是指38軍之一部配合4兵團入滇作戰一事。這裡我不明白，既然4兵團已經占領了雲南，38軍才「跟著」派出去，如何竟又能深入到敵人的退路上去截擊呢?截擊敵人又有什麼不好呢?前面幾條說四野部隊不該跟在二野部隊後面走，現在卻又怪四野部隊走得太前了。
雲南國境線有三千里長，國外出口多，4兵團入滇僅兩個軍，兵力不夠。故軍委命令38軍114、151師加入雲南作戰，此二師兵力可抵2野一個軍使用，因此滇南戰役完成較好。
七，記錄說：「後來林彪派50軍去成都，派57軍去重慶，但是他們去，不是為作戰，而是為了占地盤、收武器。」這裡講的「57軍」，應為47軍之誤(我軍根本就沒有57軍這個番號);不知為何，卻又漏掉了一個42軍。這3個軍入川，並不是在「瓊州一仗」的「後來」，而是在這以前，是實實在在打進四川的。例如，47軍就是和其他兄弟部隊一起，殲滅了宋希濂部主力之後，最早解放重慶的部隊之一。
當然，個人的揭發材料不可能像中央正式文件那樣準確、嚴謹，憑個人回憶寫材料，個別地方不準確是難免的。我認為，重要的是寫材料的態度。這個記錄材料的最大問題是缺乏實事求是、認真負責的精神，對歷史採取了極不嚴肅的態度。它還帶有濃厚的宗派主義氣味，是以宗派主義反對林賊的宗派主義。這個記錄，未講到兄弟部隊一點好處，卻強調他們「並沒有請求增援」，而其他部隊則死跟在他們後面發洋財，好像解放中南、西南地區都包給二野了，甚至所有硬仗也都是二野打的。我想，這不但原四野的同志看了會有意見，一野的同志也不會同意，凡是了解這段歷史情況的人，也都不會贊同。特別令人不愉快的是，記錄把毛主席領導下的第四野戰軍，竟和林賊混為一談，多處把四野部隊稱為「林彪部隊」、「林部」，甚至直斥47軍等部隊「他們去，不是為作戰……」。這極不利於我黨我軍的團結。看看張國燾事件發生後，毛主席是如何把四方面軍與張國燾嚴格加以區別的，就可知道這個記錄的錯誤了。
這個記錄歪曲了我軍高度集中統一的組織性。我軍的各次重大戰役，都是毛主席親自指揮的。南下作戰各野戰軍的行動當然也是如此。而記錄竟把四野進軍中南和支援二野進軍大西南的行動，說成是林賊一人在那裡搗鬼，這樣豈不是否定了毛主席對全軍的統一指揮嗎?
而我認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前我們的任務是又准又狠地把林賊的罪行揭深批透，把批林整風引向深入，唯其能准，方見其狠。但由於這個記錄材料的嚴重失實，又經中央作為參閱文件下發，這不可免地會引起一些人的思想問題，因而不利於批林整風運動的深入開展。
附帶說幾句：劉伯承同志素為我尊敬的革命前輩、老首長之一。我正是從維護黨的原則和老前輩的榮譽出發，經過長時間的考慮，才覺得有責任對這個記錄提出意見。1920年，列寧在寫《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時，由於對荷蘭共產黨某些黨員在國際共運中的表現未同廣大荷蘭黨員加以區別，曾引起一位荷共黨員的「抗議」。列寧高興地接受了這個「抗議」，並在該書的最後專門作了說明。革命導師的這種偉大襟懷實在令人感動。我想，我對劉伯承同志這個材料的「異議」，也應受到他的歡迎。我還猜想，也許記錄中的一些錯誤並非由於他的口授，而是由於整理記錄的同志缺乏必要的歷史知識和責任心不強所造成的。
我現在在地方工作，手頭沒有軍史、戰史這類資料。前面我講的許多情況，主要是憑自己對過去接觸過的一些材料的回憶所得，也許有個別情況不太準確，但大框框是不會錯的。如果我對哪個問題的認識有錯誤，請您嚴格批評。
如果您認為我所反映的意見，是在深入批林整風中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可否請您把此件轉呈總理一閱。謹致
敬禮
廣東省革命委員會辦事組副組長
廣州軍區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
遲澤厚
1972年9月3日
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我考慮到此舉的三種結局：一是我的意見引起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他們從諫如流，舉一反三，認真糾正那種「歷史為政治服務」的錯誤做法，但我估計這種可能性極小;二是把我的意見視為反對「批林」，為林彪鳴冤叫屈，是「現行反革命」，逮捕法辦，這種可能性比前者為大;三是將我的意見存檔，不予理睬，這種可能性更大。
我的信於1972年9月6日以「絕密件」交保密室發出。我不但署了真實姓名，還註明了職務。為了防止出現第二種結局時牽連他人，我未向任何人透露此事。
信發出後如石沉大海。憑我在機要部門工作20多年的經驗，估計此信沒有哪個工作人員敢扣壓不報，不但汪東興本人會看，而且還可能給中央其他領導人看。對我的信不作答覆，固然令人失望，但我同時又感到有些欣慰，這說明我的材料和意見是無懈可擊的，倘若我的信中有「污衊不實之詞」，有關方面必然會抓我的「辮子」，興師問罪的。
時間到了1995年，我已離休多年，劉伯承元帥也已去世多年。此時距我給汪東興寫信已過去23年。這期間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一些人所特別欣賞的「輿論一致」的堅冰有所突破。隨著江青集團當年操縱「批林」的內幕被逐漸揭露，我判斷劉伯承元帥1972年的那個揭發材料，未必出自他的本意，他很可能掉進了江青集團設置的圈套。這年5月，我去四川石棉縣安順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強渡大渡河60周年紀念活動。當年擔任紅軍總參謀長和紅軍先遣隊司令的劉伯承，曾參與指揮渡河作戰。這時我又想起了他的那個揭發材料。出於對這位革命家的崇敬之情，我從四川給依然健在的劉伯承夫人汪榮華女士寫去一信，指出那個揭發材料對劉伯承元帥聲譽造成的損害，懇切建議通過適當形式由她出面說明情況，將劉伯承元帥從這樁歷史舊案的被動局面中解脫出來。我深信，我的熱誠和善意將會得到積極回應。
我在信中說：
汪大姐：
您好。
我是廣州軍區的一名離休幹部。吳忠同志生前，我與他關係密切，經常聽他講起劉帥和您。我對劉帥充滿崇敬之情，吳忠同志1988年寫的懷念劉帥的兩篇文章：《中原主帥劉伯承北渡淮河記》、《諄諄教誨寓深情》，就是由我執筆的。今天，我來到四川大渡河畔的安順場，參加紅軍強渡大渡河60周年紀念活動。60年前的今天，在劉帥的指揮下，中央紅軍1師部隊，在這裡取得強渡大渡河的偉大勝利;4天之後，2師又飛奪瀘定橋，從而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妄圖消滅中央紅軍於大渡河以南的狂妄計劃。劉帥為中國革命建立的不朽功績永垂史冊。現寄上廣州駐軍老年集郵協會為紀念紅軍強渡大渡河60周年而特製的紀念郵封一枚，以略表我對劉帥的懷念崇敬之情。
藉此機會，我還想將埋藏在心中己20多年有關劉帥的一個疑問，提出來向您求教。
1972年的「批林整風」運動中，中央印發了一份由劉帥署名的揭發材料記錄稿。但我驚訝地發現，這份材料嚴重失實，特別是材料第三條揭發的林彪在解放戰爭時期的8項罪狀，竟無一項能夠成立，如材料中說：「進關後渡江南下，當時我們並沒有請求增援，但我們的部隊到了那裡，林賊也派部隊到那裡」;「我們占領了廣州，他就跟到了廣州」;「我們到了雷州半島，林彪部隊就占領了海南島」;「我們到了廣西，林部也隨著到了廣西」;「後我們又轉戰西南，……林彪派50軍去成都，派57軍(按：應為47軍)去重慶，但是他們去，不是為作戰，而是為了占地盤、收武器」;「陳賡部隊占領雲南，林彪跟著也派了部隊，在敵人的退路上截擊，也是為的收繳武器」，等等。稍懂一點我軍歷史的人都知道，南下作戰中，二野與四野部隊的協同關係，包括前面提到的各次行動，都是根據毛主席和中央軍委的指示進行的，而上述說法，則不但是對林彪和四野部隊的否定，竟連毛主席和中央軍委也否定了。
這份材料在當時引起了強烈反響。一些熟悉劉帥的同志，都認為這些話不像出自劉帥之口;我則想，「四人幫」一直插手「批林」，是否他們借劉帥失明重聽之機，盜用劉帥名義，炮製這篇東西，以達到一箭雙鵰——既打擊原四野一大片幹部，又製造二、四野部隊矛盾和敗壞劉帥聲譽之目的?但無論怎樣，既然材料是以劉帥的名義寫成的，史學界對這份材料是會認真研究的。最近我發現，聶榮臻同志在他的回憶錄中寫了一些有違史實的東西，史學界經過考證後己含蓄地提出批評。劉帥的這篇材料雖然是內部的，但早晚也會公開，史學界也會認真研究鑑別，從而對劉帥的光輝形象造成某些損害。因此，我認為應當趁著您還健在，本著對歷史負責和對劉帥負責的態度，採取適當方式，對這個材料產生的背景和過程，作一必要的說明，以防患於未然，消除可能產生的一些消極後果。我作為一個受黨教育幾十年的軍隊幹部和業餘黨史、軍史工作者，希望在這方面能對您有所幫助。不知我的意見是否可行?亟盼得到您的教正。
敬祝
健康長壽
廣州軍區司令部動員部原部長遲澤厚
1995年5月25日於四川石棉縣安順場
大約過了半月，曾任軍區副司令員的魯瑞林將軍突然通過司令部辦公室的一位副主任打電話，邀我去他家中。魯瑞林調廣州軍區前曾任昆明軍區副司令員，他來廣州後不久即被免職，我與他向無接觸，但我知道他是劉伯承的老部下，我馬上判定他找我與我給汪榮華女士寫信有關。
不出所料，剛一見面，他便開門見山地說，他受汪榮華女士之託，向我了解劉伯承元帥那個揭發材料的有關情況，據汪女士講，她「不記得劉帥有這樣一個材料」。我把早就準備好的劉伯承揭發材料和我寫給汪東興信的複印件遞上，他戴上老花鏡粗略地看了一遍，然後摘下眼鏡，接連「啊呀」了兩聲，表情複雜地看著我說：「現在看來，劉帥這個談話稿是有些不妥。奇怪，我對這個材料怎麼就沒有一點印象呢?」
我不無調侃地說：「您是軍區首長，工作那麼忙，天天文件看不完，哪裡會記得這麼一個材料!我跟您不一樣，我是專幹這個的呀!」
我有句話沒說出口：如果您是四野部隊的一個領導幹部，看後印象就深刻了!
最後我建議：把劉伯承元帥的揭發材料和我致汪東興信的複印件，都給汪大姐寄去，看她有什麼意見。
「好，好，好，我今天就打電話。汪大姐有什麼意見我會及時轉告你。」
我相信魯瑞林將軍的電話肯定打了，我提供的兩份複印材料也一定寄去了，但此事卻再無下文。我曾兩次詢問當時一直在場的那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他說他也一無所知，而且不便詢問。我自然更不便詢問。
我很失望。我滿腔熱忱想辦成的一件好事，為什麼卻得不到回應?對方是否有什麼難言之隱?百思不得其解。最後我只能認為：對方在得到全部資料而且在我闡明利害的情況下，採取這種態度，只能表明我原來的分析判斷有誤，對方實際默認了這份揭發材料並非完全出於江青集團的炮製。倘若如此，我豈不是少見多怪、瞎積極嗎?
時光到了21世紀第三年，我仍不死心。但考慮到汪榮華女士年事已高，便又托一位名人之後與劉家的後人溝通，希望我原來的設想能得到他們的支持。結果還是得不到響應。至此我徹底絕望。
「批林整風」運動距今已經35年，「四人幫」倒台和「文化大革命」結束也已整30年。這可是一代人的時間哪!但遺憾的是，至今未見有關方面對那一時期形成的大量文件、資料進行清理、甄別，任其成為歷史檔案。特別是那些出自具有驕人政治身份的名人筆下或口述而形成的檔案，究竟算不算數?當今或後世的歷史工作者，該如何對待這個問題?
35年前我給汪東興寫信時，剛年屆不惑，如今則早已年逾古稀，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被閻羅天子召見。時日無多，每一想起35年前我冒著巨大政治風險提出的問題，至今仍沒個說法，我實在於心不甘。特別是，我並不是就事論事，孤立地評論一篇文章的優劣長短，我較真兒的是由一篇材料所暴露出來的究竟該如何對待歷史的問題。我要趁我有生之年，發聲吶喊，再次並且在更大的範圍把這個問題公開提出，以就教於方家、知情者。
最後還要說明兩點：一是我在寫給汪東興的信中，指出了劉伯承元帥談話的8處謬誤，其實還不止這些，如他說「解放戰爭時期，林賊在東北，我們正進行淮海戰役第三階段」，而實際上當淮海戰役進行到第三階段即1949年1月上旬時，林彪、羅榮桓指揮的百萬東北野戰軍早己入關1個多月，協同華北野戰軍攻占了張家口，正積極準備攻打天津呢!二是早年我給汪東興的信，今天再看也有不少毛病，特別是其中有不少當時不得不寫的官話套話，令人生厭。但為了反映歷史原貌，我一字不改。這也是對歷史的尊重。
2006年7月10日於廣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