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事無小事，那麼，外事中的一些與軍國大事無關的「小事」，最能反映一個時代的特點。
對當年獨具「中國特色」的「萬歲文化」，一些外國人確實無法理解，因此險些鬧出後果可能很嚴重的「笑話」。
周恩來會見外賓時，中聯部工作人員齊錫玉先生曾當過幾次翻譯。齊錫玉先生在《中共黨史資料》第81期發表的《為周總理作翻譯的點滴回憶》一文中寫到，1952年5月1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邀請各國工會代表團參加五一節觀禮，並列席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齊錫玉負責接待澳大利亞工會代表團，其中有位比爾·加德納先生是煤礦工會代表。在大會閉幕那天，黨和國家領導人集體接見全體代表和外國工會代表團。當中央領導出現在主席台上的時候，掌聲和「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成一片。這時，毛澤東離開中央其他領導人向前走了一步，向人群揮手致意，「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更加震耳欲聾。
這時，加德納不解地向齊錫玉問道：「為什麼只喊毛主席萬歲，不喊周恩來萬歲?」對此提問，齊錫玉心裡暗自怪他「怎麼會提出這樣沒有常識的問題呢」?但礙於領導指示，不得不耐心地向他解釋說，中國的制度不同於澳大利亞，總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國的領袖……不想加德納不客氣地打斷齊錫玉說：「這些我知道，我的經歷你卻不知道。」原來在中國的抗日戰爭爆發時，澳大利亞工會發動罷工聲援中國，抗議澳大利亞政府賣生鐵給日本，加德納積極參加了這次罷工。他說，之所以參加罷工，是因為當時看了一部新聞片，裡面有很多反映日本侵略軍暴行、讓人毛骨悚然的鏡頭。這部新聞片的結尾是周恩來答記者問，「周恩來的鏡頭很短，但是他的眼神和聲音充分表達了他的義憤和決心。從那時起，周恩來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中國人民反侵略的象徵」!
會見結束時，外賓分成三隊同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握手告別。加德納在同周恩來握手時用英語說：「向你致敬!」周恩來直接用英語回答：「謝謝你。」但誰也沒想到，緊接著加德納竟用英語喊出「周恩來萬歲」的口號。周恩來立即擺手示意，不讓齊錫玉翻譯。
的確，加德納很可能以為「萬歲」(long life)只是向自己敬重的人表示一種美好的祝福、願望，所以他很「不常識」地不顧「常識」，一定要喊「周恩來萬歲」，來表達自己的心願。他不知道「萬歲」在中國政治文化中代表著至高無上的神聖性和權威意義，不知道錯用「萬歲」有可能引起何等嚴重的後果。
在「政治」一定要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早請示，晚匯報」是有段時間內每天都要舉行的一種政治活動和儀式，即每天起床後第一件事或工作、學習前，要「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請示」這一天的工作、學習，一天工作結束後或上床睡覺前，要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匯報」這一天的工作、學習情況。「晚匯報」最開始稱為「晚請罪」，因為一天下來，工作、學習中肯定會有錯誤，耽誤了革命工作，對不起偉大領袖，所以要「請罪」。但後來「上面」說「晚請罪」一詞帶有宗教色彩，不太合適，於是改稱為「晚匯報」。如果是集體生活，如學校、軍隊、幹校，則每天的三頓飯前也要集體「匯報」。
「匯報」、「請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對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語錄》放在胸前，由一人「領讀領唱」(可能是單位的領導，也可能不是，要求其聲音洪亮，普通話標準，當然首先要「政治可靠」)，「領導」先大聲說道：「首先，讓我們敬祝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時所有人同聲高呼：「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同時大家將右手向右上方連揮三次，表示祝願。然後，這位「領導」再次大聲說道：「敬祝他老人家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所有人此時同聲高呼：「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眾人右手亦同時向上連揮三次，表示祝願。祝願完了，就是唱頌歌，或《東方紅》，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唱完頌歌后，就是讀毛主席語錄，由「領導」大聲說道：「讓我們翻到《毛主席語錄》第幾頁，第幾段。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然後大家齊聲朗讀。至於讀幾段，並沒有嚴格規定，往往是一到三段，所讀內容儘可能結合當天工作或當前形勢。
那時，還會強迫要求外賓也來這套「請示」、「匯報」呢!據當時外交部阿爾巴尼亞語的主要翻譯范承祚回憶，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同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納塔奈利到天津參觀訪問。在這種「表忠心」、「獻忠心」的場合，納塔奈利也舉手揮動《毛主席語錄》，但是天津市外辦的軍代表讓大使像中國人一樣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時，這位大使卻不願意。這位軍代表便一再要范翻譯「提醒」大使，但范氏認為不能強外賓所難，於是對軍代表說：「人家對自己的領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禮，為什麼要對毛主席像三鞠躬呢?」軍代表回答說：「霍查是一個國家的領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領袖。」周恩來總理得知此事後，專門開會，要外交部「立即下指示，通知各地，以後不准讓外賓搞『四大件』」。所謂「四大件」，即唱《東方紅》、讀《毛主席語錄》、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向毛主席像三鞠躬。(范承祚：《風範長記教誨長銘——回憶我給毛澤東、周恩來做翻譯的歲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2005年第4期，總第96期)。
「文革」剛剛結束的時候，相聲《如此照相》曾轟動一時，姜昆由此聲名鵲起。直到現在，人們談起相聲曾經有過的輝煌，還總是以此為例。不過，現在偶爾重播這段相聲時，沒有經歷過「文革」荒誕時代的新一代雖也哈哈大笑，但總認為這只是一種藝術的誇張。的確，非親歷者很難相信，曾有這樣的年代：買東西時買賣雙方都要先背一段「毛主席語錄」才能交易;有時，正如《如此照相》那樣，甚至每說一句話，對話雙方都要背一段「語錄」;而諸如問路、打電話等，彼此也往往要先背「語錄」，然後才能說話。
作為那個時代的親歷者，「此情此景」我當然記憶猶新。但生活的荒誕有時竟超出想像。我確實沒想到，當時在外交場合居然也曾經這樣。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管、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的《百年潮》雜誌，在2003年第1期刊登了那時在外交部工作的李達南先生的《我所知道的周恩來與十年浩劫中的外交》一文，回憶了那種後人可能啞然失笑、而親歷者可能會有不堪回首之感的怪狀。
李達南先生回憶說：「1967年12月17日，周恩來在接見學生時說：毛主席語錄不要亂用，不然就沒有什麼針對性了。那天我到釣魚台(國賓館)陪巴基斯坦空軍司令吃飯，剛坐下，服務員就讀『一切魔鬼統統都要被消滅』那條語錄，你這樣做就等於罵他。巴基斯坦是我們的間接同盟軍，這樣做不對，牛頭不對馬嘴。吃飯時也讀語錄不恰當。每個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強加於人，適得其反。」服務員背的這條「語錄」是毛澤東於1964年11月發表的《支持剛果(利)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聲明》中最著名的一段，當時多數人都背得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氣，敢於戰鬥，不怕困難，前赴後繼，那麼，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會被消滅。」這篇回憶文章沒有說那位服務員是用中文背的還是外語背的，如果是用中文，是否譯為外語，巴基斯坦空軍司令聽懂了沒有，反應如何，等等。巴基斯坦是我國的友邦，也一直是美國的盟友，所以巴基斯坦後來才能成為中美「破冰之旅」的秘密渠道。周總理當時的尷尬，可想而知。否則，他不會在「文革」最激烈的1967年勸紅衛兵「不要亂用」毛主席語錄，在當時這可是要冒相當風險的。雖然貴為一國「總理」，卻也只能如此委婉相勸，委實無奈。
然而，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這種狀況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當時「紅衛兵小將」在北京街頭遇到外國人時，往往「強送」毛主席像章和「紅寶書」，作為「宣傳毛澤東思想」、「輸出革命」的一部分，引起外賓的反感。但在「左」的影響下，我國外交人員居然也如此「強送」，影響更壞。畢竟紅衛兵只是「群眾組織」，而外交官則代表國家、政府。還是根據李達南先生的回憶，當1969年夏回國參加「文革」的駐外大使們陸續返回所駐國時，周恩來利用接見他們的時機，針對「文革」以來外事活動中對外濫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語錄》等情況，特別向他們強調要善於做對外宣傳工作，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一定要注意別國國情，要慎之又慎，等等。另外，當時所有的報刊頭版每天都要登一條有「針對性」的「毛主席語錄」，新華社出的內部刊物《參考資料》也不例外。1970年9月2日，周恩來對外交部等單位的領導成員說，《參考資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條「毛主席語錄」?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針對性很難辦。後來經過外交部領導研究，並請示了毛澤東同意，才從9月5日起不登「語錄」。今天看來無足掛齒的區區小事，當時連總理都不能決定，必須小心翼翼地請示主席同意，才能最後拍板，足見茲事體大，非同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