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稅收為何比GDP下滑得更快?中國大約66%的稅收是流轉稅，具有累退性質，導致稅制的內在穩定器功能缺失。然而，從過去稅收收入與經濟增長間的關係來看，我國稅收實際上呈現出明顯的順周期特徵，稅收增速大起大落。目前稅收增速的滑坡比經濟增速的下滑來得更為猛烈。究其原因，第二產業在中國經濟中占比降低，以及2012年以來PPI持續負成長，是兩個最主要的原因。
財政收入是比就業更早到來的增長「短板」。今年一季度財政收入增長僅2.4%，創分稅制以來最低;東三省和部分資源型省份財政收支尤為捉襟見肘。因此，在中國經濟增長趨勢放緩過程中，財政收入是比就業更早到來的增長約束。如果任由財政收入趨勢下滑，那麼將會引發一系列的潛在風險：
潛在風險一：地方債務流動性風險加大。如果2015年全年財政收入延續今年一季度增速，那麼全國20個省市的償債率將顯著提升，也將有近20個省市的償債率高於20%的國際警戒線。
潛在風險二：財政支出可持續性受到制約。今年一季度，黑龍江、青海、寧夏、湖南、河北和貴州等地財政收入增速均為個位數，而財政支出都保持在15%以上的增。如果財政增收乏力現象進一步演繹，或將波及教育、社會保障和衛生等民生支出。
潛在風險三：積極財政政策空間更為逼仄。財政收入吃緊會直接降低預算內資金對基建項目的支持力度，也會使得財政資金對PPP項目的前期引導和財政補貼不足，降低財政資金對民間資本的帶動效應。
如何避免觸碰一般預算收入增速的警戒線?我們測算，今年財政收入增速有兩個警戒線：一是要保證當前的財政支出可持續，與之匹配的一般預算收入增速底線在4.3%;二是要保證地方債務清償有現金流，與之相應的一般預算收入增速底線將提升到14.5%。如何規避，出路不外有二：收入端做文章，和(或)支出端做文章。
前者要求中國經濟的企穩甚至略為回升，這需要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更好搭配;後者短期來看，對應2015年地方債務償還的現金流壓力，我們估算將債務置換規模調整至2.6-3萬億是較為合理的選擇。同時，積極財政的「缺位」仍需通過政策性金融機構來「補位」。中長期來看，中國財政收入增速已進入中低速增長的新常態，需要財政支出端做出相應調整，優化支出結構，完善預算制度是題中應有之義。
中國稅制內在穩定器功能的缺失一直廣受詬病。然而，回望過去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間的關係，稅收實際上呈現出明顯的順周期特徵，稅收增速大起大落。過去三年，伴隨著經濟增速逐級下台階，財政收入增速從2011年的25%下滑至2014年的8.6%，2015年一季度又進一步回落至2.4%，比經濟增速收縮來得更為迅猛。我們認為，財政收入增速的迅速下滑，對應著債務風險的防範和社會安全網的構建，是比就業更早到來的增長底線約束。短期來看，需要提升地方債務置換的規模;中長期來看，則需科學規劃財政支出的增長。
一、目前稅收為何比GDP下滑得更快?
中國稅制的累退特徵導致其內在穩定器功能缺失。中國的稅制結構以流轉稅為主：增值稅是我國第一大稅種，占比全部稅收超過30%，其次是營業稅，占比為16%左右，再加上消費稅、關稅等其他稅種，流轉稅占比全部稅收66%左右(圖表1)。流轉稅具有累退屬性，再加上我國稅制設計沒有採用綜合所得制，自然難以起到經濟穩定器的作用，反而會放大經濟的波動。
我國稅收呈現出顯著的順周期性。在經濟景氣向上時，我國稅收增長要遠遠快於經濟增長。2000-2008年期間，我國名義GDP年均增速10.9%，稅收年均增速高達19.8%;而在經濟景氣下行時，稅收下降也來得更為猛烈。例如2012名義GDP增速較2011年下降2.4個百分點，但稅收收入增速由2011年的22.6%下降為2012年的12.1%，降幅超過10個百分點(圖表2)。
緣何稅收增速的滑坡比經濟增速的下滑來得更為猛烈?稅收增速與經濟增速在理論和現實上的巨大反差，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產業結構調整使然。分稅制以來，我國第一大稅種一直都是增值稅，增值稅主要以工業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增值額為稅基，企業所得稅也有很大一部分以工業企業的經營所得為稅基。因此，在快速工業化進程中，與工業相關的稅收增速必然高於整體經濟的增長速度(圖表3)。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第二產業的GDP增速遠遠高出第一和第三產業，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2012年。2010年中國二產占比GDP達到峰值，隨後服務業發展開始加速。2012年後第三產業的GDP增速開始領先於一產和二產的GDP增速。這直接導致與工業直接相關的增值稅和工業企業所得稅等稅種占比有所下降。與此同時，我國70%以上的稅收都屬於間接稅，也即稅收收入通過價格渠道得以實現，稅收增速和PPI因此直接掛鈎。2012年以來，國內過剩產能的去化疊加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使得我國PPI同比持續為負。2015年一季度PPI同比更是跌至-4.6%，較2014年末的-1.9%進一步回落。價格的負成長必然拖累稅收的增長(圖表4)。
二、財政收入是比就業更早到來的增長「短板」
2015年一季度財政收入增速創分稅制以來最低。一季度扣除部分政府性基金納入一般公共預算影響後，實際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增長2.4%，是分稅制以來最低(圖表5)。作為一般預算收入的主體，稅收增速下滑更為顯著。今年1-3月稅收同比增速僅為1.2%，而2000-2012年稅收年均增長高達19%。今年一季度稅收增速下滑延續了2011年以來增速逐年回落的趨勢，但回落幅度仍然超出預期。例如，第一大稅種增值稅同比下降至0.8%，而其他主體稅種如營業稅和所得稅增速亦明顯放緩(圖表6)。
東北地區和資源型省份財政收支更為困難。從分省市的財政收入看，東北地區和部分嚴重依賴能源省份的財政收入出現較大幅度回落。今年一季度，遼寧和黑龍江的一般預算收入增速同比分別為-30.4%和-21.5%，雲南、四川、青海等省份財政收入均是負成長。與2014年年末相比，遼寧、黑龍江、四川、雲南、青海、河南、貴州等地的財政收入增速下降均超過10個百分點(圖表7)。
土地出讓收入直線下滑。土地出讓收入納入政府性基金預算，是地方政府重要的綜合財政收入來源之一。2015年一季度國有土地出讓收入同比增長-36.4%，連續第二個季度出現負成長，且降幅進一步擴大。2014年全年土地出讓金增速為3.2%，仍然錄得正增長，但2014一季度至今的單季同比增速分別為40.3%、14.5%、0.5%、-21.5%和-36.2%，呈不斷下降態勢(圖表8)。房地產市場中期拐點的到來，不僅令土地市場冷卻，還使得和房地產市場相關的稅收收入增速出現快速下滑，而這些稅收主要歸屬於地方政府。2015年3月契稅、土地增值稅和耕地占用稅同比增速分別下降28.7%、17.4%和6.9%(圖表9)。
因此，在中國經濟增長趨勢放緩過程中，財政收入是比就業更為明顯和提早到來的短板和約束。如果任由財政收入趨勢下滑，那麼將會引發一系列的潛在風險：
潛在風險一：地方債務流動性風險加大。對比當年到期債務量和財政收入流，可以大致判斷地方政府債務的流動性風險。我們僅僅考慮2015年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到期量，並以償債率(到期債務/財政收入)來表徵流動性壓力。假設兩種情形：情形1：各省2015年全年財政收入增速為今年一季度增速;情形2：各省2015年財政收入增速與2014年增速相同。我們發現，如果當前的財政收入狀況持續下去，全國有20個省市的償債率將會顯著提升，特別是遼寧、青海、黑龍江、貴州、雲南等地的流動性風險將會急劇增加;此外，有近20個省市的償債率高於20%的國際警戒線(圖表10)如果考慮2013年「6.30」以來一年半時間裡的新增債務，那麼各地的償債率還會進一步提高。
潛在風險二：財政支出可持續性受到制約。我國並非以收定支的預算制度，而是財政收入和支出單獨預算核算。但事實上，在預算既定的情況下，一般公共預算必然成為財政支出的重要考量。這在2015年一季度的財政支出中似乎已有體現。今年3月份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同比增長3.6%，而1-2月同比為9.5%，支出節奏明顯放緩。分省來看，局部省市出現收不抵支現象，財政支出的可持續性受到制約。北京、上海和重慶等省市經濟增長較為穩定，財政收入增速顯著高出財政支出增速。但黑龍江、寧夏和遼寧等地，財政收入支出增速之差均在-20%以下。例如，黑龍江一季度財政收入增速-21.5%，但財政支出依舊維持兩位數以上的增長(17.5%)。2015年一季度，黑龍江、青海、寧夏、湖南、河北和貴州等地財政收入增速均為個位數，而財政支出都保持在15%以上的增速(圖表11)。如果財政增收乏力現象進一步演繹，或將波及教育、社會保障和衛生等民生支出。
潛在風險三：積極財政政策騰挪空間更為逼仄。一季度基建投資累計增速22.8%，較2014年底回升2個百分點，但房地產和製造業投資增速紛紛回落，房地產投資增速已回落至10%以下(圖表12)。因此，穩增長著力點仍然主要在基建上。然而，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放緩，及土地出讓金收入的滑坡，帶來的財政緊縮效應或將使得基建投資難以發揮應有的托底效應。一方面，會直接降低預算內資金對基建項目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也會使得財政資金對PPP項目的前期引導和財政補貼不足，降低財政資金對民間資本的帶動效應。從2012年起，中國財政政策就難言「積極」，這與財政收入增速的大幅放緩密切相關。財政的「缺位」不得不藉助政策性金融機構來「補位」，去年定向國開行的一萬億PSL就是個很好的例證。
三、如何避免觸碰一般預算收入增速的警戒線
財政收入增速有兩個警戒線：一是要保證當前的財政支出可持續，與之匹配的一般預算收入增速底線在4.3%;二是要保證地方債務清償有現金流，與之相應的一般預算收入增速底線將提升到14.5%。我們測算，如果以當前的財政支出增速為底線，也即2015年全年實現7.8%的增速(這還並未達到今年10.6%的目標增速)，需要匹配的一般預算收入增速為4.3%。而從緩解地方債務流動性風險角度來看，若以「630」審計結果為基礎，由於2015年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到期量比2014年減少約5000億元，整體流動性風險略有降低。但考慮到近期媒體報導的從「630」至2014年底的一半年時間裡，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增速高達46.8%。如果2015年地方政府的到期債務也以此速度遞增(這假設稍顯極端但並非全然不現實)，我們測算需要匹配的今年財政收入增速高達14.5%。而從今年一季度的稅收增速來看，這顯然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如何避免觸碰一般預算收入增速警戒線呢?出路不外有二：收入端做文章，和(或)支出端做文章。前者要求中國經濟的企穩甚至略為回升，這需要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更好搭配;後者要求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的平穩推進，以及財政支出體制上的優化調整。
短期來看，2015年應將地方政府債務置換規模提升至2.6-3萬億。這是考慮到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償還的現金流壓力後的估算結果。樓繼偉部長曾經指出，除了已經批准的1萬億地方債置換額度外，「要看發債的情況，我們有準備有可能再一步替換」。這應該就是「形勢比人強」下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也是我們強調的重塑國家資產負債表的關鍵一步。當然，目前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的最終方案尚未塵埃落定，江蘇省地方債置換的「破冰之旅」亦不太理想，今年地方債務置換規模提升空間究竟還有多大仍需觀察。
中長期來看，中國財政支出端的優化調整將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伴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和稅收制度改革，中國財政收入增速已進入中低速增長的新常態。這自然需要財政支出端做出相應調整，優化支出結構，完善預算制度是題中應有之義。改變過去以上期支出與相應增長率乘積為基礎的財政預算支出制度，建立以實際支出為主的科學預算制度。與此同時，也需加快稅制結構的調整，逐步增加直接稅占比，降低從價稅比重，以降低稅收增速的波幅;同時建立以房屋稅為主的地方稅系，更合理地釐清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財政關係;加快中期財政規劃的實施，以滾動和科學的財政規劃來增強財政的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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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情況和國外不同，我們三十多年建成的市場經濟制度依然是不健全的瘸子，國家既是監督者又是主要參與者。政府光顧著掙錢，財政當然而然就會順周期。市場發展到今天，上層建築已經嚴重與生產力不符。當年小平爺爺要推的整改被滯後了二十多年，如果當局還有些悟性就應該懂得激流勇退才是打破困局的關鍵。報告裡所謂債務置換方案，好聽就叫債務重組，粗魯一點就叫印錢，高大上就叫qe，放在一百年前那就叫做掠奪。
這些年竭澤而漁，稅收已沒有動力了，我們打算再努力幹上兩個月，收收欠稅，完成半年任務，至於下半年，想都不用想了。
其實是體現了底層的收入已經趕不上底層的支出了
根據財政收入增長率推測，一季度GDP增長率大概也就2.4%，不過不要忘了，為什麼財政收入必須得增長?況且財政收入的基數也很大了
省著點花不行嗎?現在賺不賺都報稅，還要咋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