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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慶棠晚年回憶秦城監獄偶遇江青

江青向毛主席電話報告,說幾點幾分林彪離開,毛主席五分鐘內不言語,突然間大發雷霆地說:「你混帳,你糊塗,你壞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團結林彪、分化陳伯達?你為什麼不請示,一貫無組織無紀律……」江青嚇壞了,拿著電話筒連氣都不敢出,小聲問:「主席,怎麼改正?」毛主席說:「今天下午你拿相機、燈,到林彪那裡承認錯誤,讓他感覺你可信,請求給他拍照……」江青迅速帶著器材趕到林彪住處,向林彪承認錯誤,林彪很高興,說:「這哪是錯誤……」這就是那張著名的林彪學毛選照片的由來。

劉慶棠曾是樣板戲的風雲人物之一,在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扮演黨代表洪常青,早年學習舞蹈。1949年後,曾被送到蘇聯學習芭蕾舞。回國後,在中央歌劇舞劇院芭蕾舞劇團任演員、演員隊副隊長。後加入中共。“文革”期間,任中央芭蕾舞劇團革委會中共核心小組副組長、中共中央芭蕾舞劇團黨委書記、文化部副部長、中共十大主席團成員、第四屆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1976年10月後被隔離審查,並被開除黨籍。1983年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積极參加反革命集團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此後他的妻子決定與他離婚,他的子女也同他脫離了關係。後來,患了肝硬化的劉慶棠獲準保外就醫。晚年時,劉慶棠接受採訪,對外界罕見披露了他與“文革”重要人物的交往。

1967年,江青(左)接見樣板戲演員

作者按: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因為原在中芭工作、鄰居張京海老師夫婦的介紹,有幸認識劉慶棠老師,開始長達二十多年的交往。他是我少年時代的偶像,他所塑造的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黨代表洪長青的形象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是萬分痴迷。他是個愛聊天的人,閑談中說了很多舊事。我在1998年7月15日、2001年1月31日時曾詳細筆錄他的口述,現根據此記錄原稿稍加整理成文。劉慶棠老師已於2010年夏天病逝,帶走了一生的沉重嘆息。他曾有寫作回憶錄的計劃,可惜天不假以時日,來不及對自己一生的成績和教訓做一個真切的總結。現在整理的口述稿只是從他自己的角度,講述了他所經歷、所知道的一些事情,一定帶有以往歷史的苦澀痕迹和片面性。

留著山羊鬍子的姚文元

我與姚文元初次見面是在1968年,在樣板戲劇團大會上見到的。

八十年代初期,在秦城監獄專案進行得差不多,一撥撥人走了,人變少了,就讓我們幾個一塊兒看電視。看電視時,誰跟誰在一起,都有安排。我和遲群、王洪文三人在一起看了好幾個月,姚文元突然加進來了,我們都沒有思想準備。第一次他來時留了鬍子,山羊鬍子竟留到胸前,禿了頭髮,跟我們打招呼,比過去開朗熱情,很願意講話,他說:“你們都在這,都在這……”,“今天我們一塊看,多幾個人看熱鬧……”

工作年代他的話很少,讓他講才講,不會主動講話,是個挺悶的人。他在台上時很少開玩笑,在公開場合顯得拘束。開會時要是周恩來、江青在場,都要特意提醒一句:“文元同志說點意見……”他才會說一點。

我驚奇地問他:“怎麼留起鬍子?”他說:“好啊,留了鬍子顯得老成……”說著就哈哈大笑起來,變得十分爽朗。在看電視的過程中,他會主動評論。在我的印象中,他評價過女歌唱演員王靜的唱法,還有一個殷秀梅是中央廣播樂團的,這個團原來歸姚文元領導,他對這個團的演員比較了解。有一次電視里播出殷秀梅的獨唱,他評論了一段:“在女高音中,殷秀梅是最好的,聲音表達得好,情緒好……”他問我們覺得如何?我說:“你說得對,她學了美聲,同民族唱法相結合,過去唱革命歌曲沒有全用美聲……”王洪文、遲群在一旁說:“你們是專家,要說起專業評論,我們是外行,懂得少,只是看熱鬧……”

姚文元原來內向安靜,好看書。我覺得他到了秦城後性格是有一點變化。有一次看電視時我問他最近在做什麼事?他說:“看書,寫點東西……”後來監獄裡我認識的小朋友(指看守)告訴我,姚文元寫了一本哲學方面的書稿,是談辯證法的,他要求出版。

當年我是42歲,他有四十七八歲,看上去顯得老了,但他的身體素質還可以,還是顯得健壯。他老跟我說:“鍛煉鍛煉啊……”我說:“我每天都鍛煉……”他說:“我也鍛煉……”他問我:“你看我怎麼樣?老成一點?”我說:“是起了作用,老一點了。”他聽了就“咯咯”笑起來。過去他很少開玩笑,很嚴肅的,現在也說說笑笑,有時還笑得特別大聲。遲群就願意跟他開玩笑,逗了說。

想罵就罵的王洪文

我一開始是和公安部一位姓趙的副部長一起看電視,他是井岡山時期的老紅軍,曾當過成都軍區政委。談到自己的事情,他說:“我一點都不後悔,是毛主席讓我來公安部的。”

後來我和王洪文、遲群一塊看電視,長達兩年時間。屋裡有兩排沙發,一長一短,我們請王洪文坐前排,他願意坐後排,說坐在後面便於議論。我們每人配屬的衛兵也坐在後排,但他們都是小年輕,知道我們不會出事,他們盡在門外玩,等電視結束了才陪著我們回去。我們一般從晚上七點開始看,一直看到節目都沒了,中間就是七嘴八舌評電視劇和文藝節目,會說哪位演員好,哪部戲好。

有一段時間突然加進來一個老廣,五十五歲左右,不說姓名。小兵們說這個人原是總參搞情報的,出了大問題,出賣了什麼重要的地下組織,所以請他回來開會就扣住,判他死刑,緩期執行。遲群和我心裡明白,知道他想打進我們圈子,刺探情況,想立功減刑。小兵說:“你們要小心,他不懷好意……”我們說:“我們哪能看不出來……”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釘子,合計把他拔走。

問他姓名、單位,他不說,我們就火了。王洪文剛好此時來了,他跟我們熟,有說有笑。老廣問我們,我們不直接回答,防著這個人。

王洪文後來是什麼都敢說,怎麼想就怎麼說,無所顧忌。1984年國慶閱兵,我們是當天晚上看了,第二天監獄方面又來徵求意見,我們都說:“沒看夠,還想看。”王洪文說:“對對,我們還想再看。”監獄負責審查的人希望我們看,好收集我們的反應,就說:“沒問題,明天還放,重播一次。”結果轉天白天又看了一遍,就王洪文和我兩個人。王洪文評說一些,諷刺鄧小平等台上的中央領導。他這樣說時,屋裡人很多。他們這樣問我:“老劉,這麼大的閱兵,看了有何感受?”我也沒多說什麼。

記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們去看那幾塊菜地,就當著散步鍛煉。走著走著他突然間摔倒,遲群和我趕緊伸手攙扶他,但沒抓住。衛兵不讓我們動他,對我說:“老劉,他已經犯過好幾次了,你們千萬不要攙他,你們要攙他,十分鐘才緩過來;不攙他,五分鐘就緩過來了……”我們就坐在馬紮上看著他,果然五分鐘後他的手腳能動了,衛兵就上前扶他坐起來,拍他身上的土,他臉色還是煞白,眼睛睜不開。等他坐了兩三分鐘後,想站起來,我們和衛兵攙他走了一圈,臉色就正常了。他主動問我:“慶棠,剛才我是不是犯病呢?眼前一黑,什麼都不知道。看你們的神態,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他說,已摔過一二十次,大夫說是植物性神經紊亂,臉都摔破幾次。

他後來悄聲地跟我說:“過去曾有一個星期摔過兩次,現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個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來身體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兩瓶,酒量接近周總理。記得當年“文革”中我們在京西賓館開會,晚上大家一塊到我們屋裡坐一會兒,準備酒、花生米。就在這時,許世友司令來了,他一進門就說:“我就知道你們有酒,喝喝……”喝到興緻,他跟王洪文、我們幾個人一一掰手腕,是一個有趣的人。

後來,遲群有病先離開秦城,國慶閱兵後又查出我得了肝炎,讓我住院,只剩下王洪文一人。以後他的情況就不了解了,可以想像他的心情不會太好。

王洪文是想罵就罵,其實他談論政治很少。姚文元與王的性格不一樣,做事說話有分寸,我沒有聽見他與人吵架。遲群和我從來不亂說話,要經過思索才說一些。遲群和謝靜宜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了解的事多,說話更謹慎穩當。

不說話的張春橋

張春橋後來很少說話,別人說好的不回答,說不好的更不回答,一般人達不到這種境界。他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請了原周總理治療組吳階平等6位大夫來看病,手術很成功。我在秦城無意中碰到他一次,看到他頭髮光了,顯得很胖。

後來我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復興醫院,一位劉姓大夫告訴我,住在隔壁病房的是張春橋,見到來訪的公安部部長,自己照樣看報不搭理。部長說:“張春橋,最近身體怎麼樣?”不搭話。部長又說:“你對我們有什麼不滿意,可以提出來。”張春橋還是不說話。旁邊的人急著說:“張春橋,部長問你,你回答,你應有禮貌……”張春橋依舊不吭聲。部長只好說:“今天先說到這,等有機會下次再說……”

可是沒等部長走出房間,張春橋就跟大夫們說話,非常有禮貌。

依我的觀察,以前工作時張春橋確實話很少,別人說話他認真聽,最後才說幾句。江青、上海那些人佩服他,都聽他的。講一個比喻,如果張春橋說奔東,原來說去西的包括江青也只好改變,也奔東去。

毛主席病重時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則。這個事情就由我、廣東省委書記韋國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負責,向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借來中外影片500部。我事先審查片名和材料,然後打電話告張耀祠、張玉鳳、毛遠新,讓他們到發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我時,提及這件事,就說我是巴結江青、張春橋,好像特意要給張春橋看電影,上綱上線很高。我說,你們冤枉張春橋,他愛看報紙,就是不願意看電影。每逢節日上映新片前,我要打好幾次催促電話,讓他趕快審查,說:“五一節要上映,再不審查就來不及印拷貝呢。”他才答應“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審片時,他意見不多,總是說:“同意你們的審查意見,很好……”有時也會提幾個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這方面提意見提得多。

政治制度有問題,制約人,這樣管制延長了很長的時間,管得很嚴。擔心審查電影萬一錯了要承擔責任,誰都害怕。

我聽張春橋說過,他不愛看電影,愛看書、看報紙,每天都要看香港幾個代表性的報紙,養成習慣。

張春橋與鄧拓曾經在《晉察冀日報》一塊工作過,他當過鄧的副手。1965年底批《海瑞罷官》之前,張春秋偷偷地向鄧拓通風報信。1976年11、12月間,當時鄧拓、“三家村”還沒平反,《人民日報》刊登了批判張春秋的長篇文章,裡面就提到張春橋給鄧拓報信的事,把鄧拓和張春橋都一塊罵了。當時我們關在西直門國務院第二招待所,看到了報紙,這一段話我印象很深,因為覺得突然,沒有想到還有這樣的事。我反覆想這件事,覺得張春橋與鄧拓有私人關係,在大風浪來臨之前,他冒著風險通報,只是希望老領導鄧拓要有思想準備,能沉住氣。

江青與文藝界二三事

我見過江青與周恩來爭執,爭得臉紅耳赤。江青對我們說過:“我從來沒有反對過周總理,但我們有時意見不同……”在我們眼裡,江對周是尊重的。我們當時就聽說,當年在延安時,周是支持江青與毛主席結婚的。

到人民大會堂開國務院會議,吃工作午餐不用交糧票。而到釣魚台開會,江青要讓我們交錢、交糧票,不許揩國家的油。老太太自己也交,非常認真。

京劇老演員裘盛戎老向只有幾十元工資的青年人借錢,錢數積起來變得很大。江青知道後替年輕人焦急,要裘自己去還這些錢。

當時京劇名師李少春境遇不好,江青有意讓他去當教員,有改善、保護之意。有一次李少春遇見我,就問:“讓我當教員,你知道嗎?”我說:“江青同志同意你去……”他怕此事是假的。但江青對此事很認真,一直惦記著。有一回李少春病了,精神方面壓力大,有點失憶。開會時,江青問:“李少春同志怎麼樣?”浩亮說:“現在好一些,記憶好一點。”我把李少春跟我說的話轉述一遍,說:“他有顧慮,怕是假的,怕去了又挨打……”江青一聽很激動,動情地說:“你跟他關係密切,多做工作,對他的病情有好處。”我們就去找他,多方鼓勵他。

後來李少春病危,住進積水潭醫院。我把這個消息告訴江青,她說:“你什麼時候去?你今天就去吧,代表我去看看他,問一下在治病方面需要什麼幫助?”我們當天下午就去了醫院,李少春愛人侯玉蘭守在那裡。李少春已處於彌留之際,我握住他的手,他睜開眼睛看到我,我小聲地告訴他江青慰問的話語。他彌留了三天,在場的醫生告我,他還是有下意識的反應,還有一種直感。

裘盛戎等名師由於歷史原因有抽大煙的習慣,“文革”中被迫停了,受不了。裘有一天直接告訴江青,請求幫助。江青酌情同意,建議由醫生控制,少量使用,讓他上台演出,同時慢慢戒掉。她說:“這是舊社會給他帶來惡習,要勸他改正。他是國寶,應該好好保護。”

運動前,江青曾對八一廠導演嚴寄洲的影片提了修改意見,嚴寄洲沒改動。江青就批評他固執己見,“不把我們放在眼裡”。結果運動中江青的話被用上,整得他很苦。江青認為這樣處理不好。1974年我管電影,江青找我:“慶裳,給你說一事,嚴寄洲給我來過一封信,很誠懇,說好幾年沒工作,想發揮點作用,悶得慌。文革中整得他厲害,有人利用我隨便說的話,折騰他不輕,弄得我現在很困難。你去一趟八一廠,不要提我,怕八一廠又有人折騰。你出面保他,讓他出來工作,他有這個能力。你替我保一下,你明天就去,然後給我回電話,不順利的話,我再給你出主意。”

我就去八一廠開座談會,演員王心剛、張勇手、李炎,總政陳亞丁等都來了。我問八一廠創作情況,順便抽空問到:“嚴寄洲同志情況怎麼樣?”陳亞丁說:“群眾衝擊厲害,壓力大,靠邊站,情緒消沉。”我又問,身體如何?他們說不錯。我說:“事物是一分為二,他是有錯誤,但也是對電影工作有貢獻的人,長期不工作,對八一廠是損失。身體挺好,應該早一點讓這個同志出來工作,你們看有否困難?”陳亞丁聽了覺得驚訝,他也明白這不單單是我的意見。王心剛事後告訴我,已向嚴寄洲轉達,他流了眼淚,表示要做貢獻。第二天嚴就出來工作了。

1977年嚴寄洲在報紙上刊登大文章,揭發江青怎麼迫害他。我看了就想,其實有一段江青對他的導演工作還是過問了,力所能及地關心過。

毛主席沖江青發雷霆大火

江青愛發脾氣,脾氣確實很暴,但發錯了,就檢討。前一段我在甘家口路上偶然碰到原來釣魚台17樓江青處的服務員,我們倆閑聊,她說,江青愛發火,碰到難處理的事就焦急,發火厲害,但有時過幾天她又會說自己脾氣不好,請人原諒。

記得有一次開會,江青說:“聽別人說,某某有問題。”我就向她解釋,認為不是那麼回事,她聽了大怒,說:“你怎麼還保護他?”江青就是說他有五一六嫌疑,她氣呼呼地問我:“你打保票嗎?”我說:“我打百分之八十。”事後我將調查來的材料告訴她,她才消氣,說:“批評錯了,你們不要生我的氣,我這個人脾氣急,我不是故意的,錯怪你們了。你們要經得起批評,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罵我了。我捅了婁子,主席在電話中罵我不對。”

從“毛主席批評”話題扯起,她就在那時給我們講了這麼一段故事。1970年廬山會議後,林彪、葉群到處探風,到釣魚台請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說拍攝機器收起來,不使用了。林彪、葉群從釣魚台走了,一副不高興的樣子。江青向毛主席電話報告,說幾點幾分林彪離開,毛主席五分鐘內不言語,突然間大發雷霆地說:“你混帳,你糊塗,你壞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團結林彪、分化陳伯達?你為什麼不請示,一貫無組織無紀律……”江青嚇壞了,拿著電話筒連氣都不敢出,小聲問:“主席,怎麼改正?”毛主席說:“今天下午你拿相機、燈,到林彪那裡承認錯誤,讓他感覺你可信,請求給他拍照……”江青迅速帶著器材趕到林彪住處,向林彪承認錯誤,林彪很高興,說:“這哪是錯誤……”這就是那張著名的林彪學毛選照片的由來。記得1973年開十大,分組會上談創作,江青閑時又談起這段經過,主席五分鐘內不說話突然大發脾氣給人印象最深,其中高層政治鬥爭的複雜性到了以後才明白過來。

江青是內行,懂戲。看了戲後她會有所準備,拿著提綱提意見,說:“昨晚一夜沒睡好,想戲的問題,主要的應肯定,但也必須做較大的修改,我提幾條請你們考慮……”或者說:“我不懂舞劇,懂一些共性,你們自己研究……”《紅色娘子軍》里的“常青指路”一場戲,就是在江青指點下排練的,常青出場的動作,是我和演通信員的小彭一起編排的。

“曾擔任過《紅色娘子軍》女主演的白淑湘能否演戲?”在當時是個政治問題,她的父親是國民黨少將特務,中共建政後在瀋陽被鎮壓。白說過對父親懷念的話,也是人之常情。軍代表揭發她反對現代戲,曾說握握拳頭算什麼藝術?運動一來就上綱,江青就讓她到幹校鍛煉,餵豬,條件艱苦。我提出讓白淑湘回來演戲,江青一開始說:“演《紅色娘子軍》記她一功,但她表現不理想。”後來過了一段又問:“她認識如何?”我說,不錯,還堅持在幹校練功,專業上刻苦。江青批評我說:“你護著這個,護著那個。”我說:“她本人有進步,劇團也需要。”我又說:“你不是說記她一功嗎?”江青說:“那就把她調回來吧。”

江青提出藝術上要出新,戲劇內容不改變,就沒有生命力。“文革”前她曾經做過秘密調查,看看舊京劇的演出情況,比如就調查過譚元壽上演的情況,查看觀眾到底有多少,她做過一番計算。當然,江青做樣板戲是有政治目的,為“文革”造輿論。

八十年代我在秦城裡面偶遇過江青。秦城有四個大院子,彼此放風時間不同,關在裡面的人平常是見不著的。有一次我在走廊里碰到江青,她看著我,頗覺意外,但雙方都沒開口說話,各走各的路。她當時已顯老態,走路慢,反應也慢。我估計是監獄方面時間掌握錯了,再加上她走得慢,就造成這樣相見。我算一下,這樣碰巧撞上起碼有兩次。

心情鬱悶的遲群

秦城分幾個監區,各自的院子很大,種了不少果樹,空氣不錯,我們可以在自己所屬的院子裡面跑跑步。在那個時節,我們能見到黃永勝,他當時身體已不太好,拿一個凳子,走一圈就坐一會兒。以前我們認識,但此時不能說話,只能彼此點點頭。

在秦城裡面,我知道戚本禹好打架,經常與公安人員吵。我們說過:“那頭不安靜。”後來聽說戚要出去了,他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到年頭,回家了,到上海圖書館當歷史組副組長……”

我跟遲群在一起的時間較長,能聊得來。監獄負責人有一次問我們,是否希望種一點地?我說:“願意。”這只是象徵性的勞動鍛煉,我和遲群兩人都是農家出身,對種地感興趣。我們就要了三小塊地,大約有三十多平方米,一塊種西紅柿,一塊種花生,另一塊種白薯。我們挖地澆水澆糞,兩個衛兵也幫我們干,幹得也挺多,他們在部隊里都是連級幹部,大都是連長、指導員,二十七八歲。收穫的東西歸我們,西紅柿隨便吃,打上水井的水洗了就吃,衛兵卻不敢吃。我們說:“吃吧,我們共同流了汗水,好吃……”他們說:“真的不讓吃,會受批評的……”結果就把多餘的西紅柿送到伙房。我們想吃花生,就讓伙房炒。自己種自己吃,也算一種消愁解悶的方式。

遲群出來後跟愛人復婚,我去他家,他愛人愛嘮叨,不斷地說跟著受罪,吃了那麼多苦頭。唉,說這種話還有什麼意義,心裡很煩,遲群和我心裡何嘗不是那麼想。我們倆聊天,我多勸他寬心,想開一點。

那一年,遲群住的公家房子可以按工齡買斷,但愛人的工齡算數,組織上卻說找不到他的檔案,無法讓他享受此待遇。如果能找到檔案,買這一套房子就能便宜幾萬元。他當時生活待遇不好,省下這筆費用對他很重要。他曾經工作過的單位互相推脫,他只好到八三四一部隊、教育部、清華大學來回找他的檔案,不得結果。他說,戰爭年代自己跟著毛主席出生入死,做了不少事,怎麼就不能照顧一下,給開個證明?

很長時間他心情都很鬱悶,不知道怎麼辦好。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桌旁想給中央寫信,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請求上面予以幫助。剛寫了“江澤民同志並轉黨中央……”幾個字,就一頭趴倒在桌上,是嚴重的腦出血。等他不省人事的時候,八三四一部隊的人說找到他的檔案了。

到八寶山送別時,儀式簡單,來的人不多,看到遲群最後的樣子,我的心情不好受。印象最深的是,有幾個清華大學的老教授特意來送他,說明清華還是有教師記住他曾經做過的事。

業務出色的于會泳

過去有人寫于會泳,貶的地方不夠實事求是,不真實,沒有說服力。

于會泳過去是部隊文工團的,到上海音樂學院進修學習,對民間東西熟悉,熟悉的種類繁雜,比如四川清音、北方大鼓等,拿起來就唱。而他學的是西洋作曲,曾擔任過作曲系總支書記。江青聽說上海有這麼一位人物,中、洋均會,表現力強,很合她的意思,就大膽使用他。

“文革”開始後,上海京劇團亂套了,于會泳作為工宣隊進駐,犯了錯誤,又回到音樂學院。《智取威虎山》恢復排演,又把他請到劇團領導創作,唱腔設計很認真。

他寫的唱腔,有的人覺得清新,與新的人物合拍、協調。有的老藝人卻說四不像,非驢非馬,不姓“京”。於很尊重這些意見,允許人家說三道四。實際上江青、于會泳很重視這個京劇姓“京”的意見,於覺得一定要重視京劇唱腔、京劇特點,讓人一聽還是感到京劇味。他配用西洋手法,加進戲曲東西,他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龍江頌》的主要創作者、組織者,幾部戲演出都很成功。群眾對於會泳很信任,他講話頂用。

于會泳和我不怕別人說三道四。當年我們排《紅色娘子軍》前,到海南全島轉了兩個月,採訪不少人,實地去看娘子軍活動的地區,寫出舞劇台本,也有人說四不像。

後來於會泳主管北京京劇團,排演《杜鵑山》,反覆修改。于會泳認為楊春霞合適,就從上海借調北京,把她留下。汪曾祺是主要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北京京劇團有一批有才幹的人,汪曾祺在其中是突出的。于會泳跟我說過,汪很有才,應該很好地發揮他的業務才幹。排練時,圍繞台詞修改,于會泳經常會向在場的汪曾祺等人商量,問這樣行不行?於一般會採納汪曾祺他們的意見。

運動中北京京劇團陷入動亂,形勢比較複雜。我曾經管過一段北京京劇團,知道一點情況。原來軍代表、《野火春風斗故城》的作者李英儒被審查,倒了,只好重新挑選軍代表。江青向軍委要人,要一位軍級幹部,周總理批准了。來了田廣文,他是副軍長,全軍有名的戰鬥英雄。他當一把手,解決內部班子矛盾,很難,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他說話有人也不聽。我當時在國務院文化組,團里請求來管管,我就出面幫忙解決,在當時起了一點作用。在那樣困難的情況下,于會泳抓創作還是很出色的。

在文化部工作時,于會泳和我的關係比較好,我們倆經歷相似,參加過軍隊文工團,有實際工作經驗。他在決策時願意多聽聽我的看法,總是說:“你說真心意見。”這成了他的口頭語。

1975年左右要解放幹部,有不少阻力。我在會上說,“文革”這麼大運動,證明一個人沒錯難度大,拿掉了,就不符合政策。經過考驗的幹部,應該恢復工作。于會泳堅決支持我的意見,排除了派別間設置的障礙。

1974年後我分管劇團、製片廠,參與過這些單位的追查,辦追查學習班,當做大事情來做。文化部追查的特點是連環追,現在看是錯誤的。

張維民曾在東北當過省革委會副主任,由於同毛遠新還有吳德的關係,調任文化部常務副部長,管理整個文化部政治運動。他屬於很左的一類人,運動積極,能幹能說。

1976年10月6日以後的三四天,他靈機一動,馬上掉過頭,在部里奪權。念完“粉碎四人幫”的中央文件後自動主持會議,把矛頭對準于會泳、浩亮和我。他還說那些老話:“你們得趕緊揭發……”又對浩亮說:“你表個態。”我們說:“你不明不白,向你表態算什麼……”說著說著就吵起來,他說我們很猖狂。于會泳在一旁不吱聲,沒有什麼表情。他心裡是很明白的。

他自殺的消息傳來後,我很不是滋味。據說是在審查時偷喝了農藥,很慘。當時審判時有一內部說法,就是一個部門只判一個人入獄,于會泳走了,就判我徒刑。于會泳這個人對創作執著、認真,是一個對藝術絕不含糊的人。

八十年代中期我因病出了秦城,回老家休養。1993年還有補助,每個月給我們360元,水電費就要150多元,靠兒女、國外學生資助。我現在就是人家找我到大學教課,為別人籌辦民營藝術學校。最想排舞劇《岳飛》,看了很多史料,也寫了舞台台本,找了原來《紅色娘子軍》作曲家來合作。排戲很難,我總想在晚年做一點事情。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我們這些人的那些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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