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趙家梁先生是高崗生前的最後一任秘書，在高崗被管教期間，黨中央決定他為管教組的組長。最近，我應趙先生之約，聽他談了對何祚康先生編譯的《毛澤東談高崗事件》(以下稱何文)的意見，現整理發表，供讀者和研究這段歷史的人參考。
1950年2月，毛澤東(左二)結束訪問蘇聯回國途經海拉爾車站下車散步，左三為高崗
首先，我認為，毛澤東談高崗事件，不必引用外國人的話，因為何先生所引用的資料是經過從中文翻譯成俄文，又從俄文翻譯成英文或中文，再加上作者的編輯，這中間難免發生文字上或理解上的錯誤。其實，從1953年夏季到1955年，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間，毛多次談到高崗的問題。直接把毛和中央主要領導人有關高崗問題的講話整理出來，恐怕更有意義，更有研究價值。
其次，統觀何文，似乎意在告訴讀者，高崗與蘇聯的關係確實不正常，試圖用一些前蘇聯的資料來證明高崗「裡通外國」的罪名成立。關於這個問題，可另作探討。這裡只就何文中明顯與實際不符之處談幾點意見。
1，關於捷沃西安（何文譯為捷沃相）訪問中國大陸的情況及高崗為什麼要去東北。
何文引用了毛澤東的話：「高崗在捷沃西安訪問中國大陸時想出一切辦法到東北去，雖然中央是要李富春去的。」「事實上，高崗不僅與捷沃西安會面了，而且尤金也在場。」並說「在途中，高崗與我們談了兩次話。」
我要說明的是：
首先，在那個時期高崗曾不止一次作為中方代表去蘇聯，他與蘇聯人接觸並沒有什麼特別值得奇怪的，完全沒有必要故意尋找機會去接觸蘇聯人。
1953年12月中旬，蘇聯派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冶金工業部部長捷沃西安來華，目的是參加鞍山無縫鋼管廠等三大工程竣工投產典禮。這是當時蘇聯援華的標誌性項目，雙方都很重視。從這個意義上講，高崗作為國家副主席、計劃委員會主席和主管工業工作的負責人，無論從職位上，或是從工作性質與工作範圍上來看，陪捷沃西安去鞍山，都沒有什麼不合適的。記得在12月17日上午，高崗與計委的兩位副主席李富春、賈拓夫在計委辦公室商量由誰陪同蘇聯客人去鞍山的問題時，他們三人都想去，爭議了好久。按理說，李富春去比較合適，高崗不一定非去不可。最後還是李富春、賈拓夫讓了步。後來才知道，高崗堅持要去東北，的確另有原因，但那不是想和蘇聯人接觸，而主要是因為，一是由於他在毛面前為饒漱石說話而受到毛的批評;二是在毛離開北京期間，由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已成定局。因此，他想藉此機會去瀋陽向東北局的同志打招呼，消除一些過去對少奇不利的影響。
第二，1953年12月25日一早，高崗按照原定計劃陪同捷沃西安去鞍山。當天下午三點到達鞍山。同行的有當時的外交部副部長伍修權、翻譯李越然、國家計委委員兼秘書長馬洪和高崗的秘書趙家梁等。一路上我沒有看到尤金。
在高崗的專用車廂里，除警衛、隨員和高崗自己的臥室外，還設有一個較大的會客室兼作餐廳，因此他的一切活動都在這節專用車廂里。當天上午在車上，捷沃西安在伍修權和李越然的陪同下來到高崗的會客室。他們談話時，馬洪和我都在場，我沒有看到尤金，也沒聽到高崗談論有關中共中央的情況。關於這個問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多次有人來找我調查，我當時就如實寫了證詞。
其實，捷沃西安是蘇聯主管工業的部長會議副主席，不是蘇共中央的領導人。高崗即使真的有什麼話，也不可能向他說，更別說什麼政治上的機密。再說，當時在車上，不僅是高崗與捷沃西安兩人和翻譯，還有我們三個人在場。高崗怎敢當著這些人的面說什麼出格的話?更何況，當時高崗已經知道自己的處境十分不妙，正忙於想去瀋陽「擦屁股」都來不及，哪裡還有心思再去找蘇聯人惹麻煩!
第三，正因為如此，12月26日舉行過慶典活動之後，高崗便急急忙忙趕到瀋陽，於28日召開東北局會議，傳達了毛關於加強黨內團結的指示，一改往日對劉少奇的態度，強調劉在歷史上的功績和在黨內的重要作用，要求大家擁護劉在毛外出休養期間主持中央的工作;同時，也要求東北全黨團結在以林楓為核心的東北局周圍，搞好工作。
顯然，他是在做補救工作，但為時已晚。他從瀋陽回京以後，就不再上班，開始準備反省檢查。至此，他給東北局打招呼的目的已經達到，所以也沒心思再繼續「接觸」蘇聯客人。1954年1月初，一天半夜12點，周恩來親自給馬洪打電話，說明天捷沃西安和尤金要去上海，你立即轉告高崗，請他送他們上飛機，一定要去，這是中央的決定。
順便說一句，當時中蘇關係友好，我們把蘇聯稱為「老大哥」。中蘇關係惡化，稱之為「蘇修」，是60年代以後的事。
2，1954年1月4日毛主席在杭州召見尤金和捷沃西安時的談話。
這裡有兩個問題需要澄清。
首先，尤金和捷沃西安是應召去杭州，而不是負命去杭州。也就是說，他們並非是為了向毛「通報蘇聯情況(處決貝利亞)」而去見毛的。其實，早在1953年6月中旬，蘇共中央已經正式向中共中央通報了關於貝利亞事件的情況，尤金大可不必在半年多以後再來向毛通報。那是財經會議召開(6月13日)之前(不是何文所說的7月7日)，中共中央接到蘇共中央的急電，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位負責人去莫斯科，有緊急事情通報，沒有說明是什麼事情。經過醞釀討論，中共中央決定派高崗前往，陪同前往的有毛的秘書葉子龍和翻譯師哲。中共中央、毛主席作出這樣的安排是很有意思的。對蘇共方面來說，派去了毛身邊工作的兩個人，令人感到高崗是代表中共中央、毛澤東前去的，是夠隆重夠規格的。可是另一方面來說，毛讓自己的秘書和翻譯陪同高崗前去，可以更好的了解高崗在蘇的活動和蘇共的意圖，這至少是一種謹慎而警惕的措施。高崗很快就回來向中央匯報了關於貝利亞事件緊急通報的詳細情況，並交上了有關的文件。這件事也成為財經會議期間的一件引人矚目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高崗當時的確有一種異常心態，他在臨上飛機前，私下對妻子說：「這次去蘇聯，我擔心有人要害我。萬一出什麼事，你要把孩子照顧好。」可見，何文中所引「高的情緒低落」，並非到蘇聯聽了貝利亞事件以後才有，而是在北京出發前就有了。至於他為什麼會在倍受毛器重的時候產生這種不祥之感，就不得而知了。
何文還說到，「有特別意義的是，高崗從莫斯科回來後，沒有回家，立刻去各省黨的工作者因公來京下榻的北京飯店，開始對他們做工作。」
這也不是事實。當天，高崗同葉子龍、師哲一起乘飛機回京，是直接從機場回家的，第二天向中央匯報情況。高崗去北京飯店活動主要是在7、8月間。
至於說「高崗從莫斯科回來以後變得異常活躍」，這裡邊不乏猜測的成分。確切地說，應該是高崗在財經會議期間異常活躍。他為什麼「異常活躍」，自有他的原因。但這是否同他去蘇聯有必然的聯繫?似乎至今沒有確鑿的依據。這使我想起1959年的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挨批判時，不是也有人把他給毛寫信同他去東歐訪問聯繫在一起，而說他「裡通外國」嗎?我們研究歷史不能按照「鄰人偷斧」的邏輯，而要遵照事實。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毛與捷沃西安和尤金的談話內容。我認為，最直接而確切的敘述莫過於當時的翻譯師哲先生的回憶。在這裡引用於下：
1954年元旦剛過，毛便邀請蘇聯客人捷沃西安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到杭州見面。
1月4日，見面後稍事寒喧，對若干問題作了一般了解後，便向他們介紹了中共黨內和我們國內的一些情況。
毛說：「我們黨內，或許也是國內要出亂子了。自然，我今天說的只是一種可能性，將來情況如何變化，還要等等看。這個亂子的性質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們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秦滅六國，秦滅了楚。秦就是他們陝西(毛用手指著我)，楚就是我們湖南(毛用手指著他自己)。這是歷史上的事實。那麼現在怎樣?還要等等看。」
其實毛主席所說的陝西是指高崗，但他沒有明講。捷沃西安和尤金似懂非懂地聽完談話後，回到自己的寓所，兩人坐在一起嘀咕了整整一個下午和晚上，十分神秘，不讓我聽到，對我態度都變了，因為他們誤解為是我要打倒毛。
這次談話確實是極其出奇而不尋常的，使客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雖然在這期間，請他們參觀了……但他們仍然念念不忘地猜測和推敲毛講話的涵義，總想找出這次談話與他們的瓜葛在哪裡。最後還是不得要領，不明所以。不知捷沃西安回國後是如何匯報的。不僅他們，就連我當時也是在五里雲霧之中，什麼也不清楚。
從這段記述，我們看到，毛是暗示可能發生高崗問題，有意向蘇聯客人「通風報信」。而當時尤金和捷沃西安都沒有明白毛的意思。
3，關於科瓦廖夫給史達林的信。
這裡我還是要引用師哲先生的回憶，因為他是直接的當事人。
1949年12月—1950年2月毛訪蘇期間，因史達林長時間未與毛會談，毛向科瓦廖夫發脾氣。師哲寫道：
科瓦廖夫和費德林(蘇方翻譯)離開時，我送他們出門，發現科瓦廖夫的表情不正常。
他們走後，我去見毛。他情緒很好，高興地對我說：他如此教訓一番科瓦廖夫，其目的是為了使他向史達林反映情況(即反映我們的不滿)。
我向毛解釋說：「科瓦廖夫不會見到史達林的，也不會反映他受到的訓斥。他不能這樣說，也不敢這樣說。如果他這樣說了，他就會受到指斥或處分的，科瓦廖夫將採取什麼辦法擺脫窘境，還得等等看。」
不出所料，科瓦廖夫回去以後寫了一封污衊中國的長信。史達林收到信後，即刻轉交給我們，並說：「這是科瓦廖夫自己寫的，不是我們授意的。須知，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個技術員，卻往政治里鑽，這是很不適當的。」
後來，在主席和史達林一次談話中，談到派專家的問題，毛提出是否可把科瓦廖夫派給我們。史達林馬上說：「科不是專家，不懂建設，我們將給你們派出熟練的專家。」
這段敘述可以看出：第一，科瓦廖夫給史達林的信是他在蘇聯自己寫的，而不是高崗讓他寫的，更不是高崗寫好後讓他轉交史達林的。第二，史達林不贊成這封信的內容，以致後來不再讓科瓦廖夫到中國來工作，而改派阿爾希波夫來華。
另一方面，在1954年2月中旬召開中央高幹座談會期間，這封信曾在部分與會者之間傳閱過。當時也僅僅是根據信中有些內容與高崗的某些言論「相似」而「估計」是高崗所為，並無確實的根據。而高崗至死都沒有承認是他，或他授意寫過這樣的信。
4，高崗與貝利亞有關？
何文引用了1955年3月毛與尤金的談話，其中兩處使用了「可能」二字。這說明，無論高崗「與貝利亞之間有陰謀」也好，乃至「通過貝利亞與英國人有聯繫」也好，都是毛的猜測和臆斷。
其實，「高崗裡通外國」的罪名至今廣為流傳，其由來是有人在中央高幹座談會上揭發說，在東北時期，高崗「與一個洋人單獨談了三天三夜」，引起與會者譁然。後來國內外的一些書刊都曾談到高崗向蘇聯或史達林送情報，反映中共黨內的矛盾和反蘇情況。
事實並非如此。所謂「與洋人單獨談了三天三夜」純屬捕風捉影。
那是在1947年與1948年之交，蘇聯的一個名叫卡瓦列夫的軍事情報員來東北民主聯軍司令部找劉亞樓索取「關於東北敵我軍事力量對比和增長的估計」等材料。當時劉亞樓是東北民主聯軍的參謀長，卡瓦列夫與劉亞樓有過工作上的聯繫。可是劉亞樓不在，便要找當時主持司令部工作的副司令員高崗。高崗讓秘書劉家棟將其介紹給作戰參謀處處長尹達接談。在整個過程中，高崗根本沒有和卡瓦列夫見面，哪來「談了三天三夜」?更何況他不懂俄語，又怎能單獨密談呢?
關於給蘇聯送情報的問題，更是無稽之談。
1945年至1946年間，蘇聯內務部在中國東北各地建立了二三十個情報組織，其中極大部分是地主或傾向於國民黨的人員。這些情報組織給蘇方提供了不少對中共不利的失實情報，其中就有一些是說，東北的大多數中央委員是「反蘇的」，是對蘇聯「不友好的」這類完全失實的情報。蘇聯內務部和情報部門都曾收到過這些電報。當時中共的東北領導人，包括高崗在內，就曾正式向蘇聯指出過這種不當的情況。1946年至1947年間，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說，李富春在齊齊哈爾有反蘇言行。林彪、高崗、陳雲三人當即責問這是從哪裡來的謠言?並申明李富春是我們東北的重要領導幹部，他與中共中央完全一致，對蘇聯十分友好，根本不會反蘇，絕沒有反蘇言行。
需要說明的是，當時由於蘇聯軍人強姦婦女和蘇軍撤退時將大量東北的工業設備拆運回國，的確曾引起一些群眾和幹部的不滿甚至憤怒，這無可非議。蘇聯情報人員把這種不滿情緒歪曲誇大為「反蘇情緒」，並嫁禍於東北局的一些負責人，是完全錯誤，甚至是別有用心的。東北局的領導一方面向蘇方嚴正交涉，使他們處決了犯罪分子，以平民憤;同時批評蘇聯的情報不實;另一方面教育幹部群眾從大局出發，看到蘇聯出兵東北的偉大歷史作用，維護中蘇友好關係;也嚴肅批評了個別幹部的不當言行。今天看來，東北局的處置仍是正確恰當的。
1950年，毛訪問蘇聯時，史達林把那些挑撥中蘇關係的失實電報內容告訴了毛主席，說：「這是我們的蠢人幹的蠢事。」表示了對中共中央、對毛的完全信任。
1953年6月，貝利亞事件發生後，蘇共領導人把一份資料交給中共中央代表，並說：「這些挑撥中蘇關係的失實情報，就是貝利亞乾的壞事!」
當時去莫斯科聽取蘇共中央緊急通報的中共中央代表不是別人，正是高崗，翻譯就是毛的翻譯師哲。高崗回國後即把文件和資料交給中共中央，並如實作了匯報。如果他真的心裡有鬼，怎敢將材料全部交出?
現在，卻有人說這些情報是高崗送給貝利亞的，毛也懷疑高崗與貝利亞「有陰謀」。其實，貝利亞在1953年出事之前，是蘇聯主管情報機關的負責人，即使高崗與他有過聯繫，也不能因此斷定就是陰謀，更何況至今沒有證據表明他們之間有什麼聯繫。至於說高崗通過貝利亞與英帝國主義聯繫，更是毛的無端猜疑。
何文中還說到一個叫張某的「神秘人物」(影子)是高崗與蘇聯駐瀋陽總領事之間的聯繫人，據我所知也純屬子虛烏有。因為以高崗當時的身份，無論多麼「神秘」的人物，要接近高崗，都瞞不過警衛和隨身工作人員。
5，關於高崗的生活作風問題。
首先必須看到，高崗與許多女人發生不正當的性關係，這是我們黨和人民所不能容許的腐敗行為，在他的諸多罪行中，也是重要的一條，很令人反感不齒。但說一周就「安排了8個舞會」不是事實;他也不是「想跳舞，就下令去找女人」。高崗畢竟是中共的高級首腦人物，不是什麼人都能接近的，至少保衛制度也不允許。據我所知，在與高崗接近的女人中，除了家庭保姆(這些人都要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外，沒有超出國家工作人員的範圍。何文中所引毛主席的話「現已明確其中有些是敵對分子」，其實也不過是猜測而已。
6，一點疑問。
何文中說到在1954年2月2日，劉少奇和周恩來向尤金詳細通報了高崗事件的經過，並說高「可能會以自殺威脅黨」。2月13日又一次向尤金說高「仍以自殺相威脅」。
問題在於，四中全會是2月6日至10日召開的，會議從始至終沒有點高崗的名字。對高崗的揭發批判是從2月15日的中央高幹座談會開始的，高崗自殺未遂發生在2月17日。劉少奇和周恩來怎麼會在事前就將尚未發生的、未被證實的事情反覆向蘇聯人透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