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的「國病」何在?一言以蔽之：病在中國人沒有安全感，病在中國人的焦慮之中。據民戶網站在網上做的一個調查，題目是：「如果有來生，你願不願意再做中國人?」投票結果是，在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一名投票者中，竟然有高達65%稱來生不願意再做中國人!選擇來世再做中國人的只約有35%!所以有這樣的結果，根本原因就在於在中國做人，普遍缺乏安全感。教育家信力建發文講述為什麼中國人普遍缺乏安全感呢?
「如果有來生，你願不願意再做中國人?」投票結果是，在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一名投票者中，竟然有高達65%稱來生不願意再做中國人!
按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在1943年在《人類激勵理論》一文中提出的人來需求理論，人類需求像階梯一樣從低到高按層次分為五種，分別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其中「生理需求」，基本上屬於動物性需求，不具人的特殊性;而「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則是形而上的需求，所以，作為人最核心的需求實際上只有一個，就是「安全需求」。然而，就是這樣的需求中國人面前最成問題。
現在，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不安全感普遍增強，不僅是生活在最底層的農民，就連生活在社會最上層的1%的權力精英和4%的經濟精英，都感到了危機;處於社會中層12%的中產階級，是目前安全感指數相對較高的階層。中國各階層的危機感具體表現為掌握權力的權力精英對社會成員自由言論、集會、結社的控制，即對自身擁有的權力的不安全感;大量貪官攜款外逃和私有企業主向國外轉移財產，即對自身擁有的巨額財產的不安全感。僅《人民日報》公布，近年來中國貪官600多人捲款50億外逃，實際的數字遠不止這些，保守估計，90年代以來，中國外逃貪官和現正打算外逃的貪官約2,000人，加上已經拿到外國綠卡的中國官員和經濟精英的子女親戚等，共捲款1萬5千億。中國高層生活狀態尚且如此，處於中國社會底層的平民特別是下崗工人和農民，不安全感則來自最基本的生存威脅。在醫療、住房和教育改革後，處於社會底層的平民階層的不安全感顯著增加。精英的不安全感來自未經認同的權力和巨額不合法財產，平民的不安全感則來自教育與生存。相比之下，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訴求則簡單得多，主要來自日常生活的住行等生活安全，如擔心偷盜，搶劫，飛機出事等。安全指數是一個社會的穩定指數，不安全感容易產生攻擊性。如果一個社會的某個階層安全感普遍下降，這個階層的暴民數量就會明顯增多。安全感的普遍潰乏，以及安全感引發的攻擊性，容易引發一個社會的變革危機。目前的一些突發性事件，多是「能量聚集型」;但如果「能量聚集型」事件得不到解決，就會發展為「放大型」社會事件，導致如印度尼西亞之類的暴亂。
還有一個數字也能說明中國人普遍存在危機感的問題。中國三大入口網站之一的網易旗下的網易文化曾在網上開始了一項較為敏感的調查，題目是：「如果有來生，你願不願意再做中國人?」投票結果是，在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一名投票者中，竟然有高達65%稱來生不願意再做中國人!選擇來世再做中國人的只約有35%!所以有這樣的結果，根本原因就在於在中國做人，普遍缺乏安全感。
中國人的不安全感來自資源分布以及分配的不均勻。首先,落後地區的不安全感來自資源的分布不均勻，體現在地區間東南沿海和內陸地區。民族衝突問題，甚至某些群體性事件根本在於爭奪資源的問題上。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區，蘊藏著大量的礦產資源。如果這些優勢沒有為自己所用變成當地的財富，反而大量被發達地區開採利用。當地人民會擔憂一旦資源耗盡，他們還剩下什麼?如果留下的是差距更大的貧窮、落後以及一大堆污染問題，當地的人們自然會感覺不安全。這是可以理解的。其次，農民的不安全感來自城鄉資源分布不均。城市占有大量的人才、工業、市場。農村有大量的土地資源以及原料。如果城市化進程要以犧牲農民的土地為代價，讓農村變成城市，讓農民變為游離在城市邊沿的市民。農民除了土地一無所有，最後連土地也喪失，賠了農村的土地買不起城市的房，安全感從何而來?畢竟城市化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合理的分配讓中國人缺乏安全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最終的目標，公有制為主體，出發點上是好的，確實在國家大型的建設項目上有很大作用。但是，久而久之我們發現，在公有制這一土壤上滋生出少數固定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抱成一團，自成「先富者」，形成安全地帶。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公有制的實質在於讓每個中國人在所有制上有主人翁的地位，如果在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的環節出現問題，後面無論產品如何分配怎樣調整去體現社會公平都只是治標不治本。
從歷史上看，這種不安全感來自建國後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從建國到毛澤東逝世的26年中，全國性的運動計有70多次(地方一級的運動則要多十倍)。政治運動在中國人生活中投下的濃厚的陰影，大家都在「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恐懼之中，哪裡來的安全感?現在流行的廣場大媽舞，實際上就是這種恐懼感具體而微的表現。從數歲上看，現在五、六十多歲的廣場大媽們，文革時期正是她們少年兒童時代，按弗洛伊德的說法，此時期建立起來的崇敬與禁忌，將影響她們一生——可以斷言：她們所以熱衷「廣場舞」除了健身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們在利用這樣的舞蹈形式尋求一種安全感：比如高音喇叭傳出的激昂音樂，可以讓她們覺得自己還屬於某種勢力，沒有被排除在外;而集體的狂舞更能讓她們找到一種歸宿，一種安全。換言之，這些大媽所以熱衷於廣場舞，就是為了找回在她們兒童少年曾經為之熱血沸騰的「激情燃燒歲月」，或者說是對文革那種大轟大鬧，在偉大領袖指引下將自己意志強加於他人頭上的火紅時代的追憶。
從現實看，中國人的不安全感來自市場與計劃並行存在的雙軌體制。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兩條線並行，實踐證明作用是巨大的。如果在計劃和市場中間有一條明確的界限，那麼計劃和市場不產生交集。在體現廣大群眾的利益方面的領域絕對的計劃，醫療、教育、社保等會更有改觀。人們的生老病死還有一定的依託。改革，是有選擇性的，有側重的，分領域的;倘若計劃和市場產生交集，錢權的陰暗角落會很容易滋生。因為掌握一部分權力就意味著對資源有分配權，那麼人性能否經得住金錢的誘惑，要付出代價的。當老百姓看到官員們家財無限富可敵國，而自己卻連基本的養老、治病與小孩的教育都無從保障之時，又怎麼可能產生安全感?今天的中國人不僅對現實沒有安全感，對未來更沒信心。不知道社會以後會怎麼樣，因此也就不知道自己究竟該怎麼過日子。中國現在有非常多的人，程度不同地處在這種狀態里，即便按照流行風氣鼓勵的那樣，天天對自己說：管他呢，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他實際上還是心裡不踏實，許多事情都不敢深想：這樣的人一多，群體的焦慮就出現了。那些有錢有權的人，可以逃到外國去，實際上許多人已經將子女送出去了，但普通老百姓沒辦法，只能生活在這個不知道明天後天大後天會怎麼樣的中國的現實中。朝野上下，如此大面積地喪失對未來的確信，沒有方向，不知道國家應該往哪裡走，這種情況，辛亥以來好像是第一次吧。
中國社會目前正面臨解放以來繼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之後的第三次重大社會變革。社會分層已經相對穩定和明晰。社會上層精英對社會下層平民的強排斥性鋼化。社會下層進入社會上層的通道變窄，變遷成本加大。在整個社會變革的社會轉型與變遷中，中國民眾普遍感到失衡，民眾的不安全感增強。社會結構缺乏普遍的認同。社會各階層對社會各種現象和執政黨的執政以及對自身所處的社會認同和對他人的認同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偏離。這種偏離激化了改革開放不公所帶來的種種矛盾。這種矛盾不再是簡單的人民內部矛盾，具有敵我矛盾性質。潛在的革命已經在人們的心底產生。中國如果不及時改變這種能量聚集式的潛在革命危機，中國社會二千多年來的暴力革命與專制回歸的歷史宿命將再一次重演。最初的革命發生的人們的心底，仇恨的種子正在萌芽，隨著中國社會基尼係數的進一步增長，即使中國的經濟改革進一步取得成功，如果民眾從未來經濟改革中獲利不多或者說甚至繼續受損，中國民眾改革開放幾十年的不滿情緒一旦如火山般爆發，能量將無法預計。中國社會將發生一次更大規模的社會變革。暴力革命是每一個中國人都不願意再見的歷史事件，潛在的革命經已產生，亦可化解在萌芽狀態。
有鑑於此，今天真正能順乎民心把握潮流的領導人，當務之急就是增強中國人安全感。如何增強?只能是法治。用習近平的話來說就是「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各級領導幹部「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如此，中國人身上漸行漸遠的安全感自不難魂兮歸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