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加拿大《環球郵報》6月3日報導，直至停止開火，北京街頭死亡慘重。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的屠殺殺害了數百人，或許更多，以暴力結束了這場在中國希望政治變革的洶湧浪潮。
本周四是「六四」26周年紀念日，如以往一樣，北京每年都會竭盡全力阻止中國人民記起（這段歷史），他們在天安門附近的街道上派出士兵，擦洗網上任何提及此事的信息。
但是在渥太華，6月4日總會讓一小群加拿大人回憶起那段充滿挑戰的時期。當時，外交官員們努力地去了解發生了什麼，考慮如何疏散滯留在那裡的加拿大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何接納在這場殺戮後叛逃到加拿大的中國官員。
隨著在中國的事件被揭開，加拿大外交部在渥太華成立了一個危機處理小組，配有電視、100條電話線及增設工作人員。並以飛行訓練為幌子，加拿大派出一輛波音707軍用運輸機到東京待命，以便用來撤離（在中國的）加拿大人。渥太華還給駐北京大使館送去了專門的無線電設備，讓使館人員在中國一旦切斷通訊時仍能保持聯繫。
那是「一個非常時期」，Howard Balloch說。他是當時渥太華該危機處理小組的三名高層官員之一，後來成為加拿大駐中國大使。「每個人都在努力地去應對」，他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說。「沒有人知道會發生什麼。」
加拿大總理Brian Mulroney及外交部部長Joe Clark領導的加拿大政府至少兩次召見了當時的中國大使張文普，討論加拿大對在中國所發生事情的不安，以及在「六四」後討論了北京這場殺戮的恐怖。
但是當時在加拿大，即使是中國的高層官員也表示同情學生，使得在加拿大和中國，這有了其特有的複雜性。
1989年5月，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萬里首次訪問加拿大。據《天安門檔案》中的一份陳述，萬里在多倫多的一次講話中「讚揚了學生們的愛國熱情和他們為促進民主所做的努力」。在那次多倫多的活動中，當一名學生鋼琴家開始彈奏《國際歌》時造成現場混亂，當時這首歌已成為天安門廣場抗議者們的主題曲。
萬里很快被召回國，但他的觀點在加拿大並不少見，即使是在中國大使館裡。
「很明顯的是一些使館工作人員，可能包括張大使本人，從根本上是傾向學生的」，Balloch先生在他的一本書中寫道。
對於一些人來說，天安門殺戮讓人無法容忍，當時中國大使館有9至11人起義。確切數字還存在爭議。該使館有大約40名雇員。
「一人或兩人已相當引人矚目，畢竟使館紀律嚴明。當出現四個人、五人、六人和超出這個數字時，就相當重大了」，與Balloch先生同在中國危機處理小組的Bruce Jutzi說。
目前尚不清楚那些人後來發生了什麼，他們有可能先是被加拿大情報機構問話，然後移交給移民局官員。Jutzi先生說，「對於他們的日後生活，（加拿大政府）給予了一些幫助。」
張大使就沒有那麼幸運了。Jutzi先生說，在渥太華任職後，「他再也不能在（中國）政府中任職了。」
與此同時，對於渥太華，「六四」之後的一個主要問題是撤離在中國的加拿大人，據信當時該數字超出1400人。當中國拒絕讓停在東京的加拿大707軍用飛機入境後，加拿大外交部依靠當時加拿大航空公司的CEO Rhys Eyton，讓加航繼續保持常規航班。渥太華最終包了兩架加航的飛機幫助撤離，並派出掛有加拿大國旗的車輛，通過軍事檢查站，到北大校園接滯留在那裡的學生。
一些撤離更為複雜：在加拿大亞伯塔省，當地一些家庭要求該省政府幫助一些在戈壁灘工作的（加拿大）古生物學家。在亞伯塔省的堅持下，渥太華把他們帶到了北京——暴力發生的中心，因為那是讓他們搭上包機的唯一方式。
最終，加拿大撤離了800多人。
（譯文有刪節）
原文Canadian diplomats in China26 years ago recall crisis at Tiananmen Square
